<li id="4wvh6"><acronym id="4wvh6"></acronym></li>

        1. <rp id="4wvh6"><acronym id="4wvh6"><u id="4wvh6"></u></acronym></rp>

            1. 判例(2016)內0103刑初311號張志強、金顯忠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事判決書


              (2016)內0103刑初311號


              公訴機關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張志強,1951年3月1日,小學畢業,系無無,地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


              辯護人胡瑞軍,律師。


              辯護人孫學勤,律師。


              被告人金顯忠,1942年2月6日,初中畢業,系無無,地址:呼和浩特市;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


              辯護人孫克非,律師。


              辯護人張雪梅,律師。


              被告人馮世春,1961年11月21日,??飘厴I,系無無,地址:呼和浩特市;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


              被告人邢子學,1978年1月2日,大學本科,系無無,地址:山東省臨沂市;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


              辯護人馬世勇,律師。


              辯護人王志,律師。


              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以呼回檢刑訴[2016]6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張志強、金顯忠、馮世春、邢子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于2016-11-9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被告人張志強、金顯忠、馮世春、邢子學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胡瑞軍孫學勤、孫克非張雪梅、馬世勇王志,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指控。


              被告人張志強辯稱。辯護人胡瑞軍孫學勤、提出的辯護意見是。


              被告人金顯忠辯稱。辯護人孫克非張雪梅、提出的辯護意見是。


              被告人馮世春辯稱。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是。


              被告人邢子學辯稱。辯護人馬世勇王志、提出的辯護意見是。


              經審理查明,。


              本院認為,。依照的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張志強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0個月0日,并處罰金50000.0元,


              被告人金顯忠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0個月0日,并處罰金50000.0元,


              被告人馮世春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0個月0日,并處罰金50000.0元,


              被告人邢子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0個月0日,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份。


              審  判  長   陳春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書  記  員   郝曉晨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3-11
              來源: 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法院

              判例(2019)新0105行初72號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9)新0105行初72號


              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華凌市場國際商貿廣場負一層A座53號。


              法定代表人:王蘭花,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武禮斌,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施志群,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住所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天山區青年路397號。


              法定代表人:劉培平,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黨委書記、副局長。


              行政機關負責人:聞傳國,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黨委委員,總經濟師。


              委托代理人:李永玲,1983年3月10日出生,女,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主任科員,住烏魯木齊市天山區。


              委托代理人:孟曉輝,新疆同澤(東莞)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增泰公司)與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以下簡稱自治區稅務局)稅務行政其他一案,原告增泰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自治區稅務局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及應訴通知書等。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9年5月28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增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蘭花、委托代理人施志群、武禮斌,被告自治區稅務局行政機關負責人溫傳國及委托代理人李永玲、孟曉輝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自治區稅務局于2019年1月22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第一款作出新稅復不受【2019】1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


              原告增泰公司訴稱,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以下簡稱“烏市稅務稽查局”)于2018年12月10日對原告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書》(烏稅稽處【2018】330號)(以下簡稱“《處理決定書》)。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限內向被告提起行政復議申請。2019年1月29日原告收悉被告作出的新稅復不受【2019】1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以下簡稱“《復議決定書》”)。


              原告對被告上述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特向法院提起訴訟,理由如下:


              一、《處理決定書》包含稅務處罰內容,原告有權直接提起行政復議。


              (一)《處理決定書》包含稅務處罰內容


              出口貨物適用“零稅率”或出口退(免)稅制度的初衷,是鼓勵出口產品以不含稅價格參與國際競爭,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短幚頉Q定書》既然已認定原告采購環節不存在真實的貨物交易、取得的發票為虛開發票、出口環節不存在真實的出口交易,并且要追繳原告已取得的退稅款,本身足以避免國家的稅款損失。但同時,《處理決定書》要求對原告涉案年度“報關離境出口實現外銷收入300,959,518.00元,應視同內銷征稅,應計提增值稅銷項稅43,729,160.73元應補繳增值稅43,729,160.73元,應補繳城市維護建設稅3,061,041.26元,補繳教育費附加1,311,874.82元,補繳地方教育費附加874,583.22元”?!短幚頉Q定書》上述“視同內銷”計提稅費的行為明顯屬于“以征代罰”。烏市稅務稽查局以“處理”代“處罰”的行為違法,濫用納稅前置規則,侵害了納稅人的稅收法律救濟權。


              (二)原告的行政復議,也是對處罰行為的復議申請。被告以原告未按《處理決定書》的要求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提供相應的擔保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復議決定書》,依法不能成立?!抖愂照魇展芾矸ā返诹鶙l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騙取的退稅款,并處騙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薄抖愂照魇展芾矸ā返诎耸藯l則規定了納稅前置和復議前置規則,即: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需先繳納稅款或提供擔保后,方可依次提起復議和訴訟;而對于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則可直接提起復議或訴訟。烏市稅務稽查局不單獨下發處罰文件,而是在《處理決定書》中通過對原告“視同內銷征稅”的“以征代罰”方式,剝奪了原告本來享有的對實質上的“罰款”進行處罰聽證、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等稅收法律救濟權,不僅程序違法,而且存在大量的事實認定錯誤、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


              二、“充分保障民營企業法律救濟權利”是國稅總局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具體要求,各級稅務機關理應落到實處。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實施進一步支持和服務民營經濟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稅總發【2018】174號)第四點“嚴格規范稅收執法,保障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中,第(二十二)條“充分保障民營企業法律救濟權利”規定:“各級稅務機關對民營企業反映的執法問題、提出的行政復議申請要積極依法辦理、及時辦理?!睂γ駹I企業因經營困難一時無力繳清稅款、滯納金或無法提供擔保等原因,不符合行政復議受理條件的,復議機關在依法處理的同時,要甄別情況,發現主管稅務機關稅收執法行為確有錯誤的,應當及時督促其依法糾正”。稅總發【2018】174號文已經明確要求各級稅務機關不能一刀切的不受理所有尚未繳清稅款、滯納金或者提供納稅擔保的行政復議申請,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后不查明任何事實,直接以原告尚未繳清稅款、滯納金為由不予受理,被告沒有將稅總發【2018】174號要求支持民營企業的精神落實到實處,并且嚴重違反了稅總發【2018】174號文。


              綜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的決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現訴至法院,請求:1、判令被告撤銷2019年1月22日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新稅復不受【2019】1號),并責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2、判令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原告針對其訴訟請求向本院提交的證據如下:


              證據1、《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新稅復不受【2019】1號);證明被告不予受理原告行政復議申請的事實。


              證據2、《行政復議申請書》和《關于行政復議申請的情況說明》;證明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復議申請的事實。


              證據3、《稅務處理決定書》(烏稅稽處【2018】330號)證明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隊對原告作出的處理決定并且包含行政處罰內容,原告有權對行政處罰直接提起行政復議申請。


              證據4、EMS面單(1072072463430);證明原告2019年1月29號收到《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


              被告自治區國稅局辯稱,一、答辯人作出的行政行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


              被答辯人因不服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烏稅稽查處【2018】330號),于2019年1月16日向答辯人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經答辯人審查認為,被答辯人同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在納稅上發生爭議,但是,截至2019年1月21日,申請人未按照稅務處理決定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為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按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行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后,應當在五日內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并書面告知申請人”的規定,答辯人決定不予受理,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新稅復不受【2019】1號),并與當日郵寄送達被答辯人。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在接到稅務機關的稅務處理決定后,向答辯人提出復議申請前,沒有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的事實清楚,答辯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的規定,在法定期限內作出不予受理決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也符合《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實施進一步支持和服務民營經濟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文件精神。


              二、稅務處理決定書沒有稅務處罰的內容


              《稅務處理決定書》是稅務機關在對各類稅收違法行為依據有關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作出征稅處理決定時使用;稅務機關對稅收違法當事人作出處罰決定時,按照行政處罰的規定使用的是《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本案中,烏稅稽處【2018】330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是對被答辯人作出的征稅決定,沒有稅務行政處罰的內容,原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稅務機關對被答辯人尚未進行稅務行政處罰。


              綜上,請求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自治區國稅局向本院提交了證明其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證據、依據:


              證據1、《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新稅復不受【2019】1號);


              證據2、金稅三期稅收管理系統查詢頁面截屏打印件;


              上述證據證明被告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證據2上有入庫查詢為零,說明截止到2019年4月22日還未繳納稅款。


              證據3、特快、掛號信函登記表以及王蘭花郵政特快專遞單;


              證據4、李永玲郵政特快專遞單以及運單查詢信息截屏打印件兩頁;


              上述證據證明2019年1月16收到王蘭花申請,2019年1月22日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新稅復不受【2019】1號)并在當日送達,2019年1月28日原告王蘭花收到,說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行政行為,程序合法。


              證據5、《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烏稅稽處【2018】330號);證明原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稅務機關已經明確告知了原告申請行政復議的條件、期限包括復議機關等內容。


              證據6、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關于印發《全國稅收征管規范(1.2版)》的通知(稅總辦發【2016】133號);證明稅務處理決定和行政處罰適用不同的法律文書,稅務處理決定書中沒有稅務行政處罰的內容。


              證據7、關于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案件移送書;證明烏魯木齊市稅務局沒有對原告進行行政處罰。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第八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十三條。


              經庭審質證,對被告自治區稅務局提交的證據:原告對證據1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對證據2的合法性認可,真實性不認可,只是電子證據,無法核實;關聯性有異議,稽查局下發的處理決定是包含處罰內容的;對證據3、4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但我們簽收的日期是2019年1月29日;對證據5的真實性、關聯性認可,合法性不認可,包含了大量“以征代罰”;對證據6的真實性、合法性認可,關聯性不認可,這只是一個參考的文本,并不能證明稽查局下發的處理決定;對證據7的真實性認可,合法性及關聯性不認可,被告只是移送,并不能證明公安機關已立案。


              對原告增泰公司提交的證據,被告對證據1、2、4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對證據3的真實性、合法性認可,關聯性不認可,稅務處理決定書就是稅務處理內容,不包含行政處罰內容,該證據不能達到原告的證明目的。


              本院綜合全案情況審查對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作如下確認:


              對被告自治區稅務局提交的所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與本案的關聯性均予以確認。


              對原告增泰公司提交的所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與本案的關聯性均予以確認。


              根據上述有效證據,本院查明下列事實:


              2018年12月10日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對原告增泰公司作出烏稅稽查處【2018】330號《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原告增泰公司不服該決定,2019年1月16日向被告自治區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經被告審查,原告未按照稅務處理決定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2019年1月22日被告作出新稅復不受【2019】1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并于當日郵寄送達原告。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訴訟。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海關、金融、國稅、外匯管理實行垂直領導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被告自治區稅務局作為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的上一級主管部門具有受理不服垂直領導的下一級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的行政職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按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行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后,應當在五日內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并書面告知申請人。本案中,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烏稅稽查處【2018】330號《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是對原告作出的征稅決定,原告在接到稅務機關的稅務處理決定后,向被告提出復議申請前,必須先按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原告在申請行政復議前未按照稅務處理決定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據此,被告決定不予受理原告的提出的復議申請,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對原告要求撤銷被告被訴行政行為的訴訟請求,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對被告的辯解理由,本院予以采信。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要求撤銷被告2019年1月22日作出的新稅復不受【2019】1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并責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0元,(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已預交),由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薛?琳


              人民陪審員??王雪峰


              人民陪審員??宋?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


              書?記?員??楊?鵬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3-06
              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

              判例(2019)新0105行初74號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其他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9)新0105行初74號


              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華凌市場國際商貿廣場負一層A座53號。


              法定代表人:王蘭花,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武禮斌,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施志群,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住所地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人民路246號。


              法定代表人:郭超,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局長。


              出庭行政機關負責人:王建義,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總經濟師。


              委托代理人:劉燕,女,1981年11月16日出生,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法制科科員,住烏魯木齊市天山區。


              委托代理人:柳蓉,上海建緯(烏魯木齊)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增泰公司)與被告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以下簡稱烏市稅務局)稅務行政其他一案,原告增泰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烏市稅務局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及應訴通知書等。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增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志群、武禮斌,被告烏市稅務局行政機關負責人王建義及委托代理人劉燕、柳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烏市稅務局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烏稅復不受〔2019〕2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經查,被申請人已對你單位進行答復,受理稽查查補稅款《延期繳納稅款的申請書》不屬于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職責。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你單位不符合申請延期繳納稅款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決定不予受理。


              原告增泰公司訴稱,一、原告于2018年12月l3日收悉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以下簡稱“烏市稅務稽查局”)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烏稅稽處[2018]330號)(以下簡稱“《決定書》”)?!稕Q定書》要求原告在收到《決定書》后十五日內到原告主管稅務機關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以下簡稱“水磨溝區稅務局”)繳納稅款共計101,707,079.4元及相應的滯納金。原告由于經濟困難,無法在l5日內繳清上述巨額稅款,依法向水磨溝區稅務局提交《延期繳納稅款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以下簡稱“延期納稅資料”),水磨溝區稅務局收到原告的延期納稅資料后,遲遲不依法受理,甚至直接將延期納稅資料退還原告。原告認為水磨溝區稅務局上述行為屬于行政不作為,依法向被告提起行政復議申請,請求被告責令水磨溝區稅務局依法受理原告的申請延期納稅資料。2019年1月30日,原告收悉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烏稅復不受〔2019〕2號)(以下簡稱《不予受理通知書》)。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不予受理通知書》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


              (一)原告并未收到水磨溝區稅務局任何答復。原告分別于2018午12月26日向水磨溝區稅務局郵寄延期納稅資料。2019年1月3日,水磨溝區稅務局以資料內容有誤為由,通知原告前去其辦公地點修改延期納稅資料。2019年1月4日當原告前去修改延期納稅資料時,水磨溝區稅務局直接將延期納稅資料退還原告,并未給予任何答復。


              (二)被告認定原告“不符合申請延期繳納稅款條件”,無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1、申請延期繳納稅款的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納稅人因有特殊困難,不能按期繳納稅款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批準,可以延期繳納稅款,但是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規定:“納稅人需要延期繳納稅款的,應當在繳納稅款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請,并報送下列材料:申請延期繳納稅款報告,當期貨幣資金余額情況及所有銀行存款賬戶的對賬單,資產負債表,應付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等稅務機關要求提供的支出預算?!?、原告符合申請延期繳納稅款條件,且在繳納稅款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請。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01條及《民事訴訟法》第82條的規定,期間不包括在途時間,只要在期限屆滿前交郵的,不算過期。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l2月13日收悉烏市稅務稽查局作出的《決定書》,原告的稅款繳納期限屆滿最后一日為2018年l2月28日。原告郵寄延期納稅資料的時間(2018年12月26日)在法定期限之內。而且,原告在郵寄延期納稅資料時,也一并提交了如下相關資料:(1)稅務行政許可申請表;(2)延期繳納稅款申請審批表;(3)原告2017年1月2018年12月所有銀行帳戶的對帳單;(4)原告2018年l2月貨幣資金余額情況說明;(5)原告2018年9月資產負債表;(6)原告2018年8月-11月人員工資支出證明;(7)原告2018年8月-11月社會保險費繳納證明;(8)原告2018年12月-2019年2月應付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的支出預算。


              綜上,原告認為被告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書》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F訴至法院,請求:l、判令被告撤銷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烏稅復不受〔2019〕2號),并責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2、判令被告承擔本案的一切訴訟費用。


              原告針對其訴訟請求向本院提交的證據如下:


              證據1、行政復議申請書;證明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復議的事實。


              證據2、烏稅稽處[2018]330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證明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要求原告在15日內繳清巨額稅款的事實。


              證據3、EMS面單(1037708722230);證明原告2018年12月26日向水磨溝區稅務局提交《延期繳納稅款申請書》。


              證據4、《延期繳納稅款申請書》;證明原告申請延期繳納稅款的事實。


              證據5、EMS面單(1066185680031);證明原告2019年1月30日收到被告《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


              被告烏市稅務局辯稱,因被答辯人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訴我單位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烏稅復不受〔2019〕2號)一案,現答辯如下: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水磨溝區稅務局已經答復原告,不屬于其職責。


              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向水磨溝區稅務局郵寄延期納稅資料,水磨溝區稅務局收到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已答復稽查查補稅款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屬于其職責。


              二、原告提出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符合法律規定,我單位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的行政行為于法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延期繳納稅款需要在“納稅期限”屆滿前提出?!岸悇諜C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確定的期限”指稅務機關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增值稅暫行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據以計算納稅人應納稅額的所屬期限和申報繳納稅款的法定期限。本案中稽查局查補稅款所屬期均在20l5年-20l7年,所以原告應在2015年-2017年相應的納稅期限屆滿前提出延期繳納稅款申請?!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七十三條規定:“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按照規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的,納稅擔保人未按照規定的期限繳納所擔保的稅款的,由稅務機關發出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責令繳納或者解繳稅款的最長期限不得超過15日?!被榫帧抖悇仗幚頉Q定書》要求原告自收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繳納稅款、滯納金指的是“限繳期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納稅期限”性質不同?;椴檠a稅款均屬于納稅人未在規定稅款所屬期內繳納的稅款,此時稽查局處理決定書要求原告在15日內繳納稅款、滯納金,實質上是對原告的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此期限與申請延期繳納稅款的期限性質不同?!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稅務機關對不予批準延期繳納稅款申請的,從繳納稅款期限屆滿之日起加收滯納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七十五條規定,滯納金起算時間從“納稅期限”屆滿起計算,而不是從“限繳期限”屆滿起計算,所以本稽查案對原告應從2015年-2017年相應的納稅期限屆滿后起計算滯納金。如果稅務機關處理決定書中的“l5”日可以作為“納稅期限”,就會出現從2018年12月收到處理決定書次日開始計算滯納金的情形,這與稅收征管法的滯納金制度沖突。故原告提出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符合法律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設置“延期繳納稅款”條款的立法本意是對正常申報繳納稅款的納稅人,因困難難以繳納稅款的一種救濟措施,經批準的延期繳納稅款在批準延期期間不加課滯納金,這是對遵守稅收法律、法規的納稅人因為特殊困難不能按期繳納稅款的權益的一種保護,而稅務稽查查補稅款均是涉嫌偷、逃、騙取國家稅款的納稅人少繳的稅款,這些納稅人本身就存在稅收違法行為,不符合延期繳納稅款的法律規定?;榫帧抖悇仗幚頉Q定書》要求原告自收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繳納稅款期限指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七十三條規定的“限繳期限”,如果納稅人不能在限期的15日內繳納所形成的欠稅,可以制定清欠計劃,申請分批繳納,經稅務機關同意的,分批繳納期間應加課滯納金,稅務機關不同意的,可以依法采取強制執行措施。


              原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延期繳納稅款,但該申請不屬于水磨溝區稅務局應當受理的行政職責,原告對此申請行政復議,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規定的行政復議范圍,原告要求撤銷我單位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關于原告所說的不屬于行政職責的告知義務,國家稅務總局[2017]21文件,水區稅務局依據相關規定不予受理原告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


              綜上所述,本機關向原告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烏稅復不受〔2019〕2號)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烏市稅務局向本院提交了證明其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證據、依據:


              證據1、行政復議案件調查的函及送達回證;證明被告于2019年1月19日向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調查原告《延期繳納稅款申請》情況,水區稅務局收到我局的調查函。


              證據2、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申請稅款延期繳納情況說明;證明水磨溝區稅務局1月20日回函,證明水磨溝區稅務局已經答復原告,稽查查補稅款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屬于其職責,當面告知并讓原告將資料帶回。


              證據3、稅種認定情況的說明、稅種認定查詢結果截圖兩份;證明1.水磨溝區稅務局根據《稅收征管法》三十二條和《增值稅暫行條例》《企業所得稅法》等規定,確定原告應納稅額的所屬期限和申報繳納稅款的法定期限。2.原告《延期繳納稅款申請》應該在2015年-2017年相應的納稅期限屆滿前提出,2018年提出不符合法律規定。繳納的期限應當在應稅行為發生之日起次月十五日內,延繳應當在該期限內提出。


              證據4、行政復議申請書;證明原告行政復議申請書中承認,水磨溝區稅務局已告知原告:稽查查補稅款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是其職責”。


              證據5、2019年1月25日EMS郵寄單;證明被告根據《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經過5個工作日的調查,認為水磨溝區稅務局已答復原告“稽查查補稅款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不屬于其職責”,原告也不符合延期繳納稅款受理條件。于2019年1月25日向原告郵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通知書》(烏稅復不受[2019]2號),運單號1066185680031。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七條第一款、《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十六條第一款;《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


              經庭審質證,對被告烏市稅務局提交的證據:原告對證據1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對證據2真實性、關聯性認可,合法性及證明目的不認可。對證據3、真實性認可,合法性、證明目的、關聯性不認可。對證據4真實性、合法性認可,關聯性、證明目的不認可,與本案無關。對證據5真實性認可,合法性、證明目的不認可。


              對原告增泰公司提交的證據,被告對證據1、2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對證據3、4真實性認可,我局確實收到,也答復了不屬于其職責。對證據5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我們是向原告郵寄送達的。


              本院綜合全案情況審查對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作如下確認:


              對被告烏市稅務局提交的所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與本案的關聯性均予以確認。


              對原告增泰公司提交的所有證據的真實性、與本案的關聯性均予以確認。


              根據上述有效證據,本院查明下列事實:


              2018年12月10日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烏稅稽查處【2018】330號《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2018年12月l3日原告收到該稅務處理決定,于2018午12月26日向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郵寄《延期繳納稅款申請》。2019年1月13日原告增泰公司向被告烏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經被告審查,經查,被申請人已對你單位進行答復,受理稽查查補稅款《延期繳納稅款的申請書》不屬于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職責。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烏稅復不受〔2019〕2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并于當日郵寄送達原告。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訴訟。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海關、金融、國稅、外匯管理實行垂直領導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烏魯木齊市稅務局作為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稅務局的上一級主管部門具有受理不服垂直領導的下一級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的行政職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行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后,應當在五日內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并書面告知申請人;對符合本法規定,但是不屬于本機關受理的行政復議申請,應當告知申請人向有關行政復議機關提出。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本法關于行政復議期間有關“五日”、“七日”的規定是指工作日,不含節假日。本案中,烏市稅務局在2019年1月18日收到原告增泰公司的行政復議申請,2019年1月25日作出了被訴行政行為并予以送達,符合上述法律規定,烏市稅務局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程序合法?!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照本法申請行政復議:(一)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二)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行政強制措施決定不服的;(三)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中止、撤銷的決定不服的;(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于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五)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合法的經營自主權的;(六)認為行政機關變更或者廢止農業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權益的;(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征收財物、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八)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或者申請行政機關審批、登記有關事項,行政機關沒有依法辦理的;(九)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教育權利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的;(十)申請行政機關依法發放撫恤金、社會保險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費,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放的;(十一)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本案中,原告申請延期繳納稅款不屬于水磨溝區稅務局應當受理的行政職責,原告對此申請行政復議,不符合上述法律規定的行政復議范圍,被告據此作出被訴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綜上,對原告要求撤銷被告作出的被訴行政行為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對被告的辯解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訴理由不能成立,其訴訟請求應予駁回。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要求撤銷被告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烏稅復不受〔2019〕2號《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并責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0元,(原告已預交),由原告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薛?琳


              人民陪審員?宋?峰


              人民陪審員?李東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書?記?員?楊?鵬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3-06
              來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

              判例江蘇宏偉箱包有限公司、趙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17)蘇0482刑初482號

              公訴機關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21081675485253E,住所地儀征市大儀鎮工業集中區308號,法定代表人趙某。

              訴訟代表人吳翠英,女,1966年11月7日生,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員工,住江蘇省儀征市。

              被告人趙某,男,1965年1月17日生,漢族,江蘇省儀征市人,初中文化,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江蘇省儀征市,戶籍地江蘇省儀征市。因涉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7年6月19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薛少飛,江蘇樂助律師事務所律師。

              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檢察院以壇檢訴刑訴[2017]456號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被告人趙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7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訴。經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并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劉展出庭支持公訴,被告單位訴訟代表人吳翠英、被告人趙某及其辯護人薛少飛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起訴指控:2016年3月至4月間,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常州旭騰公司)、常州聚升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常州聚升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先后6次通過李某1購買常州旭騰公司、常州聚升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37份,稅額合計人民幣601590.64元。具體事實分述如下:

              1、2015年9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旭騰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7份,稅額合計人民幣118389.74元。

              2、2015年11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旭騰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8份,稅額合計人民幣135302.56元。

              3、2015年12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旭騰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9份,稅額合計人民幣149757.84元。

              4、2016年3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旭騰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4份,稅額合計人民幣65920.24元。

              5、2016年7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旭騰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旭騰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4份,稅額合計人民幣59559.06元。

              6、2016年10月,被告單位江蘇某偉公司在與常州聚升公司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由被告人趙某通過陳艮杰購買常州聚升公司為江蘇某偉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5份,稅額合計人民幣72661.2元。

              被告人趙某自動投案,并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

              案發后,被告人趙某向公安機關退出人民幣601590.64元,向江蘇省儀征市國家稅務局補繳稅款人民幣198140.5元。

              上述事實,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及被告人趙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均無異議,并有證人陳艮杰、李某1、李某2等人的證言筆錄,辨認筆錄及照片,相關增值稅專用發票復印件,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復印件,常州市公安局金壇分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出具的稅案退稅明細,常州市金壇區公安局東城派出所民警出具的抓獲經過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在無實際購銷經營活動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趙某作為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追究刑事責任。公訴機關指控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被告人趙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罪名成立,應予采納。被告單位犯罪以后,被告人趙某作為被告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被告人趙某及被告單位均是自首,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庭審中,被告人趙某自愿認罪,對其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案發后,被告人趙某能退出人民幣60萬余元,并向江蘇省儀征市國家稅務局補繳稅款人民幣19萬余元,彌補國家稅款損失,對其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在本案審理期間,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能預繳罰金,對其亦可酌情從輕處罰。根據被告人趙某的犯罪情節、認罪態度及悔罪表現,對其可以減輕處罰并可宣告緩刑。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趙某系初犯,能如實供述,自愿認罪,建議對其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的辯護意見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納。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國家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制度,懲罰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江蘇某偉箱包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罰金已預繳)。

              二、被告人趙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六個月(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三、被告人趙某退至公安機關的人民幣403450.14元用于補繳稅款。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

              審?判?長??張照鵬

              人民陪審員??張福明

              人民陪審員??朱小玲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書?記?員??鄒菲菲

              附本案判決適用的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第三十條: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第三十一條: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五十二條: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

              第六十四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

              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第七十二條: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第七十三條: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犯有數罪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所犯數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部分犯罪的行為,認定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還應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3-05
              來源: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法院

              判例伍潤荷、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二審刑事裁定書

              刑 事 裁 定 書


              (2017)粵刑終1569號


              原公訴機關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伍潤荷,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溫志勇,廣東樂信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增城新塘鎮甘涌村東涌九橫街38號,法定代表人吳海凌。


              訴訟代表人周某紅,女,1971年9月20日出生,系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經理。


              原審被告人袁奕榮,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梁羨英,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金旺龍、黃曉敏,廣東眾幫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人鐘慶培,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吳炳志,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住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11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F取保候審。


              原審被告人吳海凌,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廣園東路。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取保候審。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伍潤荷、吳炳志、吳海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案,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6)粵01刑初523號刑事判決。宣判后,被告人梁羨英、伍潤荷不服,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上訴人,聽取辯護人意見,認為案件事實清楚,決定以不開庭的方式進行審理。本院審理期間,梁羨英表示服判,申請撤回上訴,本院已裁定準許。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間,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吳炳志、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吳海凌為非法牟利,在沒有發生真實業務的情況下,通過虛構交易的方式,介紹他人或者讓他人為自己經營的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被告人梁羨英、袁奕榮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梁羨英、袁奕榮還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伍潤荷作為梁羨英、袁奕榮的下線,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炳志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海凌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經統計:


              被告人袁奕榮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530608.58元,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2377864.47元。


              被告人梁羨英介紹他人虛開、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稅額合計人民幣5531258.51元;被告人鐘慶培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70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4278910.72元。其中兆天公司取得的65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人民幣1036080.06元,現已全額退繳。


              被告人伍潤荷介紹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3151358.57元,均已由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


              被告人吳炳志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629650.16元,均已由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其中兆天公司將取得的74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人民幣1239401.55元,現已全額退繳。


              被告人吳海凌通過被告人鐘慶培、吳炳志的介紹,為其經營的被告單位兆天公司接收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39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275481.61元,均已由兆天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現已全額退繳。


              綜上,除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52744.11元未抵扣外,其余虛開的上述增值稅專用發票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10636420.44元。


              2015年9月22日,公安人員在被告人梁羨英家中將梁羨英和袁奕榮抓獲,后通過梁羨英用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的方式通知鐘慶培、伍潤荷到其家中,將二人一并抓獲。公安人員于當天在吳海凌家中將吳海凌抓獲。同年11月20日,被告人吳炳志被抓獲。


              案發后,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已于2016年5月30日向公安機關繳存了待補繳稅款人民幣100萬元。


              另查,2016年9月21日,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向國家稅務機關補繳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及滯納金等共計人民幣2657266.52元。在一審審理期間,被告人伍潤荷委托家屬向本院退繳人民幣50000元。


              原判認定上述事實有相關的銀行卡等物證,增值稅發票、銀行流水賬、申報抵扣稅款材料等書證,證人吳某儀等人的證言,電子數據,檢驗報告書等鑒定意見及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伍潤荷、吳炳志、吳海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人袁奕榮作為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經營者,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該公司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還以個人名義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吳炳志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介紹他人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梁羨英還讓他人為其參與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吳炳志虛開稅款數額較大,情節嚴重;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吳海凌作為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亦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吳炳志居間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被告人梁羨英歸案后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現,依法可減輕處罰。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伍潤荷、吳海凌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從輕處罰。被告人伍潤荷在一審審理期間主動退繳五萬元,確有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吳海凌在案發后,分別向公安機關及稅務機關補繳了全部抵扣的稅款,挽回了國家的全部稅款損失,依法可從輕處罰。鑒于被告人吳海凌確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決定對其適用緩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二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作出判決:


              (一)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二十萬元。


              (二)被告人袁奕榮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三)被告人梁羨英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四)被告人鐘慶培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五)被告人伍潤荷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十萬元(被告人伍潤荷委托家屬向本院退繳的人民幣五萬元予以抵扣罰金)。


              (六)被告人吳炳志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七)被告人吳海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八)扣押的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預交的人民幣100萬元用于補繳剩余稅款。


              (九)扣押的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的手提電腦等以及從吳海凌處及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處繳獲的電腦、移動硬盤、手機等予以沒收(以扣押清單為準,由廣州市公安局執行)。


              伍潤荷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1)原判認定部分事實不清,有部分伍潤荷介紹的發票沒有資金回流,不排除交易雙方是有真實的交易基礎,從證據存疑應當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出發,對該部分84張發票、金額9108051元應當予以扣除。(2)伍潤荷是梁羨英、鐘慶培的下線,其介紹虛開的發票均通過梁、鐘二人從上游企業取得,不存在繞過兩人單獨虛開的情形,但原判錯誤認定伍潤荷單獨介紹虛開16張發票的事實。(3)原判量刑偏重,且明顯不平衡,梁羨英有組織地操作虛開發票,其性質比其下線、偶然實施犯罪的伍潤荷嚴重得多,量刑上伍潤荷卻只比梁羨英少了兩年,明顯不符合罪行相當原則。請求二審依法減輕其刑罰。


              經審理查明:


              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間,上訴人伍潤荷、原審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鐘慶培、吳炳志、原審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原審被告人吳海凌為非法牟利,在沒有發生真實業務的情況下,通過虛構交易的方式,介紹他人或者讓他人為自己經營的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原審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梁羨英、袁奕榮還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上訴人伍潤荷作為梁羨英、袁奕榮的下線,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原審被告人吳炳志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原審被告人吳海凌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經統計,原審被告人袁奕榮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取得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11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875407.53元,除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人民幣152744.11元未抵扣外,其余已由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722663.42元;袁奕榮還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42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655201.05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綜上,袁奕榮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及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530608.58元,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2377864.47元。


              原審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共同介紹兆天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取得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70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4278910.72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梁羨英還讓他人為其參與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取得西安明陽紡服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6份,虛開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252347.79元,均已由君爵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綜上,梁羨英介紹他人虛開及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稅額合計人民幣5531258.51元,鐘慶培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70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4278910.72元。其中,兆天公司將取得的65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人民幣1036080.06元,現已全額退繳。


              上訴人伍潤荷介紹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3151358.57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


              原審被告人吳炳志分別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取得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4份、兆天公司取得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4份,合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629650.16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其中,兆天公司將取得的74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人民幣1239401.55元,現已全額退繳。


              原審被告人吳海凌通過原審被告人鐘慶培、吳炳志的介紹,為其經營的原審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取得西安盛源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39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275481.61元,均已由兆天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現已全額退繳。


              綜上,除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52744.11元未抵扣外,其余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已由受票企業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10636420.44元。


              2015年9月22日,公安人員在原審被告人梁羨英家中將梁羨英和袁奕榮抓獲,后通過梁羨英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的方式通知鐘慶培、伍潤荷到其家中,將二人一并抓獲。原審被告人吳海凌也于當天在家中被抓獲。同年11月20日,原審被告人吳炳志被抓獲。


              案發后,原審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已于2016年5月30日向公安機關繳存了待補繳稅款人民幣100萬元。


              另查明,2016年9月21日,原審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向國家稅務機關補繳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及滯納金等共計人民幣2657266.52元。在一審審理期間,上訴人伍潤荷委托家屬向一審法院退繳人民幣50000元。


              認定依據:


              (一)書證、物證。


              1、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5家涉案受票企業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與已抵扣稅額:(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間,共接受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139份,票面金額合計15660669.11元,其中稅額合計2275481.61元。至2015年1月間已全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2)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在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間,共接受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岐山永盛紡織廠、岐山縣康輝紡織廠、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85份,票面金額合計9412616.9元,其中稅額合計1367645.15元。至2014年9月間已全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3)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申報信息與認證結果清單,證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福州萊卡紡織有限公司、福州嘉冠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峨眉山是佳樂興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福安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6份,票面金額合計8619100元,其中稅額合計1252347.79元。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此外,該公司的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與發票明細,證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在2013年5月至2013年12月間,102份發票稅額1722663.42元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綜上:君爵公司讓他人虛開的發票187份,總票面金額合計21526316元,稅額合計3127755.32元。但實際抵扣178份,抵扣金額2975011.21元。(4)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在2014年2月至2015年8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87份,票面金額合計9487213元,其中稅額合計1378483.9元。至2015年9月間,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5)廣州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在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徐州眾成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69份,票面金額合計18168027.55元,其中稅額合計2639798.57元。


              2、偵查機關制作的梁羨英、鐘慶培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虛開的關系圖;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提供的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2011-2015年度的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及相應的開票公司、中間人、受票公司三方的轉賬記錄、受票公司的記賬憑證、進倉單、發票、銀行回單等資料,由被告人梁羨英簽認,證實:梁羨英、鐘慶培通過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等21家上游開票公司(開票方許某)向5家下游受票公司共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稅價金額共計38068076.4元,其中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33份、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65份、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76份、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72份、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100份。


              3、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伍潤荷、吳炳志、吳海凌、兆天公司以及吳某桃、余某強、盧某生、袁某安、盧某華、肖某桂、吳某球、唐某純、翱楓公司、君爵公司、岐山康輝紡織廠、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永盛紡織廠、涇陽富民科技、岐山東鑫紡織、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許某、張某、葉某華、劉某玲、袁某惠、梁某玲、楊某賓、李某平、黃某勝、黃某平、吳某儀、陳某農、湛某娟、湛某嬋等的銀行賬戶明細,證實涉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資金流轉情況。


              4、開票公司成都真誠溝通財稅咨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記及立案調查材料;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定西天盈紡織廠、湖南省隆泰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工商登記資料及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證實:上述開票公司的工商登記情況,偵查機關無法找到涉案關聯的上述開票公司的相關人員。


              5、搜查筆錄、扣押清單,證實:公安機關在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新塘大道新康花園康樂苑×棟×房梁羨英、袁奕榮的住處,從袁奕榮隨身攜帶的包內查獲公章、U盤、記事簿、銀行卡、U盾等一批。從梁羨英的臥室繳獲銀行卡、U盾、印章、賬本、增值稅專用發票、存折、手提電腦、文件資料等一批。經對吳海凌的住處及兆天公司進行搜查,扣押了企業會計報表及納稅申報表、送貨單、裝箱單、記賬憑證、進銷明細賬、進項抵扣認證結果及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電腦、銀行卡、存折、移動硬盤、銀行U盾、手機(2臺)。


              6、梁羨英對被繳獲8張銀行卡、2個銀行U盾的簽認,證實是用于開票使用的銀行卡,其中自己名義1張,另有使用葉某華、陳某(2張)、袁某光、鐘慶培、鐘某宇、劉某祺等人的銀行卡,以及用于開票中轉使用的展宇皮具、西安福安紡織品有限公司U盾各1個。


              7、鐘慶培對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資金銀行流水進行了簽認,證實鐘慶培個人賬戶回流資金共計167078030.3元。


              8、袁奕榮簽認的其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虛開關系圖、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2011-2015年度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轉賬記錄、記賬憑證、增值稅專用發票、進倉單、購銷合同等,證實袁奕榮通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為揚翰公司、富泰維公司、翱楓公司、君爵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48份,共計價稅金額16916511元。


              9、伍潤荷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富維泰服裝有限公司兩受票公司的進項匯總表、進項明細表及伍潤荷對虛開部分的簽認,證實伍潤荷為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77張,稅價合計8487313元;為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15張,稅價合計12201551元。即被告人伍潤荷涉案金額為20688864元。


              10、偵查機關制作的吳某桃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同案人吳某桃簽認的揚翰實業公司、富泰維公司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匯總表、相應發票的資金流轉過程及中間人的材料等,證實:(1)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吳某桃為其經營的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共計87份發票,稅價金額9487213元。(2)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吳某桃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徐州眾成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共計169份發票,價稅合計18168027.55元。上述合計17家公司共計256份發票,稅價金額合計27655240.55元。(3)上述中多家受票企業中,徐州眾成紡織有限公司開給富泰維的54份發票,價稅合計5966476.55元為邵艷湘介紹虛開外,剩余202份為伍潤荷介紹虛開。即:與本案相關部分為伍潤荷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價稅合計21688764元。


              1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商事登記資料,證實:該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14日,為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吳海凌,股東為吳海凌、徐某敏(吳海凌妻子),注冊資本50萬元。另有以吳海凌為法定代表人注冊成立的增城市海隆華服飾有限公司(股東吳海凌、徐某敏)、廣州市增城俊衡紡織服裝廠(個人獨資企業)、廣州市增城毅源制衣廠(個人獨資企業)、廣州市增城毅榮制衣廠(個人獨資企業)。


              12、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2011-2015年的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及相應的統計材料,包括流行轉賬流水、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送貨單或進倉單、財務記賬憑證、電子銀行交易回單等材料;被告人鐘慶培簽認的偵查機關制作的吳海凌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以及吳海凌簽認的相應銀行轉賬流水、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進倉單、財務記賬憑證、電子銀行交易回單等材料,證實:納稅人為兆天公司,銷方納稅人為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892600元;銷方納稅人為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2501520元;銷方納稅人為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422254元;銷方納稅人為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1萬元;銷方納稅人為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837165元;銷方納稅人為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402700元;銷方納稅人為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9萬元;銷方納稅人為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64430元。銷方納稅人為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50萬元;銷方納稅人為甘肅鑫晟工貿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7030000.11元。合計139份,價稅金額15060669.11元,兆天公司已全部作為進項發票予以抵扣。


              13、偵查機關制作的吳炳志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關系圖、金額統計一覽表:證實:2014年4月25、28日;8月19、24日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為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虛開2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共計人民幣2685828.5元。2014年6月23日、7月23日、8月24日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為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7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共計人民幣8530000.11元。上述共計發票98份,價稅共計人民幣11215828.61元。


              14、吳炳志的農業銀行賬號(6228***2579)的交易流水、吳炳志名下銀行賬戶及交易對手賬戶查詢與交易明細表,證實:該卡于2013年11月14日以自有資金8萬元開戶,2014年1月14日網銀交易開通前主要用于吳炳志個人小額消費,余額為1080.59元。至2014年12月5日最后一次交易。該卡與張某軍、李某、江某、買某明、肖某桂、朱某崗、黃某鍵、劉某雯、余某強、陳某國、薛某聘、盧某華、吳某球、李某華、陳某強、羅某峰、黎某彭、唐某純、張某偉、陳某東、吳海凌、吳某威、吳某儀(吳某威女兒)等人有大量資金往來,其中張某軍、李某、江某、買某明、肖某桂、朱某崗、吳海凌、吳某威、吳某儀等11個單位、個人匯入該賬戶103筆5520.9788萬元。其中張某軍匯入38筆2077.711萬元、吳某儀匯入4筆76.73萬元、吳某威匯入3筆4.44萬元。該賬戶匯給19人130筆5590.4961萬元,其中匯給吳海凌13筆796.08萬元、吳某威10筆257.7504萬元、余某強7筆221.2946萬元、吳某儀10筆94.6856萬元、陳某國3筆166.6萬元、吳某球3筆122.7135萬元、唐某純2筆23.7935萬元。


              15、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的建行賬戶查詢資料,證實:該公司與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吳炳志有資金往來。


              16、余某強接受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覽表及其簽認的涉案增值稅專用發票、匯款記錄、記賬憑證、增值稅納稅申報表、用于抵扣稅款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證實: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經盧某生介紹,接受岐山縣康輝紡織廠、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51份,價稅合計人民幣5876788.4元。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經吳某威介紹,接受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24份,價稅合計人民幣2685828.5元發票。


              17、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證實: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已辦理注銷登記,相關情況無法核實;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己人去樓空,無法聯系到相關人員。


              18、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通過對吳炳志賬戶(622××××2579)、吳某威賬戶(6228××××26174)、吳某儀賬戶(6228××××80419)三個賬戶2014年間存在網銀交易IP地址明細進行了查詢,其中吳炳志賬戶自2014年4月14日至10月28日有139條記錄;吳某威賬戶自2014年4月3日至12月10日有271條;吳某儀自2013年11月9日至2015年2月16日有307條,有相同IP地址的共35條記錄,其中:有17條記錄顯示上述3個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個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4月至8月);有14條記錄顯示上述吳炳志與吳某威的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4月至10月);有4條記錄顯示上述吳炳志與吳某儀的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6月至9月)。


              經向廣州市電信局進行IP地址查詢,回復為2014年資料已被覆蓋,無法查證IP地址對應的具體物理地址(即具體的場所的固定地址和移動上網時對應的基站地址)。電信工程師根據提供的資料介紹,上述所涉基本為固定地址的IP號碼,四組數字完全一樣,證明是在同一個撥號上網地址進行操作,并且是同臺硬件系統,不同硬件系統共用同一個無線路由器,出現的IP地址都是不一樣的,因此可以證明對應銀行卡是同一個硬件系統進行操作,也就是說吳炳志、吳某威、吳某儀的銀行卡網銀操作,曾在沒有斷線的情況下在同一臺硬件上操作過資金的調撥。根據銀行提供的數據,大部分的資金調撥都在上班時(9:00-17:30),但也有在下班時間,例如第22項,發生在2014年7月23日,吳炳志和吳某威的銀行卡同時在晚上20點發生網銀交易,在同一臺硬件上進行操作。綜合上述情況,不排除有人同時持有這幾張銀行卡進行使用的可能性。


              19、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三大隊出具的《情況說明》一份,證實:該隊于2015年9月22日在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新塘大街新康花園康樂苑×棟×房梁羨英的住處當場抓獲梁羨英、袁奕榮母子,后通過后通過梁羨英用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的方式通知鐘慶培、伍潤荷兩人分別到其住處,一并抓獲的情況。


              20、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2015)穗增法刑初字第1720號刑事判決書,證實同案人余某強、吳某威的判決情況。


              21、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年5月23日作出的(2017)粵01刑終546號刑事裁定書,證實維持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粵0183刑初174號對同案人盧某生的刑事判決。


              22、重慶市墊江縣公安局作出的墊公刑立字[214]1393號立案決定書及強制措施等材料,證實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該局立案偵查。


              23、原審被告人吳海凌的一審辯護人向一審法院提交的書證:(1)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穗國稅東稽處[2016]133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證實稅務機關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處罰決定。(2)廣州市增城區國家稅務局出具的《稅收完稅證明》及銀行匯款明細各四份,證實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分四筆共向稅務機關補繳增值稅、所得稅及滯納金等共計人民幣2657266.52元。(3)中國工商銀行的轉賬憑證、個人業務憑證以及公安機關《扣押、凍結財物》收據各一份,證實兆天公司的直接負責人吳海凌委托妻子徐某敏于2016年5月30日向公安機關繳存了待補稅款100萬元。


              (二)鑒定意見。


              廣東大同司法會計鑒定所出具的檢驗報告,證實:


              1、兆天服裝、翱楓服裝、君爵服裝、揚翰實業、富泰維服裝等5間公司,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66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63465678.01元,稅額人民幣10789164.55元,價稅合計人民幣74254842.56元。其中:(1)兆天服裝在2012年10月22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間,受票13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3385187.5元,稅額人民幣2275481.6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5660669.11元;(2)翱楓服裝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4年8月24日期間,受票85張,涉及金額人民幣8044971.75元,稅額人民幣1367645.15元,價稅合計人民幣9412616.9元;(3)君爵服裝在2013年4月24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間,受票18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8398560.68元,稅額人民幣3127755.32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1526316元;(4)揚翰實業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受票8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8108729.1元,稅額人民幣1378483.9元,價稅合計人民幣9487213元;(5)富泰維服裝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2月25日期間,受票16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5528228.98元,稅額人民幣2639798.5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8168027.55元。


              2、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袁奕榮、吳海凌、吳炳志、吳某桃等人,在2012年09月20日至2015年08月29日期間開(受)增值稅專用發票情況。其中:(1)梁羨英、鐘慶培,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8月23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346張,涉及金額人民幣32536817.89元,稅額人民幣5531258.5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38068076.4元;(2)伍潤荷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202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8537405.43元,稅額人民幣3151358.5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1688764元;(3)袁奕榮在2013年4月24日至2014年11月14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153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4885932.42元,稅額人民幣2530608.58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7416541元;(4)吳海凌在2012年10月22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13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3385187.5元,稅額人民幣2275481.6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5660669.11元;(5)吳炳志在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8月24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98張,涉及金額人民幣9586178.45元,稅額人民幣1629650.16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1215828.61元;(6)吳某桃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256張,涉及金額人民幣23636958.08元,稅額人民幣4018282.4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7655240.55元。


              3、兆天服裝、翱楓服裝、君爵服裝、揚翰實業、富泰維服裝等5間公司,在2012年09月20日至2015年08月29日期間,接收的667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稅額人民幣10789164.55元。其中:(1)根據申報表反映,實際抵扣增值稅專用發票658張,實際抵扣稅額人民幣10636420.44元;(2)未能確認抵扣情況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張,涉及可抵扣稅額人民幣152744.11元。


              (三)電子物證檢驗筆錄。


              1、電子物證檢驗筆錄4份,證實:通過司法程序對涉案U盤、吳海凌、鐘慶培的手機、兆天公司3臺電腦主機、袁奕榮、伍潤荷、梁羨英、黃某勝等人手機提取而形成的電子數據材料四份。


              2、電子物證檢驗筆錄4份,證實:吳海凌、鐘慶培手機、兆天公司3電腦主機通過司法程序提取而形成的電子數據材料。


              3、偵查機關將吳某威的三星手機、蘋果6手機中微信信息進行了提取,發現手機微信通訊錄中存有“楊某平平升布行”、“余某強Qiang”、“唐某純”、“Lqj河南小劉開票”、wu.bin.zi吳炳志;其中與“楊某平平升布行”、“余某強Qiang”、“唐某純”的微信有開票企業信息、發票款項的內容。


              (1)吳某威與余某強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14年8月8日15時15時09分33秒文字內容: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地址,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月牙橋,稅號,620104082369011,開戶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蘭州西固支行27018××××10452。15時09分46秒文字內容:應欠稅款362763元。15時29分05秒文字內容:搞店。2014年8月24日語音內容:二人關于是否收到錢的對話。


              (2)吳某威與唐某純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二人于2014年9月15日11時28分、2014年9月18日18時55分、56分、2014年10月4日8時07分、9時10分有發送開票的資料。


              (3)吳某威與楊某平微信聊天記錄顯示:二人于2014年7月27日13時45分、8月27日13時20分、19時11分、19時32分、9月4日11時49分、9月5日13時21分、9月10日12時13分、9月12日14時46分、9月23日18時15分、9月30日11時12分、15時35分、10月2日9時47分、10月9日15時54分、11月1日16時32分有發送開票的資料。


              (四)證人證言。


              1、證人黃某勝的證言及其辨認材料:我原是在梁羨英開辦的廣州市鋒鵬服裝有限公司工作了半年,擔任包裝部主管,2009年離職后在外面自己做生意。2011年,梁羨英的兒子袁奕榮找到我,我開始幫他做后整部工序,2012年底袁奕榮跟我說想與我合作開公司,主要由我負責生產加工業務,梁羨英母子負責在外接單出口。具體條件是開辦公司的注冊資金等費用及部分廠房租金、工人工資由他們承擔,租賃廠房及繳納房租是我負責,生產的牛仔褲每條給我3角錢作為利潤,也就是我的報酬。我至今銷售了約100多萬元服裝,我是通過廣州市巨豐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豐公司)出口。到現在為止巨豐公司退稅7萬多元,已劃到君爵公司的對公賬戶上,還有一些正在辦理退稅。我主要在新塘金利成布行、新塘浩豐布行拿布料。新塘金利成布行給的是東莞市宜雁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新塘浩豐布行給的是佛山市正啟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廣州市力洋紡織有限公司、廣州市緣紡景紡織品有限公司合計51145元的貨款是我向新塘盛源布行購買布料,他們要我打款給對方公司賬戶,產品銷售合同是新塘盛源布行的人提供的,由我簽名,這些發票都是按17%稅點給的。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也是用于我買布的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有一筆不記得是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還是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的那些貨款,是在新塘浩豐布行買布的,他們要我直接打款給對方。另外一筆我就找到袁奕榮向他買增值稅專用發票,他就給我拿來這些公司的發票,手續費給票面額的7%,發票給了秦某用于報稅。因為有時巨豐公司催我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他們,但我的進項不夠額度,所以要向袁奕榮買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手續費袁奕榮在給我的后整部加工費里分批扣除。袁奕榮是2013年春節后通過我表哥認識楊志超的,2014年底袁奕榮說發票有些問題,讓我帶他們去開封找楊志超,但我不知道他們談什么事情。


              2、證人秦某的證言:2013年大約3月份前后,君爵公司到我們廣州市潤鑫財務咨詢有限公司做代理記賬,由我負責抄報稅,2014年8月份開始我全部負責君爵公司的抄報稅及記賬業務。君爵公司的股東是黃某勝和徐陽,法人代表是黃某勝,實際控制人是梁羨英及其兒子袁奕榮,因為在2013年君爵公司的抄報稅業務時,都是梁羨英提供給我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而黃某勝只是在一些會計知識方面咨詢我,基本上沒有涉及君爵公司業務。我感覺黃某勝是負責公司生產,梁羨英負責財務方面,像是合作關系。從2014年年底開始,君爵公司賣給廣州市巨豐貿易有限公司的服裝生意業務開始多了,梁羨英的賣給廣州市元裕貿易有限公司的服裝生意業務比之前少了。但君爵公司的主要收入還是以梁羨英的業務為主。黃某勝拿給我抵扣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公司有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35多萬元、佛山正啟紡織有限公司3萬元、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35多萬元、東莞市宜雁紡織有限公司14多萬元、廣州市力洋紡織有限公司2萬多元、廣州市源景紡織品有限公司2萬多元、重慶市沙坪壩區明昌織布廠5千多元等。君爵公司剩下其他已抵扣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梁羨英拿來的,廣西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較多。


              3、證人梁某玲的證言: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老板是黃某勝和袁奕榮,黃某勝負責聯系客戶,拉服裝業務;袁奕榮負責拉客戶,主要是牛仔褲業務。我于2014年大概4月份到君爵公司工作的,負責和供應商核對貨物數量和出納工作。如果是真實有貨物的,會有貨柜車過來君爵公司運走貨物,如果是無貨物交易的,會有快遞到君爵公司,我們誰收到快遞就交給老板袁奕榮,老板拆開快遞就會將里面的票交給我,安排我送去增城新塘鎮匯美路匯景樓5樓一個阿姐那里。我所經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開票公司有闊金公司、闊業公司、安定公司。


              4、證人袁某安(袁奕榮父親)、葉某華(袁奕榮妹夫)、劉某玲(袁奕榮妻子)、袁某慧(袁奕榮妹妹)的證言,證實:四人均使用本人身份證開設了銀行賬戶給被告人袁奕榮使用。劉某玲還證實君爵公司的實際經營者是袁奕榮,負責接單,梁羨英負責銀行轉賬。


              5、證人周某紅的證言:我從2004年開始在兆天公司工作,現是公司經理,主要負責廠里的大小雜務、采購服裝原料、出口銷售等業務。兆天公司的服裝輔料(拉鏈、物料、金屬件等)是在廣州海珠區中大布匹市場、新塘新偉達公司(做膠袋)、新塘龍龍印刷廠(提供吊牌)等采購,無固定商家,由商家送貨上門或快遞,我們基本上也是電話訂貨比較多,貨款有代收的也有公司財務人員吳某芬在銀行轉賬的。中大布匹市場采購的輔料多數沒有發票,牛仔布是長期在新塘順舟紡織品有限公司(新塘鎮荔新十二路96號)訂貨的,都是我用電話或微信下單。至于貨款由老板與對方人員交接。我沒有聽說過成都市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


              6、證人吳某照的證言:我在兆天公司負責車間的生產和出貨,從2015年開始也沒有倉管人員了,倉庫進貨由我負責。兆天公司的倉庫管理沒有正規的記賬手續,我有本子進行登記,本子上會登記進貨日期、數量及布匹名稱,但是不會登記發貨公司,布料送到公司后,由我打電話給外面的搬運工進廠搬運,搬運好后由我在送貨單上簽名確認收貨,送貨單全部都會交給公司黃某萍。我會負責清點布匹的數量及類型,基本上都是牛仔布,所有的布匹都是由新塘的“順舟”布行送來,據我所知所有的原材料布匹都在新塘采購的,兆天公司沒有從外省采購過布匹。輔料也是在新塘采購的。據我所知是由周某紅經理負責聯系采購業務的。我沒接觸過公司的進項發票,我也沒有參與過公司付款,付款環節要問黃某萍才知道。我只將送貨單據即布單給黃某萍,她負不負責記賬、誰負責記賬我不清楚。我經手的兆天公司沒有收過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峽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岐山永盛公司以及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的貨物。


              7、證人黃某萍的證言:我從2012年開始在兆天公司工作,2014年年中開始負責計算工資及處理銀行轉賬等私人事宜。兆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老板吳海凌,沒有聽說過公司有其他股東。公司主要負責生產銷售牛仔褲,具體有哪些客戶我不清楚,我沒有跟客戶接觸過,他們均與老板聯系。公司生產的牛子褲均是外銷的,外銷途徑是由老板找外貿公司報關出口的。我在公司不做賬,做賬由吳海凌在外面請的做賬公司負責。兆天公司取得進項稅額發票及申報事宜由老板、老板娘和做賬公司負責,我沒有負責過公司記賬事宜,老板娘有沒有記賬我不清楚,公司沒有按照正規的財務會計制度記賬,但是老板自己有記流水賬。


              8、證人吳某芬的證言:我在兆天公司任出納員,主要負責公司內的支出、工人工資等。公司會計是黃某萍。我和黃某萍都沒有做賬,兆天公司的賬是由外面的財務記賬公司的一個叫阿棋的女孩負責,平時老板會把一些單據放在一個包里交給我或者黃某萍,再轉交給阿棋去記賬。


              9、證人嚴某棋的證言及其對相關記賬憑證、增值稅專用發票、合同及單據等書證簽認:兆天公司的報稅工作由我負責,一般每個月的月頭月尾我會到公司取單據、發票等資料,有時兆天公司的會計黃某萍送過來,通常是用一個信封裝好拿來的。兆天公司的稅控機放在公司里,開具發票由兆天公司的人負責。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峽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以及岐山永盛公司開具給兆天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由黃某萍交給我的,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有印象,至于抵扣金額和抵扣的發票份數均要看申報表才知道。2014年10月31日的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開票金額為701500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相關合同、電子銀行交易回單位、送貨單、進倉單等資料由兆天公司提供,記賬憑證則由我整理填寫,該筆記賬款項已作抵扣。


              10、證人徐某敏的證言及提供的退贓單據,證實:其于2016年5月30日自愿代丈夫吳海凌將人民幣100萬元退款到廣州市公安局指定銀行帳戶,希望法院能將該款作為罰交稅款判決,并對吳海凌從輕判處。


              11、證人吳某儀的證言,證實:其在其父吳某威經營小額私人貸款的港威貿易公司負責網銀轉賬,吳某威的網銀U盾由其保管,吳某威不懂如何操作網銀。吳炳志是吳某威的朋友,吳某威讓其幫吳炳志轉賬,其在公司的電腦幫他轉了兩個月左右,每次他拿張紙寫下要轉的賬戶和金額,拿網銀U盾給其,告訴其密碼。其曾幫吳炳志操作過匯出資金給肖某桂、黃某鍵、余某強。之所以其、吳某威、吳炳志的三個銀行賬戶從2014年4月至2014年10月多次在同一時段在同一個IP地址使用是因為公司有兩部電腦可以進行網銀操作,一開始三個銀行賬戶的網銀操作都是其負責,后來過了一個多月其教會吳炳志,他就自己操作。其還認識吳海凌和陳某東,但沒有為他們操作過,其他人其沒有印象。吳炳志的網銀U盾其沒有保管過。其也曾經幫吳炳志送過一兩個信封給翱楓制衣廠的余某強。其分4筆匯入76.73萬元進吳炳志賬戶、吳某威分3筆匯入4.4萬元進吳炳志賬戶,而吳炳志賬戶分10筆轉入其賬戶94.6856萬元,分10筆轉入吳某威賬戶257.7504萬元的原因是其曾經借給吳炳志35萬元,收利息一天1%,可能和吳某威給吳炳志的錢一起匯,其他是其父親和吳炳志之間的金錢來往,其不清楚。其和吳某威賬戶匯入吳炳志賬戶的資金金額和吳炳志匯給其和吳某威賬戶的資金金額相差如此之大,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要問吳某威。


              12、證人張某紅的證言: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股東有我、申某、申某銀,法定代表人是申某。天門市星昌棉業有限公司與旺達公司沒有真實的皮棉交易,只是我們向星昌公司的周老板購買了2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涉及金額280多萬元,稅額30萬元左右。旺達公司于2012年12月、2013年1月分別向江西省永豐縣富興服裝織造有限公司和吉興紡織品織造有限公司虛開了8張90多萬元和19張200多萬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旺達公司與富興公司、吉興公司沒有真實的棉布交易,發票都是虛開的。


              13、證人申某的證言:2012年過年的時候,我和張某紅、申某銀商量開成立墊江縣旺達公司,我是法人代表。公司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制作假合同、假的銀行交易記錄,假的入庫單、出庫單,買賣增值稅發票,賺取差價。張某紅負責聯系全國各地找公司花錢虛開增值稅發票,把發票帶回旺達公司來做賬,再聯系需要增值稅發票的公司虛開出來,收取一定的費用,賣給需要的公司;申某銀負責到墊江縣澄溪鎮處理公司的日常事務,并和宋某玉一起到稅務部門去領取空白的增值稅發票;需要法定代表人簽字的都是我在簽,開增值稅發票的電腦給相關公司虛開增值稅發票。旺達公司虛開給外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大部分是張某紅、申某銀和我一起通過郵寄的方式寄給發票上的公司,有時候是張某紅自己開車送到公司。


              14、證人申某銀的證言:2012年2月份左右,張某紅、申某和我一起商量新開一家公司,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賺錢。我們三個人是旺達公司的三個股東。旺達公司通過付點子費的方式從別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后再聯系需要增值稅發票的公司,把旺達公司申領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給這些公司,這些公司給旺達公司按照開票金額付點子費。旺達公司將從別的公司虛開來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了稅款之后,兩邊點子費的差價就是旺達公司掙的錢。旺達公司成立以來,沒有做過棉紡織品的銷售,全部都是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開展的業務。我記得有郵寄到湖北省的、廣東省的,具體不記得了。


              15、證人宋某玉的證言及辨認筆錄,證實:2012年3月份,申某銀、張某紅和申某想到墊江縣澄溪鎮成立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并說要租用我家的房。公司成立后,他們每個月到澄溪來二、三次,主要送進項票和他們產生的費用票據交給我,然后由我將進項票拿到澄溪國稅所去認證,稅務登記的時候,旺達公司向國稅局申請每月領10萬元面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份,每月限領2次,每次都是我到國稅所去領當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交給申某他們,他們在辦公室開好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自己帶走,只將銷貨方記賬憑證聯留給我,我再將每個月他們留下的所有票據交給他們在墊江聘請的會計陳某,由他做賬。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家公司或是個人到墊江旺達公司來談過生意,通過旺達公司的進項票和銷項票我發現,和旺達公司發生業務往來的全部都是外省的公司。


              經辨認照片,證人宋某玉分別指認出申某銀、張某紅、申某就是成立墊江旺達紡織有限公司的人。


              16、證人劉某華的證言:我現在住的套房在2012年時租給了三個河南人開的旺達公司,分別叫申某銀、張某紅和申某。我聽他們說,旺達公司主要經營紡織、棉布等,但是公司成立以后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旺達公司經營的紡織品、棉布等,門市里也沒有存放過旺達公司的產品,唯一堆放的三件棉布還是旺達公司注冊的時候拉進來的。


              17、證人陳某的證言:大約是2012年3月份,宋某文到我公司,叫我代理一個叫旺達公司的賬目。過了幾天,宋某文又領著一個叫申某銀的人來到公司,雙方約定由旺達公司在每月5日左右向我提供有關旺達公司的所有單據,包括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出項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貨單、出貨單、銀行進出賬付款單據等票據,由我經過具體核算后,向稅務局申報納稅。后來我了解到旺達公司的進貨方、銷售方都不在墊江。期間,發現旺達公司很多進出賬付款都是用私人銀行賬戶,很少用公司的對公賬戶。


              18、證人吳某桃的證言及其辨認筆錄:我是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東,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股東,是這兩家公司的實際經營者。這些發票是通過伍潤荷取得的,由于以前和伍潤荷做過生意,她曾經向我說過她可以提供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給需要的公司,用于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2013年為了減少繳交增值稅,我找到她,伍潤荷說可以,但要收取票面價稅合計金額的7%作為買票手續費。在揚翰公司辦公室的電子計算機上用網銀的方式通過揚翰公司中行沙埔開發區支行開設的對公銀行賬戶(賬號是7406×××407),該賬戶是揚翰公司開具的發票上的銀行賬戶上劃轉開票票面金額到伍潤荷指定的開票公司對公銀行賬戶。當天,伍潤荷會通過其私人賬戶將扣除了7%開票手續費后的資金返還到我在農行增城新塘支行開設的私人賬戶,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送到揚翰公司直接交給我,不會給別人。我會把這些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交給財務入賬,申報抵扣稅款。接受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都申報抵扣了。富泰維公司從2013年成立以來,存在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操作模式與揚翰公司的一樣,中間人也是伍潤荷。伍潤荷每個月月中都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票,如果我需要票,伍潤荷通過短信提供開票公司的對公銀行賬號、公司名、開戶行名稱。我就通過揚翰公司、富泰維公司對公賬號用網銀轉賬的方式將票面額金額轉賬至對方虛開公司的對公賬戶。當天或第二天,我的私人農行賬戶就會收到回流的資金,這部分資金是扣除開票手續費的余額,布料的開票手續費是票面價稅合計金額的7-7.5%,皮革票是8%,銀行走賬就完成了。當月或下個月,我就會收到伍潤荷親自送過來的虛假合同、送貨單、出庫單和虛開的發票。富泰維公司和揚翰公司接受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5家公司開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都是從伍潤荷處購買的無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經本人看過的購貨單位為富泰維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銷貨單位為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發票號碼02613686、02613687),富泰維和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是沒有實際業務往來的,是我司為了列支成本向伍潤荷購買了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開具的發票,當初我支付了開票手續費的,開票手續費為票面額8%。我和富泰維的銀行賬戶,根據上述銀行賬戶顯示,發票號碼02613686、02613687共兩張對應金額220100元,2014年12月17日富泰維的中行對公賬戶(中行:70035××8825)向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對公賬戶(中行:46636××625)轉入的220100元。同日,我農行私人賬戶(農行622848××511912)收到202492元。這是我通過伍潤荷的關系向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購買了上述兩張對應金額220100元的發票。揚翰實業共接受外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87份,金額共計9487213元;富泰維共接受外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169份,金額共計18168027.55元。揚翰實業及富泰維合計接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是27655240.55元。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19、證人余某強的證言及辨認材料:翱楓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是一家私營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機織、針織、鉤針編織服裝制造,我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變更為余樹良。2014年11月11日上午,國稅局稽查人員到我公司了解真實經營情況,發現我司有接受9份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00萬元,我司在2014年4、5月間收到上述發票后交給公司財務譚文靜記賬和向稅局報稅了。這些發票是吳某威(“九爺”,手機號碼1352××888、1333××880、1382××618)給我的,接受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時,由吳某威先將93萬元匯入我的農行的私人賬戶(62284××25511),具體吳某威用什么賬戶匯我不知道,我收到款當天用招行的公司賬戶直接將100萬元(含7萬元開票手續)匯到吳某威提供的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的公司賬戶,匯完錢后過了一段時間,吳某威將票拿到我公司交給我。翱楓公司賬上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陜西省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縣康輝紡織廠、岐山縣永盛紡織廠、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的所有進項發票,是向盧某生(“四哥”)購買的。翱楓公司賬上貴州雷山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的所有進項發票,總票額1750004.50是向吳某威購買的。2013年期間,我認識了盧某生,他跟我說起可以找一些公司幫忙虛開一些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稅款,因我的加工成本比較高,而且我日常買布等原料時,對方布行是沒有發票開給我的,我為了能夠節省點成本,就讓他幫我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具體操作是盧某生先提供要幫我出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公司賬戶給我,我就使用我公司的招商銀行賬戶將需要開具票面金額款項轉賬到對方公司的賬戶上,隨后盧某生又通過另外的賬戶扣除7.3%-7.5%手續費后將余額轉到我私人的招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賬戶上,再將相關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我就將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公司的譚文靜,讓她到稅局沖減成本。2014年3月份左右,吳某威跟我說起他都可以找公司幫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就讓他幫我開一些。手續費是7%,具體操作的方式和盧某生差不多一樣。我不認識吳炳志,在向吳某威購買發票的過程中我只接觸過吳某威一個人,沒有接觸到其他人。


              經辨認,余某強指認出同案人吳某威、盧某生。


              20、證人吳某威的證言及辨認、簽認材料:我很早就認識吳炳志了。2014年初,吳炳志找到我,說他可開棉布、運輸等的增值稅進項發票,問我能不能找到買家,并承諾是真的發票,開票手續費按照票面額的6%-7%收取。我介紹了翱楓公司的余某強給吳炳志認識,我只是介紹買方,轉發余某強的公司資料和每次的票額需求給吳炳志,將吳炳志通過微信發來的開票公司名稱、地址、稅號、公司開戶行、應欠稅款等資料轉發給余某強。如果余某強支付了款項,沒有收到開票方相應數額的發票,由我負責去追開票方(即吳炳志)。如果吳炳志把錢打入余某強賬戶后,余某強不將錢匯入指定賬戶,也由我負責去追余某強。開票手續費都是吳炳志收取的,我沒有分成。錢是吳炳志自己匯給余某強的,開了發票后,吳炳志將發票放在我港威紡織經營部(方政大廈203),具體怎么給余某強我不記得了,或者是余某強過來拿,或者是我讓女兒交給他。吳炳志共開過3次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余某強,具體開票單位我記不清了。我于2014年8月8日用我的農行賬號6228××3226174轉入余某強農行尾數511的銀行賬戶337370元,是余某強要發票,吳炳志一時不夠錢墊付開票款給余某強,讓我幫忙墊付了。我這個賬戶有這么多資金往來,是因為如果對方是河南籍人員,就是吳炳志讓我代墊開票錢。吳炳志沒有將尾數為2579的農行賬戶交給我使用。我本人銀行賬戶由我女兒吳某儀負責操作。余某強在2014年4月購買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75萬元增值稅專用發票時,余某強和我說沒有錢,讓我墊付購票全款,開票手續費晚點給,我答應了,我把5萬多元(具體金額記不清)現金給吳炳志,讓吳炳志把開票全款打給余某強,后過了一段時間余某強就還給我了,具體匯我哪個賬戶我不記得。我手機里面吳炳志發給我的微信和信息我已經刪除,包括余某強的我也刪除了。


              經辨照片,證人吳某威指認出同案人余某強,并簽認了其與余某強關于開票公司信息的微信記錄。


              21、證人盧某生的證言及辨認、簽認材料:平時人家都叫我“四哥”、“四眼仔”。我主要是作為中間人幫忙介紹他人在沒有實際交易的情況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從中掙點提成費。我幫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的老板余某強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除此外沒幫其他公司或者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大概在2012年底或者2013年年初期間,余某強跟我說是否可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約為20萬元人民幣左右。在此之前,我認識袁奕榮,他曾跟我提過他可以幫忙虛開一些增值稅專用發票。隨后我介紹他們雙方認識,他們雙方具體怎么談我就沒理會了。后來余某強通過我虛開了金額約30萬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公司的名稱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受票公司是余某強的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共開出3張發票,發票金額合計255726.5元,稅額合計為43473.5元,價稅金額為299200元。我記得袁奕榮跟我說發票已經開出來了,他自己沒有空送給余某強,讓我幫他拿給余某強。后來余某強先通過銀行賬戶將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那邊的走一下賬,隨后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將這筆錢打回給袁奕榮的個人賬戶上,袁奕榮扣除手續費后將剩的27855元打到我廣州商業銀行賬上,我扣除手續費后將剩余的277657元轉到余某強的賬戶。袁奕榮給了我幾百元,余某強不用給我提成費。我就幫他介紹虛開過上述這一次。我的銀行賬戶有借過給他人使用,但沒有給過梁羨英、袁奕榮、鐘慶培。余某強通過我介紹認識梁羨英,梁羨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余某強。


              經辨認照片,證人盧某生指認出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和同案人余某強,并對涉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銀行流水進行了簽認。


              (五)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1、上訴人伍潤荷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大概是2013年開始收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來抵扣稅款的。2012年聽梁羨英說她有一些外省布行的發票多,如果有人要可以找她。后來我和吳某桃做生意時候,她說公司不夠票做進項,同時想套一點現金,問我是否認識人,我就問梁羨英,梁羨英說有,手續費7%,我就收吳某桃7.2%或者7.5%,一般皮革類這些配件的發票,就收7.2%,布匹類發票收7.5%。我只向梁羨英收取增值稅專用發票,除了幫吳某桃開過票,我沒有再幫其他人開過增值稅專用發票。吳某桃名下有兩家制衣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和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每次都是這兩家公司需要發票,梁羨英提供開票企業的名稱和賬戶,由以上兩間公司將發票金額對應的資金匯到對方賬戶,當天或者第二天錢就回到我的賬戶,我馬上通過網銀匯給吳某桃的農行賬戶,也不是每次匯錢都是購買發票,偶耳有通過這種方式套現金,套現金免費的。如果是購買發票的,有時是梁羨英扣除稅點后匯給我,我再扣除我的手續費將余款匯給吳某桃,有時不扣錢,全額給回吳某桃,過一段時間累積一個金額再一次扣。發票一般是月底和合同一起寄過來的,梁羨英讓我去拿,然后我拿給吳某桃,當天或者過幾天再將簽好的合同給回梁羨英。我簽認的統計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受票公司有: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公司等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飾有限公司接受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其中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是找梁羨英的兒子袁奕榮開的。這些上下游公司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經辨認照片,上訴人伍潤荷指認出梁羨英。


              2、原審被告人袁奕榮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和黃某勝開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黃某勝是法定代表人,我是股東。2013年4月,黃某勝說有河南的老鄉可以開具布料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介紹了一個叫“楊志超”的河南開封人給我認識,我就讓楊志超安排企業幫我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作君爵公司的進項,也介紹新塘地區其他的企業找楊志超開發票。楊志超安排企業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全部都是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以收取手續費為條件開具給我的,按照所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加稅合計金額的6.3%至6.5%的比例向我收取開票的手續費。我則按照6.8%至7%的比例向我所介紹的受票企業收取手續費,從中賺取0.5%至0.7%的手續費。盧某生、伍潤荷都有找我虛開過增值稅專用發票,我都是收取他們開票金額6.9%的開票手續費;伍潤荷還找過我媽梁羨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母親梁羨英和我的業務是分開做的,我不清楚她的上游企業情況。君爵公司收到外省企業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所支付的開票續費為票面金額的6.5%。楊志超安排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的具體流程:兩種情況,其中第一種情況是楊志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君爵公司作進項,首先我把開票資料(包括購貨方名稱、購貨方納稅識別號、貨物名稱、貨物數量、開票金額等等資料)通過傳真、手機短信、微信等方式發送給楊志超,然后楊志超會告訴我開票企業的名稱以及企業銀行賬戶的信息,然后由我根據開票金額安排資金轉賬至開票企業的銀行賬戶,楊志超在扣除事先約定的手續費后,將剩余的資金轉回我指定的私人賬戶(也有時是楊志超將走賬資金全額轉回給我的私人賬戶,并讓我將手續費轉賬其指定的私人賬戶),同時開具好相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通過順豐快遞將發票寄到新塘牛仔城的自取點由我前往自行取回;另一種情況是我作為中間人介紹楊志超開具發票給別的企業,由需要開票的企業把開票資料交給我,我把開票資料轉發給楊志超,然后楊志超會告訴我開票企業的名稱以企業銀行賬戶的信息,由我通知受票企業根據開票金額安排資金轉賬至開票企業的銀行賬戶,楊志超在扣除事先約定的手續費后,將剩余的資金轉回我指定的私人賬戶,我通過我個人以及妹妹袁某慧農業銀行的個人賬戶接收楊志超返還的走賬資金。同時開具好相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通過順豐快遞將發票寄到新塘牛仔城的自取點由我前往自取回后通知受票企業找我拿發票。我記得曾經介紹過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隆翔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等公司接受楊志超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是盧某生找到我讓我開票的,廣州市隆翔服裝有限公司是黃某勝找到我讓我開票的,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兩間公司都是伍潤荷找我讓我開票的。2013年7月25日,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接受許昌祥盈紡織品有限公司20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2337050元;2013年6月27日,君爵公司接受鄭州錦潤紡織品有限公12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1401600元;2013年8月26日,君爵公司接受鄭州攀鑫紡織有限公司6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701100元;2013年10月-12月,君爵公司分四次接受淮安滿江紅紡織有限公司共22張江蘇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2518592元;2013年11月20日,君爵公司接受北川永華皮革制品有限公司5張四川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580000元;2013年4月24日,君爵公司接受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13張重慶增值稅專用發票,5月28日,接受8張增值稅專發票。21張發票價稅總額為2447675元;2013年10月24日,君爵公司接受蘭州盛開祥紡織品有限公司16張甘肅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1870000元。上述發票共計102張,價稅金額總計為11856017元。這些發票都是我找到楊志超,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由我按開票票面價稅合計金額6.5%支付手續費給他,然后由其安排相應的開票公司開票給我的,我收到這些發票以后用來做君爵公司的進項發票,用于抵扣增值稅款。經我確認,君爵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楊志超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情況如下:(1)鄭州攀鑫紡織品有限公司,共6份,共計金額599230.74元,共計稅額1101869.26元,共計價稅合計701100元。(2)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99658.12元,共計稅額67941.88元,共計價稅合計467600元。(3)湖南華拓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999370.96元,共計稅額67893.04元,共計價稅合計467264元。(4)墊江縣旺達紡織品有限公司,共22份,共計金額2191495.66元,共計稅額372554.34元,共計價稅合計2564050元。上述四家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我虛開回來的,價稅合計共計4200014元。經我確認,翱楓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楊志超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情況如下:(1)湖南沛軒服裝有限公司,共3份,共計金額255726.50元,共計稅額43473.50元,共計價稅合計299200元。(2)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共9份,共計金額854700.86元,共計稅額145299.14元,共計價稅合計100萬元。(3)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41880.34元,共計稅額58119.66元,共計價稅合計40萬元。(4)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共9份,共計金額854700.86元,共計稅額145299.14元,共計價稅合計100萬元。上述四家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我虛開回來的,價稅合計共計2699200元。


              經辨認照片,原審被告人袁奕榮指認出伍潤荷和楊志超、盧某生。


              3、原審被告人梁羨英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現在為廣州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該公司是黃某勝的注冊成立的,任公司法人代表,我兒子袁奕榮負責找業務,是君爵公司的實際經營負責人。2013年至2015年,自稱叫“許某”的河南籍貫的男子向我介紹陜西省、甘肅省等省份的增值稅發票。許某聯系外地公司需要開具銷項增值稅發票業務,由我聯系廣州開具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公司轉款到外地公司,接著外地公司將“貨款”轉給我私人賬戶,我再通過私人賬戶轉回給廣州公司,期間我按照增值稅票額6.1%收取中介費。我在河南開封見過“許四”,他是黃某勝的親戚,黃某勝問我要不要票并交代此人電話介紹我認識,同時見面的還有鐘慶培。我和鐘慶培約定共同找客戶,開票收益各分50%,我負責打款、匯款的操作,他負責和客戶聯系。這次見面主要溝通開票如何操作。他說有票賣給我,約定手續費他按票額6.1%收取,開票信息和要求全部通過微信、短信發給“許四”。如果是君爵要票,則通過君爵公司的公賬由我按票額打錢給許四提供的對公銀行賬號;如果是其他人要的,則由我談定手續費6.5-6.8%,并通知許四提供的公賬號給要發票的企業,由要發票的企業自己按票額打錢。打出的錢全部由開票企業的公賬打回我的農業銀行的私人賬號,差額是許四6.1%的手續費。多數由我扣除我的0.2-0.9%不等手續費,將余額打回要票的企業,也有個別全額打回款。發票由許四通過順豐快遞寄給我,地址是我的居住地址,要發票的人在本地的由我送并收取6.5-6.8%的手續費,外地是先提供對方農業銀行私人賬號,我確定收到款后再通過順豐快遞寄出發票。這些票是無貨物交易的。交易后我按每單6.1%的手續費打給許四提供的一個西安的農業銀行賬號。我的票源只在此人取得。我沒有直接認識下家。目前下家只有我兒子袁奕榮、鐘慶培和伍潤荷。我記得有介紹開票給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的有7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我記得介紹開票給廣州市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的有5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品有限公司。其中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是許某介紹,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是許某老婆張小姐介紹,其他就不記得了。以上這些發票都沒有實際業務發生。都是伍潤荷說富泰維公司和揚翰公司需要發票,我找許某等人提供的開票企業資料開出來的。我記憶中介紹開票給翱楓公司的有3家,分別是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我介紹翱楓公司購買的增值稅發票都是盧某生為中介,他也都有收取手續費。我記憶中介紹開票給兆天公司的6家,分別是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我記得介紹開票給君爵公司的有8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福州萊卡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峨眉山市佳樂興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福安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虛開發票的流程是:上游許某介紹開票公司,他將開票公司銀行賬號等信息發到我的手機,我再將信息發給下游需要票的工廠,下游要票的工廠將開票金額的款匯到開票公司賬戶,開票公司扣除續費再將款匯到我控制的賬戶,我扣除自己收取手續費后再將款轉回給下線中間人私人賬戶或要票的工廠指定賬戶,開票公司收到款后連同發票、合同、購貨單等資料郵寄給我,我再將這套資料交給下游要票的工廠。我也幫要票的工廠先墊資款給開票公司賬戶,流程走完后再向要票工廠匯款還給我。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我沒有直接接觸下游受票公司,也是幫朋友介紹,幫盧某生、介紹過廣州翱楓服飾有限公司,伍潤荷介紹過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和廣州事泰維服飾有限公司,幫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有限公司開過票。我自己收取開票金額0.5%的手續費,許某那邊收取6.5%左右的手續費。盧某生收取要票工廠7.5%的手續費,伍潤荷我就不清楚了。我介紹虛開增值稅發票獲利大概100多萬。我通過自己農業銀行賬戶及我以前簽認的陳某、鐘慶培、鐘某宇、劉澤淇、袁某光的銀行賬戶進行開票流程資金的回流走賬。


              經辨認照片,原審被告人梁羨英指認出鐘慶培、伍潤荷和許某、張某、盧某生。


              4、原審被告人鐘慶培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2012年6月左右,梁羨英主動找我跟她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就答應她了。我與梁羨英是搭檔關系,她普通話不好,我幫她聯系北方開票的許某、張某,我主要負責上下家開票事宜的聯系,梁羨英負責上下家的資金流轉及開票手續費的分配。2013年10月15日我跟梁羨英一起乘飛機從廣州前往西安,許某和張某談開票的事情。我們談了開票的流程:首先,如果廣州有工廠需要票找到我們,我們就將該信息打電話給許某或張某問有沒有票開。如果他們答應說有票開,他們就將開票企業的相關信息發短息給我或梁羨英。然后將該信息轉發給受票的工廠。再由梁羨英墊資轉賬給工廠指定的賬戶,工廠收到轉賬的資金后,再由工廠對公賬戶轉賬給許某或張某指定的開票企業對公賬戶??鄢泵骖~7%的開票手續費后,梁羨英將余款打回給受票企業指定的私人賬戶。最后,許某或張某再將開票回流資金轉賬給梁羨英。發票和購銷合同一起通過快遞的方式寄給梁羨英,再由我或者我和梁羨英的下家交給受票企業。7%的開票手續費由梁羨英負責分配,我和梁羨英得0.5%的手續費,許某或張某得6.5%的手續費。我基本上每月從梁羨英那里獲得1萬元左右。從2012年6月至今,我開票獲利30多萬元。我和梁羨英的下家有盧某生、伍潤荷,他們分得0.1-0.2%的手續費。其中盧某生(外號“四哥”)是介紹翱楓公司給梁羨英開票,直到2013年7、8月份,盧某生不再找梁羨英開票,而去找袁奕榮進行開票了。盧某生不會找我的,他都找梁羨英。我知道梁羨英收到發票和購銷合同的外省快遞都是直接交給盧某生,再由盧某生將發票和合同交給受票企業。我聯系的受票企業有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富泰維服裝有限公司。我聯系的上游開票企業有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岐山縣康輝紡織廠等陜西企業。上游開票企業有打款到我的個人銀行賬戶6228450080082099217中,這些款項都是開票的票面金額,總金額為167078030.3元。從2013年開始,我往兆天公司送票的次數有二十次左右,每次都是三四十萬元左右,總共發票金額共計600萬元左右。我幫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向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購買發票,票面金額價稅分別合計465910元(2013.3.1)、230000元(2013.4.18);向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購買發票,價稅分別合計300000元(2013.6.3)、350000元(2013.9.18);向岐山縣永盛織廠購買發票,價稅合計345008.40元(2013.10.14);向岐山縣康輝紡織廠購買發票,價稅合計600000元(2013.11.19)。具體的資金回流流程都是我或者梁羨英的個人賬戶向余某強個人賬戶4682030200449688支付票面金額扣除7.5%手費后的金額,余某強收到后按票面金額由翱楓公司對公賬戶轉賬到對應的上游開票企業的對公賬戶,開票企業收到后按票面金額再轉回到我的上述個人賬戶。我除了將新開的農業銀行的卡6228450080082099217交給梁羨英使用外,還將我老婆湛某娟農行卡、我兒子鐘某宇民生銀行的卡、我朋友陳某民生銀行的卡交給梁羨英進行開票轉賬回流資金所用。我和梁羨英現在賬戶里還有100萬左右的墊資資金。經我確認,以下兆天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許某、張某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是:(1)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共23份,共計金額2138051.30元,共計稅額363468.70元,共計價稅合計2501520元。(2)西安永順達紡織品有限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69230.80元,共計稅額130769.20元,共計價稅合計90萬元。(3)濟南嘉良紡織品有限公司,共12份,共計金額1198888.89元,共計稅額203811.11元,共計價稅合計1402700元。(4)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15525.64元,共計稅額121639.36元,共計價稅合計837165元。(5)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共1份,共計金額55068.38元,共計額9361.62元,共計價稅合計64430元。(6)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60900.84元,共計稅61353.16元,共計價稅合計422254元。(7)西安盛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62906.00元,共計稅額l29694.00元,共計價稅合計892600.00元。(8)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共1份,共計金額94017.09元,共計稅額15982.91元,共計價稅合計11萬元。上述八家公司價稅合計4992617.70元。其他公司我不記得了。另外,經我簽認:(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過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歧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2)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過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歧山縣康輝紡織廠、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等5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過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4)廣州市富泰維服飾有限公司接受過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經辨認照片,原審被告人鐘慶培指認出原審被告人梁羨英、吳海凌和許某、張某。


              5、原審被告人吳炳志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其沒有參與介紹他人為涉案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吳某威是做小額貸款公司的,其提供了自己尾數為257的農行卡給吳某威用于小額貸款。2013年其介紹河南籍人張占軍給吳某威認識。2014年5月,吳某威叫其到他的公司幫手了兩、三個月。2014年12月份,吳某威打電話給其說如果其提供給他使用的卡走賬出問題他被抓,叫其幫他頂包,其沒同意。與吳海凌見過兩次面,沒有打電話也沒有聯系,也沒有生意往來,沒有債務關系。


              原審被告人吳炳志辨認出張占軍。


              6、原審被告人吳海凌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從2002年開始做制衣,開了一家公司叫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我是法定代表人、實際經營者。2012年通過湛某嬋介紹認識鐘慶培,當時湛某嬋說鐘慶培可以幫我資金走賬及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們也就見過兩三次,鐘慶培介紹的開票公司中有岐山縣永盛紡織廠和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接受鐘慶培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流程:我通過鐘慶培以票面金額7%左右的價格購買多家外省企業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廣州市兆天公司進項發票抵扣稅款。鐘慶培先將我要開票金額扣除手續費之后將款匯入我農業銀行賬戶,我再根據他提供的開票公司賬號,用我公司賬戶將開票金額款匯入外省開票公司賬戶,然后鐘慶培將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對應的虛假購銷合同、貨物送貨單交給我或寄給我,我再交給公司作財務處理,作為進項發票抵扣稅款。我與吳炳志是在2014年初,通過我弟弟吳某威介紹認識的,吳炳志大概30來歲,他也是沙埔人。當時我說過想從公司轉錢出來還一筆私人貸款,吳炳志說他可以幫忙,以虛假布料交易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走賬,最后將錢套現。我是根據他提供開票公司賬號將開票金額款匯入對方公司,我不知道吳炳志是否有扣除手續費,再將款回流到我農業銀行賬戶,我再將買布的錢提現金給吳炳志。印象中他收取的手續費好像與鐘慶培差不多。吳炳志提供的發票有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和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兩家公司的發票。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涉及到六家公司,分別是:(1)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7月23日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61份,價稅合計7030000.11元,兆天公司收到并抵扣。這是我向吳炳志買布料,他要我將貨款轉至該公司賬上,之后通過回流資金到我的農行賬戶,再提現給他。(2)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7日開具12張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為1402700元,兆天公司收到后已抵扣。但該款項是與誰做生意的貨款我已想不起來,我與這間公司從沒有經濟往來。里面有一張送貨單簽有鐘慶培的名字,但鐘慶培一般提供陜西省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開具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50萬元,兆天公司收到并已經抵扣。這是吳炳志要我劃貨款的,資金回流到我的賬戶后用于提現給吳炳志。(4)西安盛源紡織有限公司提供6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701500元,兆天公司已抵扣,這是我向鐘慶培購買的,用于套現發工資。(5)陜西成晟服裝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2日開具4份發票,價稅合計422254元,兆天公司收到后已抵扣。該款項到了鐘慶培的賬戶,我印象中是湛某嬋與我做生意,我欠她貨款,但要求他公司先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湛某嬋就要我將貨款打給陜西萬晟服裝有限公司,所以資金沒有回流到我個人賬戶,而我公司收到了發票用于抵扣。(6)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至3月開具的6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603225元。也是因為湛某嬋幫我做皮牌等業務,兆天公司欠她貨款,要求她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湛某嬋就通過鐘慶培聯系了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兆天公司的貨款打到該公司賬戶,最后回流給湛某嬋賬戶,兆天公司收到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后用于抵扣。


              經辨認照片,原審被告人吳海凌辨認出原審被告人鐘慶培、吳炳志。


              以上證據確實、充分,足資認定。


              關于上訴人伍潤荷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所提辯護意見,經查:(1)關于“部分發票沒有資金回流,不排除交易雙方是有真實的交易基礎”的問題,根據在案證據,吳某桃經營的揚翰公司、富泰維公司通過伍潤荷介紹的外省增值稅專用發票均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對此一審判決已經作了充分闡述。(2)伍潤荷介紹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既有來源于梁羨英和鐘慶培,也有來源于袁奕榮,對此袁奕榮與伍潤荷均有供述在案,因此提出伍潤荷不存在繞過梁、鐘兩人單獨虛開的情形,進而否認伍潤荷介紹恒博通公司虛開給揚翰公司、富強公司虛開給富泰維公司的理由不成立。(3)關于梁羨英和伍潤荷之間的量刑平衡問題,除了考慮其犯罪數額之外,還要考慮其他量刑情節,梁羨英有立功表現,依法可予從輕減輕處罰,故伍潤荷及其辯護人提出原判量刑不平衡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袁奕榮作為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經營者,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該公司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還以個人名義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上訴人伍潤荷、原審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吳炳志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介紹他人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梁羨英還讓他人為其參與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梁羨英、鐘慶培、伍潤荷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吳炳志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情節嚴重;原審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原審被告人吳海凌作為原審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較大,其行為亦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上訴人伍潤荷、原審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吳炳志居間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原審被告人梁羨英有立功表現,依法予從輕處罰。上訴人伍潤荷、原審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吳海凌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從輕處罰。上訴人伍潤荷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所提經查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準確,審判程序合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二條、第六十四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吳銘澤


              審判員??文建平


              審判員??陳亦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書記員??林俊達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


              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第六十四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


              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


              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第六十八條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第七十二條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


              第二百零五條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原審人民法院對于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


              梁羨英、伍潤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二審刑事裁定書


              發布日期:2018-01-08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書


              (2017)粵刑終1569號之一


              原公訴機關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梁羨英,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金旺龍、黃曉敏,廣東眾幫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伍潤荷,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溫志勇,廣東樂信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增城新塘鎮甘涌村東涌九橫街38號,法定代表人吳海凌。


              訴訟代表人周志紅,女,1971年9月20日出生,系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經理。


              原審被告人袁奕榮,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鐘慶培,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吳炳志,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住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11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F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吳海凌,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取保候審。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被告人梁羨英、鐘慶培、袁奕榮、伍潤荷、吳炳志、吳海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案,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6)粵01刑初523號刑事判決:


              (一)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二十萬元。


              (二)被告人袁奕榮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三)被告人梁羨英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四)被告人鐘慶培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五)被告人伍潤荷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十萬元(被告人伍潤荷委托家屬向本院退繳的人民幣五萬元予以抵扣罰金)。


              (六)被告人吳炳志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七)被告人吳海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八)扣押的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預交的人民幣100萬元用于補繳剩余稅款。


              (九)扣押的被告人袁奕榮、梁羨英的手提電腦等以及從吳海凌處及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處繳獲的電腦、移動硬盤、手機等予以沒收(以扣押清單為準,由廣州市公安局執行)。


              宣判后,被告人梁羨英、伍潤荷不服,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上訴人,聽取辯護人意見,認為案件事實清楚,決定以不開庭的方式進行審理。本院審理期間,梁羨英表示服判,申請撤回上訴。


              經審查,本院認為上訴人梁羨英撤回上訴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零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上訴人梁羨英撤回上訴。


              本裁定送達后即發生法律效力。


              審判長??吳銘澤


              審判員??文建平


              審判員??陳亦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書記員??林俊達


              附相關法律條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三百零五條上訴人在上訴期滿后要求撤回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審查。經審查,認為原判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準許撤回上訴;認為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將無罪判為有罪、輕罪重判等的,應當不予準許,繼續按照上訴案件審理。


              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訴,在第二審開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請撤回上訴的,應當不予準許,繼續按照上訴案件審理。


              ----------------


              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袁某甲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一審刑事判決書


              發布日期:2017-10-10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6)粵01刑初523號


              公訴機關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增城新塘鎮甘涌村東涌九橫街38號,法定代表人吳某乙。


              訴訟代表人周志紅,女,1971年9月20日出生,系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經理。


              辯護人劉廣球,廣東達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袁某甲,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羈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辯護人李承輝,廣東粵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梁某甲,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小學,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羈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金旺龍、黃曉敏,廣東眾幫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鐘某甲,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羈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辯護人彭亞,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伍某甲,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F羈押于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溫志勇、鄒國龍,廣東樂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吳某甲,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住廣州市增城區。因本案于2015年11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F羈押于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辯護人郭德華,廣東穗益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吳某乙,綽號“濟公”,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廣東省廣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戶籍所在地廣州市增城區,居住地廣州市。因本案于2015年9月22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2016年6月23日被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取保候審,同年12月21日被本院取保候審。


              辯護人譚志平,廣東天穗律師事務所律師。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以穗檢公二刑訴[2016]17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甲、吳某乙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6年12月14日、2017年8月25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何旭基、林鸝出庭支持公訴,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訴訟代表人周志紅及其辯護人劉廣球、被告人梁某甲及其辯護人金旺龍、黃曉敏、被告人鐘某甲及其辯護人彭亞、被告人袁某甲及其辯護人李承輝、被告人伍某甲及其辯護人溫志勇、鄒國龍、被告人吳某甲及其辯護人郭德華、被告人吳某乙及其辯護人譚志平等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間,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甲、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吳某乙為非法牟利,在沒有發生業務的情況下,介紹或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及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伍某甲為被告人梁某甲、袁某甲的下線,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某乙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經統計,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及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取得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38068076.4元,其中稅額合計人民幣5531258.51元。被告人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及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53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17416541元,其中稅額合計人民幣2530608.58元。被告人伍某甲介紹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21688764元,其中稅額合計人民幣3151358.57元。被告人吳某甲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取得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4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2685828.5元;介紹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取得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4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8530000.11元。合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98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11215828.61元,其中稅額合計人民幣1629650.16元。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吳某乙通過被告人鐘某甲、吳某甲取得西安盛某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39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15660669.11元,其中稅額合計人民幣2275481.61元。


              除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152744.11未抵扣外,其余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已由上述受票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抵扣稅額人民幣10636420.44元。


              2015年9月22日,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乙被抓獲歸案;同年11月20日,被告人吳某甲被抓獲歸案。


              案發后,被告單位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已退贓人民幣100萬元。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無視國家法律,違反國家稅收征和發票管理規定,讓他人為自己及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稅款數額特別巨大;被告人伍某甲、吳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被告人吳某乙作為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就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了相關的銀行卡等物證,增值稅發票、銀行流水賬、申報抵扣稅款材料等書證,證人吳某6儀等人的證言,電子數據,檢驗報告書等鑒定意見及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甲、吳某乙的供述等證據。


              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訴訟代表人周志紅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沒有異議。


              被告單位的辯護人劉廣球提出的辯護意見是:1、兆天公司在本案中認罪、悔罪,希望法院體諒該公司的行為系因缺乏法律知識所致;2、兆天公司不是為了非法牟利而成立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主要是為了維持自身在牛仔生產行業中的經營,且存在一部分因真實交易而購買的發票;3、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數額屬于數額較大,而非巨大;4、兆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歸案后能如實供述,且是初犯、偶犯;5、兆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已按稅務處理決定書的處罰補繳了全部稅款及罰款,并對當地稅收和解決勞動力問題做出過一定貢獻,希望法院能夠對其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讓公司繼續經營。


              被告人袁某甲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希望法庭對其從輕處罰。


              其辯護人李承輝的辯護意見是:1、袁某甲主動向公安機關交代自己的犯罪行為,應視為自首,減輕處罰;2、袁某甲實施的行為應視為單位犯罪;3、本案證據主要是根據增值稅發票對應上游企業的賬目以及資金流向而形成,其中不能對應的數額應予以扣除;4、袁某甲為初犯,且認罪態度好,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并有悔罪表現,應予從輕處罰;5、應根據實際情況,酌情考慮對袁某甲從輕處罰。


              被告人梁某甲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請求法庭考慮其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識淡薄、身體多病以及家人需要其照顧等因素,對其從輕處罰。


              其辯護人金旺龍、黃曉敏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所提辯護意見為:1、梁某甲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同案犯,屬于立功表現,依法可以從輕處罰;2、梁某甲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良好,確有悔罪表現;3、梁某甲文化程度較低,主觀上并不明知其行為違法,主觀惡性不大;4、梁某甲年紀較大,身體多病,請求對其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鐘某甲對指控的事實沒有異議,希望對其從輕處罰。


              其辯護人彭亞的辯護意見是:1、鐘某甲的行為屬于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犯罪行為,起訴書指控其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發票無事實和法律依據;2、君爵公司虛開增值稅發票部分與鐘某甲無關,應從鐘某甲的犯罪數額中扣減;3、揚翰公司和富某1公司作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開票和受票企業均未被追究法律責任,鐘某甲作為中間介紹人也不應承擔法律責任,該部分犯罪數額應予扣減;4、鐘某甲在本案中是從犯,依法應從輕或減輕處罰;5、鐘某甲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真誠認罪、悔罪,建議對其判處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


              被告人伍某甲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希望法庭對其從輕、減輕處罰。


              其辯護人溫志勇、鄒國龍提出辯護意見是:1、對公訴機關關于本案的定性和指控的罪名沒有異議;2、公訴機關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中沒有開票單位證實和資金回流記錄的發票(分別為7張、11張、84張)金額應予扣除;3、伍某甲在共同犯罪中是從犯,依法應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4、伍某甲是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認罪、悔罪態度良好,請求對其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吳某甲認為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有誤,其沒有虛開、也沒有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構成犯罪。


              其辯護人郭德華的辯護意見是:1、吳某甲的個人農行卡及U盾由吳某5、吳某4使用,其對該卡的資金使用情況毫不知情,也不能因其提供了銀行卡而追究其刑事責任;2、翱楓公司、兆天公司購買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與吳某甲無關;3、廣東大同司法會計鑒定所的鑒定意見中關于吳某甲的部分是無效的。公訴機關指控吳某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希望法庭依法判決其無罪。


              被告人吳某乙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請求法庭考慮其從未以非法牟利為目的,法律意識淡薄,并積極補繳了稅務處理決定書所處罰的全部稅款和罰款以及企業經營等因素,對其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其辯護人譚志平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無異議,所提辯護意見為:1、被告單位和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吳某乙的涉案金額、涉稅金額應以相關稅務處罰決定書認定的金額為準,屬于數額較大;2、兆天公司和吳某乙某繳齊全部應繳納稅款和滯納金,全部挽回了給國家造成的損失;3、本案是單位犯罪,吳某乙作為法定代表人而承擔法律責任,請求對其依法從輕、減輕處罰;4、吳某乙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具有悔罪表現,且是初犯、偶犯,并能自動停止犯罪行為,可以從輕、減輕處罰;5、吳某乙創辦企業對當地經濟和就業做出了積極貢獻,請求對其從輕、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間,被告人袁某甲、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吳某甲、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吳某乙為非法牟利,在沒有發生真實業務的情況下,通過虛構交易的方式,介紹他人或者讓他人為自己經營的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被告人梁某甲、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梁某甲、袁某甲還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伍某甲作為梁某甲、袁某甲的下線,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吳某乙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經統計,被告人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取得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11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875407.53元,除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人民幣152744.11元未抵扣外,其余已由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722663.42元;袁某甲還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42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655201.05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綜上,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及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530608.58元,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2377864.47元。


              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共同介紹兆天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取得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70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4278910.72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梁某甲還讓他人為其參與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取得西安明某紡服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6份,虛開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252347.79元,均已由君爵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綜上,梁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及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稅額合計人民幣5531258.51元,鐘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70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4278910.72元。其中,兆天公司將取得的65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人民幣1036080.06元,現已全額退繳。


              被告人伍某甲介紹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取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3151358.57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


              被告人吳某甲分別介紹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取得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4份、兆天公司取得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4份,合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98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629650.16元,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其中,兆天公司將取得的74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人民幣1239401.55元,現已全額退繳。


              被告人吳某乙通過被告人鐘某甲、吳某甲的介紹,為其經營的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取得西安盛某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39份,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2275481.61元,均已由兆天公司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額,現已全額退繳。


              綜上,除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9份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額合計人民幣152744.11元未抵扣外,其余虛開的上述增值稅專用發票均已由上述受票企業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稅款合計人民幣10636420.44元。


              2015年9月22日,公安人員在被告人梁某甲家中將梁某甲和袁某甲抓獲,后通過梁某甲用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的方式通知鐘某甲、伍某甲到其家中,將二人一并抓獲。公安人員于當天在吳某乙家中將吳某乙抓獲。同年11月20日,被告人吳某甲被抓獲。


              案發后,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已于2016年5月30日向公安機關繳存了待補繳稅款人民幣100萬元。


              另查,2016年9月21日,被告單位兆天公司向國家稅務機關補繳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及滯納金等共計人民幣2657266.52元。在本院審理期間,被告人伍某甲委托家屬向本院退繳人民幣50000元。


              上述事實由公訴人在本院庭審時出示、宣讀,并經庭審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


              一、書證、物證:


              1、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5家涉案受票企業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與已抵扣稅額:(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間,共接受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139份,票面金額合計15660669.11元,其中稅額合計2275481.61元。至2015年1月間已全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2)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在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間,共接受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岐山永盛紡織廠、岐山縣康輝紡織廠、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85份,票面金額合計9412616.9元,其中稅額合計1367645.15元。至2014年9月間已全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3)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申報信息與認證結果清單,證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福州萊卡紡織有限公司、福州嘉冠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峨眉山是佳樂興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福安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76份,票面金額合計8619100元,其中稅額合計1252347.79元。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此外,該公司的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與發票明細,證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在2013年5月至2013年12月間,102份發票稅額1722663.42元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綜上:君爵公司讓他人虛開的發票187份,總票面金額合計21526316元,稅額合計3127755.32元。但實際抵扣178份,抵扣金額2975011.21元。(4)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在2014年2月至2015年8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87份,票面金額合計9487213元,其中稅額合計1378483.9元。至2015年9月間,已全作為銷項稅額抵扣。(5)廣州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證實:廣州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在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間,共接受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徐某2眾成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69份,票面金額合計18168027.55元,其中稅額合計2639798.57元。


              2、偵查機關制作的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虛開的關系圖;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提供的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2011-2015年度的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及相應的開票公司、中間人、受票公司三方的轉賬記錄、受票公司的記賬憑證、進倉單、發票、銀行回單等資料,由被告人梁某甲簽認,證實: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通過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等21家上游開票公司(開票方許某)向5家下游受票公司共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46份,稅價金額共計38068076.4元,其中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33份、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65份、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76份、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72份、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100份。


              3、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甲、吳某乙、被告單位兆天公司以及吳某1、余某、盧某1、袁某1、盧某2、肖就桂、吳某9、唐某、翱楓公司、君爵公司、岐山康輝紡織廠、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永盛紡織廠、涇陽富民科技、岐山東鑫紡織、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許某、張某2、葉某、劉某1、袁某3、梁某、楊某1、李某1、黃某1、黃某3、吳鉆儀、陳某2農、湛某1、湛某2等的銀行賬戶明細,證實:涉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資金流轉情況。


              4、開票公司成都真誠溝通財稅咨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記及立案調查材料;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定西天盈紡織廠、湖南省隆泰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工商登記資料及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證實:上述開票公司的工商登記情況,偵查機關無法找到涉案關聯的上述開票公司的相關人員。


              5、搜查筆錄、扣押清單,證實:公安機關在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新塘大道新康花園康某B3棟A102房被告人梁某甲、袁某甲的住處,從袁某甲隨身攜帶的包內查獲公章、U盤、記事簿、銀行卡、U盾等一批。從梁某甲的臥室繳獲銀行卡、U盾、印章、賬本、增值稅專用發票、存折、手提電腦、文件資料等一批。經對吳某乙的住處及兆天公司進行搜查,扣押了企業會計報表及納稅申報表、送貨單、裝箱單、記賬憑證、進銷明細賬、進項抵扣認證結果及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電腦、銀行卡、存折、移動硬盤、銀行U盾、手機(2臺)。


              6、被告人梁某甲對被繳獲8張銀行卡、2個銀行U盾的簽認,證實:是用于開票使用的銀行卡,其中自己名義1張,另有使用葉某、陳某2(2張)、袁某4、鐘某甲、鐘某、劉某3等人的銀行卡,以及用于開票中轉使用的展宇皮具、西安福安紡織品有限公司U盾各1個。


              7、被告人鐘某甲對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資金銀行流水進行了簽認,證實:鐘某甲個人賬戶回流資金共計167078030.3元。


              8、被告人袁某甲簽認的其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虛開關系圖、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2011-2015年度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轉賬記錄、記賬憑證、增值稅專用發票、進倉單、購銷合同等,證實:被告人袁某甲通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為揚翰公司、富某1公司、翱楓公司、君爵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48份,共計價稅金額16916511元。


              9、被告人伍某甲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富某2服裝有限公司兩受票公司的進項匯總表、進項明細表及伍某甲對虛開部分的簽認,證實:被告人伍某甲為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77張,稅價合計8487313元;為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15張,稅價合計12201551元。即被告人伍某甲涉案金額為20688864元。


              10、偵查機關制作的吳某1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同案人吳某1簽認的揚翰實業公司、富某1公司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匯總表、相應發票的資金流轉過程及中間人的材料等,證實:(1)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被告人吳某1為其經營的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共計87份發票,稅價金額9487213元。(2)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吳某1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徐某2眾成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共計169份發票,價稅合計18168027.55元。上述合計17家公司共計256份發票,稅價金額合計27655240.55元。(3)上述中多家受票企業中,徐某2眾成紡織有限公司開給富某1的54份發票,價稅合計5966476.55元為邵艷湘介紹虛開外,剩余202份為被告人伍某甲介紹虛開。即:與本案相關部分為被告人伍某甲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02份,價稅合計21688764元。


              1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商事登記資料,證實:該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14日,為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吳某乙,股東為吳某乙、徐某1(吳某乙妻子),注冊資本50萬元。另有以被告人吳某乙為法定代表人注冊成立的增城市海隆華服飾有限公司(股東吳某乙、徐某1)、廣州市增城俊衡紡織服裝廠(個人獨資企業)、廣州市增城毅源制衣廠(個人獨資企業)、廣州市增城毅榮制衣廠(個人獨資企業)。


              12、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2011-2015年的申報進項-匯總表、申報進項-明細表及相應的統計材料,包括流行轉賬流水、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送貨單或進倉單、財務記賬憑證、電子銀行交易回單等材料;被告人鐘某甲簽認的偵查機關制作的被告人吳某乙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統計一覽表以及被告人吳某乙簽認的相應銀行轉賬流水、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進倉單、財務記賬憑證、電子銀行交易回單等材料,證實:納稅人為兆天公司,銷方納稅人為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892600元;銷方納稅人為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2501520元;銷方納稅人為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422254元;銷方納稅人為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1萬元;銷方納稅人為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837165元;銷方納稅人為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402700元;銷方納稅人為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9萬元;銷方納稅人為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64430元。銷方納稅人為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150萬元;銷方納稅人為甘肅鑫晟工貿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為7030000.11元。合計139份,價稅金額15060669.11元,兆天公司已全部作為進項發票予以抵扣。


              13、偵查機關制作的被告人吳某甲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關系圖、金額統計一覽表:證實:2014年4月25、28日;8月19、24日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為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虛開2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共計人民幣2685828.5元。2014年6月23日、7月23日、8月24日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為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7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共計人民幣8530000.11萬元。上述共計發票98份,價稅共計人民幣11215828.61元。


              14、被告人吳某甲的農業銀行賬號(62×××79)的交易流水、吳某甲名下銀行賬戶及交易對手賬戶查詢與交易明細表,證實:該卡于2013年11月14日以自有資金8萬元開戶,2014年1月14日網銀交易開通前主要用于吳某甲個人小額消費,余額為1080.59元。至2014年12月5日最后一次交易。該卡與張某3、李某2、江某、買焱明、肖就桂、朱某、黃某4、劉某4、余某、陳某3、薛仲聘、盧某2、吳某9、李摯華、陳某4、羅某、黎某、唐某、張某4、陳某5、吳某乙、吳某5、吳某4(吳某5女兒)等人有大量資金往來,其中張某3、李某2、江某、買焱明、肖就桂、朱某、吳某乙、吳某5、吳某4等11個單位、個人匯入該賬戶103筆5520.9788萬元。其中張某3匯入38筆2077.711萬元、吳某4匯入4筆76.73萬元、吳某5匯入3筆4.44萬元。該賬戶匯給19人130筆5590.4961萬元,其中匯給吳某乙13筆796.08萬元、吳某510筆257.7504萬元、余某7筆221.2946萬元、吳某410筆94.6856萬元、陳某33筆166.6萬元、吳某93筆122.7135萬元、唐某2筆23.7935萬元。


              15、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的建行賬戶查詢資料,證實:該公司與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吳某甲有資金往來。


              16、余某接受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覽表及其簽認的涉案增值稅專用發票、匯款記錄、記賬憑證、增值稅納稅申報表、用于抵扣稅款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證實: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經盧某1介紹,接受岐山縣康輝紡織廠、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51份,價稅合計人民幣5876788.4元。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經吳某5介紹,接受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24份,價稅合計人民幣2685828.5元發票。


              17、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證實: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已辦理注銷登記,相關情況無法核實。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己人去樓空,無法聯系到相關人員。


              18、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通過對吳某甲賬戶(62×××79)、吳某5賬戶(62×××74)、吳某4賬戶(62×××19)三個賬戶2014年間存在網銀交易IP地址明細進行了查詢,其中吳某甲賬戶自2014年4月14日至10月28日有139條記錄;吳某5賬戶自2014年4月3日至12月10日有271條;吳某4自2013年11月9日至2015年2月16日有307條,有相同IP地址的共35條記錄,其中:有17條記錄顯示上述3個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個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4月至8月);有14條記錄顯示上述吳某甲與吳某5的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4月至10月);有4條記錄顯示上述吳某甲與吳某4的銀行賬戶在同一天同一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2014年6月至9月)。


              經向廣州市電信局進行IP地址查詢,回復為2014年資料已被覆蓋,無法查證IP地址對應的具體物理地址(即具體的場所的固定地址和移動上網時對應的基站地址)。其電信工程師根據我們所提供的資料口頭回復,基本為固定地址的IP號碼,四組數字完全一樣,證明是在同一個撥號上網地址進行操作,并且是同臺硬件系統,不同硬件系統共用同一個無線路由器,出現的IP地址都是不一樣的,因此可以證明對應銀行卡是同一個硬件系統進行操作,也就是說吳某甲、吳某5、吳某4的銀行卡網銀操作,曾在沒有斷線的情況下在同一臺硬件上操作過資金的調撥。根據銀行提供的數據,大部分的資金調撥都在上班時(9:00-17:30),但也有在下班時間,例如第22項,發生在2014年7月23日,吳某甲和吳某5的銀行卡同時在晚上20點發生網銀交易,在同一臺硬件上進行操作。綜合上述情況,不排除有人同時持有這幾張銀行卡進行使用的可能性。


              19、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三大隊出具的《情況說明》一份,證實:該隊于2015年9月22日在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新塘大街新康花園康某B3棟A102房梁某甲的住處當場抓獲梁某甲、袁某甲母子,后通過后通過梁某甲用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的方式通知鐘某甲、伍某甲兩人分別到其住處,一并抓獲的情況。


              20、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2015)穗增法刑初字第1720號刑事判決書,證實:同案人余某、吳某5的判決情況。


              21、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的(2017)粵01刑終546號刑事裁定書,證實:維持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粵0183刑初174號對同案人盧某1的刑事判決。


              22、重慶市墊江縣公安局作出的墊公刑立字[214]1393號立案決定書及強制措施等材料,證實: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該局立案偵查。


              二、鑒定意見


              廣東大同司法會計鑒定所出具的檢驗報告,證實:


              1、兆天服裝、翱楓服裝、君爵服裝、揚翰實業、富某1服裝等5間公司,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66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63465678.01元,稅額人民幣10789164.55元,價稅合計人民幣74254842.56元。其中:(1)兆天服裝在2012年10月22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間,受票13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3385187.5元,稅額人民幣2275481.6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5660669.11元;(2)翱楓服裝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4年8月24日期間,受票85張,涉及金額人民幣8044971.75元,稅額人民幣1367645.15元,價稅合計人民幣9412616.9元;(3)君爵服裝在2013年4月24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間,受票18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8398560.68元,稅額人民幣3127755.32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1526316元;(4)揚翰實業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受票87張,涉及金額人民幣8108729.1元,稅額人民幣1378483.9元,價稅合計人民幣9487213元;(5)富某1服裝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2月25日期間,受票16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5528228.98元,稅額人民幣2639798.5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8168027.55元。


              2、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袁某甲、吳某乙、吳某甲、吳某1等人,在2012年09月20日至2015年08月29日期間開(受)增值稅專用發票情況。其中:(1)梁某甲、鐘某甲,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8月23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346張,涉及金額人民幣32536817.89元,稅額人民幣5531258.5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38068076.4元;(2)伍某甲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202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8537405.43元,稅額人民幣3151358.5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1688764元;(3)袁某甲在2013年4月24日至2014年11月14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153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4885932.42元,稅額人民幣2530608.58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7416541元;(4)吳某乙在2012年10月22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139張,涉及金額人民幣13385187.5元,稅額人民幣2275481.61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5660669.11元;(5)吳某甲在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8月24日期間,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98張,涉及金額人民幣9586178.45元,稅額人民幣1629650.16元,價稅合計人民幣11215828.61元;(6)吳某1在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8月29日期間,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256張,涉及金額人民幣23636958.08元,稅額人民幣4018282.47元,價稅合計人民幣27655240.55元。


              3、兆天服裝、翱楓服裝、君爵服裝、揚翰實業、富某1服裝等5間公司,在2012年09月20日至2015年08月29日期間,接收的667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稅額人民幣10789164.55元。其中:(1)根據申報表反映,實際抵扣增值稅專用發票658張,實際抵扣稅額人民幣10636420.44元;(2)未能確認抵扣情況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張,涉及可抵扣稅額人民幣152744.11元。


              三、電子物證檢驗筆錄


              1、電子物證檢驗筆錄4份,證實:通過司法程序對涉案U盤、吳某乙、鐘某甲的手機、兆天公司3臺電腦主機、袁某甲、伍某甲、梁某甲、黃某1等人手機提取而形成的電子數據材料四份。


              2、電子物證檢驗筆錄4份,證實:吳某乙、鐘某甲手機、兆天公司3電腦主機通過司法程序提取而形成的電子數據材料。


              3、偵查機關將吳某5的三星手機、蘋果6手機中微信信息進行了提取,發現手機微信通訊錄中存有“楊某2平升布行”、“余某Qiang”、“唐某”、“Lqj河南小劉開票”、wu.bin.zi吳某甲;其中與“楊某2平升布行”、“余某Qiang”、“唐某”的微信有開票企業信息、發票款項的內容。


              (1)吳某5與余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14年8月8日15時15時09分33秒文字內容: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地址,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月牙橋,稅號,620104082369011,開戶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蘭州西固支行27018101040010452。15時09分46秒文字內容:應欠稅款362763元。15時29分05秒文字內容:搞店。2014年8月24日語音內容:二人關于是否收到錢的對話。


              (2)吳某5與唐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二人于2014年9月15日11時28分、2014年9月18日18時55分、56分、2014年10月4日8時07分、9時10分有發送開票的資料。


              (3)吳某5與楊某2微信聊天記錄顯示:二人于2014年7月27日13時45分、8月27日13時20分、19時11分、19時32分、9月4日11時49分、9月5日13時21分、9月10日12時13分、9月12日14時46分、9月23日18時15分、9月30日11時12分、15時35分、10月2日9時47分、10月9日15時54分、11月1日16時32分有發送開票的資料。


              四、證人證言


              1、證人黃某1的證言及其辨認材料:我原是在梁某甲開辦的廣州市鋒鵬服裝有限公司工作了半年,擔任包裝部主管,2009年離職后在外面自己做生意。2011年,梁某甲的兒子袁某甲找到我,我開始幫他做后整部工序,2012年底袁某甲跟我說想與我合作開公司,主要由我負責生產加工業務,梁某甲母子負責在外接單出口。具體條件是開辦公司的注冊資金等費用及部分廠房租金、工人工資由他們承擔,租賃廠房及繳納房租是我負責,生產的牛仔褲每條給我3角錢作為利潤,也就是我的報酬。我至今銷售了約100多萬元服裝,我是通過廣州市巨豐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豐公司)出口。到現在為止巨豐公司退稅7萬多元,已劃到君爵公司的對公賬戶上,還有一些正在辦理退稅。我主要在新塘金某布行、新塘浩豐布行拿布料。新塘金某布行給的是東莞市宜雁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新塘浩豐布行給的是佛山市正啟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廣州市力洋紡織有限公司、廣州市緣紡景紡織品有限公司合計51145元的貨款是我向新塘盛某布行購買布料,他們要我打款給對方公司賬戶,產品銷售合同是新塘盛某布行的人提供的,由我簽名,這些發票都是按17%稅點給的。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也是用于我買布的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有一筆不記得是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還是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的那些貨款,是在新塘浩豐布行買布的,他們要我直接打款給對方。另外一筆我就找到袁某甲向他買增值稅專用發票,他就給我拿來這些公司的發票,手續費給票面額的7%,發票給了秦某用于報稅。因為有時巨豐公司催我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他們,但我的進項不夠額度,所以要向袁某甲買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手續費袁某甲在給我的后整部加工費里分批扣除。袁某甲是2013年春節后通過我表哥認識楊某3的,2014年底袁某甲說發票有些問題,讓我帶他們去開封找楊某3,但我不知道他們談什么事情。


              2、證人秦某的證言:2013年大約3月份前后,君爵公司到我們廣州市潤鑫財務咨詢有限公司做代理記賬,由我負責抄報稅,2014年8月份開始我全部負責君爵公司的抄報稅及記賬業務。君爵公司的股東是黃某1和徐陽,法人代表是黃某1,實際控制人是梁某甲及其兒子袁某甲,因為在2013年君爵公司的抄報稅業務時,都是梁某甲提供給我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而黃某1只是在一些會計知識方面咨詢我,基本上沒有涉及君爵公司業務。我感覺黃某1是負責公司生產,梁某甲負責財務方面,像是合作關系。從2014年年底開始,君爵公司賣給廣州市巨豐貿易有限公司的服裝生意業務開始多了,梁某甲的賣給廣州市元裕貿易有限公司的服裝生意業務比之前少了。但君爵公司的主要收入還是以梁某甲的業務為主。黃某1拿給我抵扣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公司有潛江市航帆紡織品有限公司35多萬元、佛山正啟紡織有限公司3萬元、德陽市新盛達紡織制品有限公司35多萬元、東莞市宜雁紡織有限公司14多萬元、廣州市力洋紡織有限公司2萬多元、廣州市源景紡織品有限公司2萬多元、重慶市沙坪壩區明昌織布廠5千多元等。君爵公司剩下其他已抵扣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梁某甲拿來的,廣西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較多。


              3、證人梁某的證言: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老板是黃某1和袁某甲,黃某1負責聯系客戶,拉服裝業務;袁某甲負責拉客戶,主要是牛仔褲業務。我于2014年大概4月份到君爵公司工作的,負責和供應商核對貨物數量和出納工作。如果是真實有貨物的,會有貨柜車過來君爵公司運走貨物,如果是無貨物交易的,會有快遞到君爵公司,我們誰收到快遞就交給老板袁某甲,老板拆開快遞就會將里面的票交給我,安排我送去增城新塘鎮匯美路匯景樓5樓一個阿姐那里。我所經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開票公司有闊金公司、闊業公司、安定公司。


              4、證人袁某1(袁某甲父親)、葉某(袁某甲妹夫)、劉某1(袁某甲妻子)、袁某2(袁某甲妹妹)的證言,證實:四人均使用本人身份證開設了銀行賬戶給被告人袁某甲使用。劉某1還證實君爵公司的實際經營者是袁某甲,負責接單,梁某甲負責銀行轉賬。


              5、證人周志紅的證言:我從2004年開始在兆天公司工作,現是公司經理,主要負責廠里的大小雜務、采購服裝原料、出口銷售等業務。兆天公司的服裝輔料(拉鏈、物料、金屬件等)是在廣州海珠區中大布匹市場、新塘新偉達公司(做膠袋)、新塘龍龍印刷廠(提供吊牌)等采購,無固定商家,由商家送貨上門或快遞,我們基本上也是電話訂貨比較多,貨款有代收的也有公司財務人員吳某3在銀行轉賬的。中大布匹市場采購的輔料多數沒有發票,牛仔布是長期在新塘順舟紡織品有限公司(新塘鎮荔新十二路96號)訂貨的,都是我用電話或微信下單。至于貨款由老板與對方人員交接。我沒有聽說過成都市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


              6、證人吳某2的證言:我在兆天公司負責車間的生產和出貨,從2015年開始也沒有倉管人員了,倉庫進貨由我負責。兆天公司的倉庫管理沒有正規的記賬手續,我有本子進行登記,本子上會登記進貨日期、數量及布匹名稱,但是不會登記發貨公司,布料送到公司后,由我打電話給外面的搬運工進廠搬運,搬運好后由我在送貨單上簽名確認收貨,送貨單全部都會交給公司黃某2。我會負責清點布匹的數量及類型,基本上都是牛仔布,所有的布匹都是由新塘的“順舟”布行送來,據我所知所有的原材料布匹都在新塘采購的,兆天公司沒有從外省采購過布匹。輔料也是在新塘采購的。據我所知是由周志紅經理負責聯系采購業務的。我沒接觸過公司的進項發票,我也沒有參與過公司付款,付款環節要問黃某2才知道。我只將送貨單據即布單給黃某2,她負不負責記賬、誰負責記賬我不清楚。我經手的兆天公司沒有收過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峽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岐山永盛公司以及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的貨物。


              7、證人黃某2的證言:我從2012年開始在兆天公司工作,2014年年中開始負責計算工資及處理銀行轉賬等私人事宜。兆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老板吳某乙,沒有聽說過公司有其他股東。公司主要負責生產銷售牛仔褲,具體有哪些客戶我不清楚,我沒有跟客戶接觸過,他們均與老板聯系。公司生產的牛子褲均是外銷的,外銷途徑是由老板找外貿公司報關出口的。我在公司不做賬,做賬由吳某乙在外面請的做賬公司負責。兆天公司取得進項稅額發票及申報事宜由老板、老板娘和做賬公司負責,我沒有負責過公司記賬事宜,老板娘有沒有記賬我不清楚,公司沒有按照正規的財務會計制度記賬,但是老板自己有記流水賬。


              8、證人吳某3的證言:我在兆天公司任出納員,主要負責公司內的支出、工人工資等。公司會計是黃某2。我和黃某2都沒有做賬,兆天公司的賬是由外面的財務記賬公司的一個叫阿棋的女孩負責,平時老板會把一些單據放在一個包里交給我或者黃某2,再轉交給阿棋去記賬。


              9、證人嚴某的證言及其對相關記賬憑證、增值稅專用發票、合同及單據等書證簽認:兆天公司的報稅工作由我負責,一般每個月的月頭月尾我會到公司取單據、發票等資料,有時兆天公司的會計黃某2送過來,通常是用一個信封裝好拿來的。兆天公司的稅控機放在公司里,開具發票由兆天公司的人負責。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寧峽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以及岐山永盛公司開具給兆天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由黃某2交給我的,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有印象,至于抵扣金額和抵扣的發票份數均要看申報表才知道。2014年10月31日的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開票金額為701500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相關合同、電子銀行交易回單位、送貨單、進倉單等資料由兆天公司提供,記賬憑證則由我整理填寫,該筆記賬款項已作抵扣。


              10、證人徐某1的證言及提供的退贓單據,證實:其于2016年5月30日自愿代丈夫吳某乙將人民幣100萬元退款到廣州市公安局指定銀行帳戶,希望法院能將該款作為罰交稅款判決,并對吳某乙從輕判處。


              11、證人吳某4的證言,證實:其在其父吳某5經營小額私人貸款的港威貿易公司負責網銀轉賬,吳某5的網銀U盾由其保管,吳某5不懂如何操作網銀。吳某甲是吳某5的朋友,吳某5讓其幫吳某甲轉賬,其在公司的電腦幫他轉了兩個月左右,每次他拿張紙寫下要轉的賬戶和金額,拿網銀U盾給其,告訴其密碼。其曾幫吳某甲操作過匯出資金給肖就桂、黃某4、余某。之所以其、吳某5、吳某甲的三個銀行賬戶從2014年4月至2014年10月多次在同一時段在同一個IP地址使用是因為公司有兩部電腦可以進行網銀操作,一開始三個銀行賬戶的網銀操作都是其負責,后來過了一個多月其教會吳某甲,他就自己操作。其還認識吳某乙和陳某5,但沒有為他們操作過,其他人其沒有印象。吳某甲的網銀U盾其沒有保管過。其也曾經幫吳某甲送過一兩個信封給翱楓制衣廠的余某。其分4筆匯入76.73萬元進吳某甲賬戶、吳某5分3筆匯入4.4萬元進吳某甲賬戶,而吳某甲賬戶分10筆轉入其賬戶94.6856萬元,分10筆轉入吳某5賬戶257.7504萬元的原因是其曾經借給吳某甲35萬元,收利息一天1%,可能和吳某5給吳某甲的錢一起匯,其他是其父親和吳某甲之間的金錢來往,其不清楚。其和吳某5賬戶匯入吳某甲賬戶的資金金額和吳某甲匯給其和吳某5賬戶的資金金額相差如此之大,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要問吳某5。


              12、證人張某1的證言: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股東有我、申某1、申某2,法定代表人是申某1。天門市星昌棉業有限公司與旺達公司沒有真實的皮棉交易,只是我們向星昌公司的周老板購買了2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涉及金額280多萬元,稅額30萬元左右。旺達公司于2012年12月、2013年1月分別向江西省永豐縣富某3服裝織造有限公司和吉某紡織品織造有限公司虛開了8張90多萬元和19張200多萬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旺達公司與富某3公司、吉某公司沒有真實的棉布交易,發票都是虛開的。


              13、證人申某1的證言:2012年過年的時候,我和張某1、申某2商量開成立墊江縣旺達公司,我是法人代表。公司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制作假合同、假的銀行交易記錄,假的入庫單、出庫單,買賣增值稅發票,賺取差價。張某1負責聯系全國各地找公司花錢虛開增值稅發票,把發票帶回旺達公司來做賬,再聯系需要增值稅發票的公司虛開出來,收取一定的費用,賣給需要的公司;申某2負責到墊江縣澄溪鎮處理公司的日常事務,并和宋某1一起到稅務部門去領取空白的增值稅發票;需要法定代表人簽字的都是我在簽,開增值稅發票的電腦給相關公司虛開增值稅發票。旺達公司虛開給外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大部分是張某1、申某2和我一起通過郵寄的方式寄給發票上的公司,有時候是張某1自己開車送到公司。


              14、證人申某2的證言:2012年2月份左右,張某1、申某1和我一起商量新開一家公司,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賺錢。我們三個人是旺達公司的三個股東。旺達公司通過付點子費的方式從別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后再聯系需要增值稅發票的公司,把旺達公司申領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給這些公司,這些公司給旺達公司按照開票金額付點子費。旺達公司將從別的公司虛開來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了稅款之后,兩邊點子費的差價就是旺達公司掙的錢。旺達公司成立以來,沒有做過棉紡織品的銷售,全部都是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開展的業務。我記得有郵寄到湖北省的、廣東省的,具體不記得了。


              15、證人宋某1的證言及辨認筆錄,證實:2012年3月份,申某2、張某1和申某1想到墊江縣澄溪鎮成立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司,并說要租用我家的房。公司成立后,他們每個月到澄溪來二、三次,主要送進項票和他們產生的費用票據交給我,然后由我將進項票拿到澄溪國稅所去認證,稅務登記的時候,旺達公司向國稅局申請每月領10萬元面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份,每月限領2次,每次都是我到國稅所去領當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交給申某1他們,他們在辦公室開好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自己帶走,只將銷貨方記賬憑證聯留給我,我再將每個月他們留下的所有票據交給他們在墊江聘請的會計陳某1,由他做賬。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家公司或是個人到墊江旺達公司來談過生意,通過旺達公司的進項票和銷項票我發現,和旺達公司發生業務往來的全部都是外省的公司。


              經辨認照片,證人宋某1分別指認出申某2、張某1、申某1就是成立墊江旺達紡織有限公司的人。


              16、證人劉某2的證言:我現在住的套房在2012年時租給了三個河南人開的旺達公司,分別叫申某2、張某1和申某1。我聽他們說,旺達公司主要經營紡織、棉布等,但是公司成立以后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旺達公司經營的紡織品、棉布等,門市里也沒有存放過旺達公司的產品,唯一堆放的三件棉布還是旺達公司注冊的時候拉進來的。


              17、證人陳某1的證言:大約是2012年3月份,宋某2到我公司,叫我代理一個叫旺達公司的賬目。過了幾天,宋某2又領著一個叫申某2的人來到公司,雙方約定由旺達公司在每月5日左右向我提供有關旺達公司的所有單據,包括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出項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貨單、出貨單、銀行進出賬付款單據等票據,由我經過具體核算后,向稅務局申報納稅。后來我了解到旺達公司的進貨方、銷售方都不在墊江。期間,發現旺達公司很多進出賬付款都是用私人銀行賬戶,很少用公司的對公賬戶。


              18、證人吳某1的證言及其辨認筆錄:我是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東,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股東,是這兩家公司的實際經營者。這些發票是通過伍某甲取得的,由于以前和伍某甲做過生意,她曾經向我說過她可以提供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給需要的公司,用于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2013年為了減少繳交增值稅,我找到她,伍某甲說可以,但要收取票面價稅合計金額的7%作為買票手續費。在揚翰公司辦公室的電子計算機上用網銀的方式通過揚翰公司中行沙埔開發區支行開設的對公銀行賬戶(賬號是74×××07),該賬戶是揚翰公司開具的發票上的銀行賬戶上劃轉開票票面金額到伍某甲指定的開票公司對公銀行賬戶。當天,伍某甲會通過其私人賬戶將扣除了7%開票手續費后的資金返還到我在農行增城新塘支行開設的私人賬戶,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送到揚翰公司直接交給我,不會給別人。我會把這些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交給財務入賬,申報抵扣稅款。接受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都申報抵扣了。富某1公司從2013年成立以來,存在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操作模式與揚翰公司的一樣,中間人也是伍某甲。伍某甲每個月月中都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票,如果我需要票,伍某甲通過短信提供開票公司的對公銀行賬號、公司名、開戶行名稱。我就通過揚翰公司、富某1公司對公賬號用網銀轉賬的方式將票面額金額轉賬至對方虛開公司的對公賬戶。當天或第二天,我的私人農行賬戶就會收到回流的資金,這部分資金是扣除開票手續費的余額,布料的開票手續費是票面價稅合計金額的7-7.5%,皮革票是8%,銀行走賬就完成了。當月或下個月,我就會收到伍某甲親自送過來的虛假合同、送貨單、出庫單和虛開的發票。富泰維公司和揚翰公司接受西安明陽紡織有限公司、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5家公司開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都是從伍某甲處購買的無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經本人看過的購貨單位為富某1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銷貨單位為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發票號碼026××××3686、02613687),富某1和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是沒有實際業務往來的,是我司為了列支成本向伍某甲購買了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開具的發票,當初我支付了開票手續費的,開票手續費為票面額8%。我和富某1的銀行賬戶,根據上述銀行賬戶顯示,發票號碼026××××3686、02613687共兩張對應金額220100元,2014年12月17日富某1的中行對公賬戶(中行:70×××25)向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對公賬戶(中行:46×××25)轉入的220100元。同日,我農行私人賬戶(農行62×××12)收到202492元。這是我通過伍某甲的關系向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購買了上述兩張對應金額220100元的發票。揚翰實業共接受外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87份,金額共計9487213元;富某1共接受外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169份,金額共計18168027.55元。揚翰實業及富某1合計接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是27655240.55元。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19、證人余某的證言及辨認材料:翱楓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是一家私營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機織、針織、鉤針編織服裝制造,我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變更為余樹良。2014年11月11日上午,國稅局稽查人員到我公司了解真實經營情況,發現我司有接受9份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00萬元,我司在2014年4、5月間收到上述發票后交給公司財務譚文靜記賬和向稅局報稅了。這些發票是吳某5(“九爺”,手機號碼135××××5888、133××××8880、138××××6618)給我的,接受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時,由吳某5先將93萬元匯入我的農行的私人賬戶(62×××11),具體吳某5用什么賬戶匯我不知道,我收到款當天用招行的公司賬戶直接將100萬元(含7萬元開票手續)匯到吳某5提供的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的公司賬戶,匯完錢后過了一段時間,吳某5將票拿到我公司交給我。翱楓公司賬上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陜西省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岐山縣康輝紡織廠、岐山縣永盛紡織廠、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的所有進項發票,是向盧某1(“四哥”)購買的。翱楓公司賬上貴州雷某匯鑫紡織有限公司、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的所有進項發票,總票額1750004.50是向吳某5購買的。2013年期間,我認識了盧某1,他跟我說起可以找一些公司幫忙虛開一些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稅款,因我的加工成本比較高,而且我日常買布等原料時,對方布行是沒有發票開給我的,我為了能夠節省點成本,就讓他幫我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具體操作是盧某1先提供要幫我出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公司賬戶給我,我就使用我公司的招商銀行賬戶將需要開具票面金額款項轉賬到對方公司的賬戶上,隨后盧某1又通過另外的賬戶扣除7.3%-7.5%手續費后將余額轉到我私人的招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賬戶上,再將相關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我就將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公司的譚文靜,讓她到稅局沖減成本。2014年3月份左右,吳某5跟我說起他都可以找公司幫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就讓他幫我開一些。手續費是7%,具體操作的方式和盧某1差不多一樣。我不認識吳某甲,在向吳某5購買發票的過程中我只接觸過吳某5一個人,沒有接觸到其他人。


              經辨認,余某指認出同案人吳某5、盧某1。


              20、證人吳某5的證言及辨認、簽認材料:我很早就認識吳某甲了。2014年初,吳某甲找到我,說他可開棉布、運輸等的增值稅進項發票,問我能不能找到買家,并承諾是真的發票,開票手續費按照票面額的6%-7%收取。我介紹了翱楓公司的余某給吳某甲認識,我只是介紹買方,轉發余某的公司資料和每次的票額需求給吳某甲,將吳某甲通過微信發來的開票公司名稱、地址、稅號、公司開戶行、應欠稅款等資料轉發給余某。如果余某支付了款項,沒有收到開票方相應數額的發票,由我負責去追開票方(即吳某甲)。如果吳某甲把錢打入余某賬戶后,余某不將錢匯入指定賬戶,也由我負責去追余某。開票手續費都是吳某甲收取的,我沒有分成。錢是吳某甲自己匯給余某的,開了發票后,吳某甲將發票放在我港威紡織經營部(方政大廈203),具體怎么給余某我不記得了,或者是余某過來拿,或者是我讓女兒交給他。吳某甲共開過3次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余某,具體開票單位我記不清了。我于2014年8月8日用我的農行賬號62×××74轉入余某農行尾數511的銀行賬戶337370元,是余某要發票,吳某甲一時不夠錢墊付開票款給余某,讓我幫忙墊付了。我這個賬戶有這么多資金往來,是因為如果對方是河南籍人員,就是吳某甲讓我代墊開票錢。吳某甲沒有將尾數為2579的農行賬戶交給我使用。我本人銀行賬戶由我女兒吳某4負責操作。余某在2014年4月購買貴州宏進紡織有限公司75萬元增值稅專用發票時,余某和我說沒有錢,讓我墊付購票全款,開票手續費晚點給,我答應了,我把5萬多元(具體金額記不清)現金給吳某甲,讓吳某甲把開票全款打給余某,后過了一段時間余某就還給我了,具體匯我哪個賬戶我不記得。我手機里面吳某甲發給我的微信和信息我已經刪除,包括余某的我也刪除了。


              經辨照片,證人吳某5指認出同案人余某,并簽認了其與余某關于開票公司信息的微信記錄。


              21、證人盧某1的證言及辨認、簽認材料:平時人家都叫我“四哥”、“四眼仔”。我主要是作為中間人幫忙介紹他人在沒有實際交易的情況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從中掙點提成費。我幫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的老板余某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除此外沒幫其他公司或者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大概在2012年底或者2013年年初期間,余某跟我說是否可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約為20萬元人民幣左右。在此之前,我認識袁某甲,他曾跟我提過他可以幫忙虛開一些增值稅專用發票。隨后我介紹他們雙方認識,他們雙方具體怎么談我就沒理會了。后來余某通過我虛開了金額約30萬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公司的名稱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受票公司是余某的公司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共開出3張發票,發票金額合計255726.5元,稅額合計為43473.5元,價稅金額為299200元。我記得袁某甲跟我說發票已經開出來了,他自己沒有空送給余某,讓我幫他拿給余某。后來余某先通過銀行賬戶將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那邊的走一下賬,隨后湖南沛軒紡織有限公司將這筆錢打回給袁某甲的個人賬戶上,袁某甲扣除手續費后將剩的27855元打到我廣州商業銀行賬上,我扣除手續費后將剩余的277657元轉到余某的賬戶。袁某甲給了我幾百元,余某不用給我提成費。我就幫他介紹虛開過上述這一次。我的銀行賬戶有借過給他人使用,但沒有給過梁某甲、袁某甲、鐘某甲。余某通過我介紹認識梁某甲,梁某甲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余某。


              經辨認照片,證人盧某1指認出被告人袁某甲、梁某甲和同案人余某,并對涉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銀行流水進行了簽認。


              四、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1、被告人袁某甲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和黃某1開辦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黃某1是法定代表人,我是股東。2013年4月,黃某1說有河南的老鄉可以開具布料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介紹了一個叫“楊某3”的河南開封人給我認識,我就讓楊某3安排企業幫我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作君爵公司的進項,也介紹新塘地區其他的企業找楊某3開發票。楊某3安排企業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全部都是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以收取手續費為條件開具給我的,按照所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加稅合計金額的6.3%至6.5%的比例向我收取開票的手續費。我則按照6.8%至7%的比例向我所介紹的受票企業收取手續費,從中賺取0.5%至0.7%的手續費。我的上線主要是楊某3,負責開票;下線是盧某1,負責找企業,本人作為中間人,負責收上游的發票給下游,通知下游打款給上游的開票企業。上游打款給本人個人賬戶,我再打款給下游企業。涉及到的上游開票企業主要是湖南省和江蘇省,山東省、重慶市、河南省和陜西省各有一部分。盧某1、伍某甲都有找我虛開過增值稅專用發票,我都是收取他們開票金額6.9%的開票手續費,鐘某甲沒有找我開過票;這三個人中我只知道伍某甲還找過我媽梁某甲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母親梁某甲和我的業務是分開做的,我不清楚她的上游企業情況。君爵公司收到外省企業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所支付的開票續費為票面金額的6.5%。楊某3安排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的具體流程:兩種情況,其中第一種情況是楊某3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君爵公司作進項,首先我把開票資料(包括購貨方名稱、購貨方納稅識別號、貨物名稱、貨物數量、開票金額等等資料)通過傳真、手機短信、微信等方式發送給楊某3,然后楊某3會告訴我開票企業的名稱以及企業銀行賬戶的信息,然后由我根據開票金額安排資金轉賬至開票企業的銀行賬戶,楊某3在扣除事先約定的手續費后,將剩余的資金轉回我指定的私人賬戶(也有時是楊某3將走賬資金全額轉回給我的私人賬戶,并讓我將手續費轉賬其指定的私人賬戶),同時開具好相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通過順豐快遞將發票寄到新塘牛仔城的自取點由我前往自行取回;另一種情況是我作為中間人介紹楊某3開具發票給別的企業,由需要開票的企業把開票資料交給我,我把開票資料轉發給楊某3,然后楊某3會告訴我開票企業的名稱以企業銀行賬戶的信息,由我通知受票企業根據開票金額安排資金轉賬至開票企業的銀行賬戶,楊某3在扣除事先約定的手續費后,將剩余的資金轉回我指定的私人賬戶,我通過我個人以及妹妹袁某2農業銀行的個人賬戶接收楊某3返還的走賬資金。同時開具好相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通過順豐快遞將發票寄到新塘牛仔城的自取點由我前往自取回后通知受票企業找我拿發票。我記得曾經介紹過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隆翔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等公司接受楊某3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是盧某1找到我讓我開票的,廣州市隆翔服裝有限公司是黃某1找到我讓我開票的,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兩間公司都是伍某甲找我讓我開票的。2013年7月25日,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接受許昌祥盈紡織品有限公司20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2337050元;2013年6月27日,君爵公司接受鄭州錦潤紡織品有限公12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1401600元;2013年8月26日,君爵公司接受鄭州攀鑫紡織有限公司6張河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701100元;2013年10月-12月,君爵公司分四次接受淮安滿江紅紡織有限公司共22張江蘇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2518592元;2013年11月20日,君爵公司接受北川永華皮革制品有限公司5張四川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580000元;2013年4月24日,君爵公司接受墊江縣旺達紡織有限公13張重慶增值稅專用發票,5月28日,接受8張增值稅專發票。21張發票價稅總額為2447675元;2013年10月24日,君爵公司接受蘭州盛開祥紡織品有限公司16張甘肅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為1870000元。上述發票共計102張,價稅金額總計為11856017元。這些發票都是我找到楊某3,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由我按開票票面價稅合計金額6.5%支付手續費給他,然后由其安排相應的開票公司開票給我的,我收到這些發票以后用來做君爵公司的進項發票,用于抵扣增值稅款。經我確認,君爵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楊某3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情況如下:(1)鄭州攀鑫紡織品有限公司,共6份,共計金額599230.74元,共計稅額1101869.26元,共計價稅合計701100元。(2)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99658.12元,共計稅額67941.88元,共計價稅合計467600元。(3)湖南華拓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999370.96元,共計稅額67893.04元,共計價稅合計467264元。(4)墊江縣旺達紡織品有限公司,共22份,共計金額2191495.66元,共計稅額372554.34元,共計價稅合計2564050元。上述四家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我虛開回來的,價稅合計共計4200014元。經我確認,翱楓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楊某3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情況如下:(1)湖南沛軒服裝有限公司,共3份,共計金額255726.50元,共計稅額43473.50元,共計價稅合計299200元。(2)湖南隆泰紡織有限公司,共9份,共計金額854700.86元,共計稅額145299.14元,共計價稅合計100萬元。(3)淮安市富華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41880.34元,共計稅額58119.66元,共計價稅合計40萬元。(4)西安富強紡織品有限公司,共9份,共計金額854700.86元,共計稅額145299.14元,共計價稅合計100萬元。上述四家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我虛開回來的,價稅合計共計2699200元。


              經辨認照片,被告人袁某甲指認出被告人伍某甲和同案人楊某3、盧某1。


              2、被告人梁某甲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現在為廣州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該公司是黃某1的注冊成立的,任公司法人代表,我兒子袁某甲負責找業務,是君爵公司的實際經營負責人。2013年至2015年,自稱叫“許某”的河南籍貫的男子向我介紹陜西省、甘肅省等省份的增值稅發票。許某聯系外地公司需要開具銷項增值稅發票業務,由我聯系廣州開具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公司轉款到外地公司,接著外地公司將“貨款”轉給我私人賬戶,我再通過私人賬戶轉回給廣州公司,期間我按照增值稅票額6.1%收取中介費。我在河南開封見過“許四”,他是黃某1的親戚,黃某1問我要不要票并交代此人電話介紹我認識,同時見面的還有鐘某甲。我和鐘某甲約定共同找客戶,開票收益各分50%,我負責打款、匯款的操作,他負責和客戶聯系。這次見面主要溝通開票如何操作。他說有票賣給我,約定手續費他按票額6.1%收取,開票信息和要求全部通過微信、短信發給“許四”。如果是君爵要票,則通過君爵公司的公賬由我按票額打錢給許四提供的對公銀行賬號;如果是其他人要的,則由我談定手續費6.5-6.8%,并通知許四提供的公賬號給要發票的企業,由要發票的企業自己按票額打錢。打出的錢全部由開票企業的公賬打回我的農業銀行的私人賬號,差額是許四6.1%的手續費。多數由我扣除我的0.2-0.9%不等手續費,將余額打回要票的企業,也有個別全額打回款。發票由許四通過順豐快遞寄給我,地址是我的居住地址,要發票的人在本地的由我送并收取6.5-6.8%的手續費,外地是先提供對方農業銀行私人賬號,我確定收到款后再通過順豐快遞寄出發票。這些票是無貨物交易的。交易后我按每單6.1%的手續費打給許四提供的一個西安的農業銀行賬號。我的票源只在此人取得。我沒有直接認識下家。目前下家只有我兒子袁某甲、鐘某甲和伍某甲。我記得有介紹開票給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的有7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我記得介紹開票給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的有5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品有限公司。其中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是許某介紹,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是許某老婆張小姐介紹,其他就不記得了。以上這些發票都沒有實際業務發生。都是伍某甲說富某1公司和揚翰公司需要發票,我找許某等人提供的開票企業資料開出來的。我記憶中介紹開票給翱楓公司的有3家,分別是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我介紹翱楓公司購買的增值稅發票都是盧某1為中介,他也都有收取手續費。我記憶中介紹開票給兆天公司的6家,分別是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我記得介紹開票給君爵公司的有8家,分別是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福州萊卡紡織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峨眉山市佳樂興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福安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虛開發票的流程是:上游許某介紹開票公司,他將開票公司銀行賬號等信息發到我的手機,我再將信息發給下游需要票的工廠,下游要票的工廠將開票金額的款匯到開票公司賬戶,開票公司扣除續費再將款匯到我控制的賬戶,我扣除自己收取手續費后再將款轉回給下線中間人私人賬戶或要票的工廠指定賬戶,開票公司收到款后連同發票、合同、購貨單等資料郵寄給我,我再將這套資料交給下游要票的工廠。我也幫要票的工廠先墊資款給開票公司賬戶,流程走完后再向要票工廠匯款還給我。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我沒有直接接觸下游受票公司,也是幫朋友介紹,幫盧某1、介紹過廣州翱楓服飾有限公司,伍某甲介紹過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和廣州事泰維服飾有限公司,幫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市君爵有限公司開過票。我自己收取開票金額0.5%的手續費,許某那邊收取6.5%左右的手續費。盧某1收取要票工廠7.5%的手續費,伍某甲我就不清楚了。我介紹虛開增值稅發票獲利大概100多萬。我通過自己農業銀行賬戶及我以前簽認的陳某2、鐘某甲、鐘某、劉某5、袁某4的銀行賬戶進行開票流程資金的回流走賬。


              經辨認照片,被告人梁某甲指認出被告人鐘某甲、伍某甲和同案人許某、許某老婆張某2、盧某1。


              3、被告人鐘某甲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2012年6月左右,梁某甲主動找我跟她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就答應她了。我與梁某甲是搭檔關系,她普通話不好,我幫她聯系北方開票的許某、張某2,我主要負責上下家開票事宜的聯系,梁某甲負責上下家的資金流轉及開票手續費的分配。2013年10月15日我跟梁某甲一起乘飛機從廣州前往西安,許某和張某2談開票的事情。我們談了開票的流程:首先,如果廣州有工廠需要票找到我們,我們就將該信息打電話給許某或張某2問有沒有票開。如果他們答應說有票開,他們就將開票企業的相關信息發短息給我或梁某甲。然后將該信息轉發給受票的工廠。再由梁某甲墊資轉賬給工廠指定的賬戶,工廠收到轉賬的資金后,再由工廠對公賬戶轉賬給許某或張某2指定的開票企業對公賬戶??鄢泵骖~7%的開票手續費后,梁某甲將余款打回給受票企業指定的私人賬戶。最后,許某或張某2再將開票回流資金轉賬給梁某甲。發票和購銷合同一起通過快遞的方式寄給梁某甲,再由我或者我和梁某甲的下家交給受票企業。7%的開票手續費由梁某甲負責分配,我和梁某甲得0.5%的手續費,許某或張某2得6.5%的手續費。我基本上每月從梁某甲那里獲得1萬元左右。從2012年6月至今,我開票獲利30多萬元。我和梁某甲的下家有盧某1、伍某甲,他們分得0.1-0.2%的手續費。其中盧某1(外號“四哥”)是介紹翱楓公司給梁某甲開票,直到2013年7、8月份,盧某1不再找梁某甲開票,而去找袁某甲進行開票了。盧某1不會找我的,他都找梁某甲。我知道梁某甲收到發票和購銷合同的外省快遞都是直接交給盧某1,再由盧某1將發票和合同交給受票企業。我聯系的受票企業有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廣州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我聯系的上游開票企業有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岐山縣康輝紡織廠等陜西企業。上游開票企業有打款到我的個人銀行賬戶62×××17中,這些款項都是開票的票面金額,總金額為167078030.3元。從2013年開始,我往兆天公司送票的次數有二十次左右,每次都是三四十萬元左右,總共發票金額共計600萬元左右。我幫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向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購買發票,票面金額價稅分別合計465910元(2013.3.1)、230000元(2013.4.18);向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購買發票,價稅分別合計300000元(2013.6.3)、350000元(2013.9.18);向岐山縣永盛織廠購買發票,價稅合計345008.40元(2013.10.14);向岐山縣康輝紡織廠購買發票,價稅合計600000元(2013.11.19)。具體的資金回流流程都是我或者梁某甲的個人賬戶向余某個人賬戶46×××88支付票面金額扣除7.5%手費后的金額,余某收到后按票面金額由翱楓公司對公賬戶轉賬到對應的上游開票企業的對公賬戶,開票企業收到后按票面金額再轉回到我的上述個人賬戶。我除了將新開的農業銀行的卡62×××17交給梁某甲使用外,還將我老婆湛某1農行卡、我兒子鐘某民生銀行的卡、我朋友陳某2民生銀行的卡交給梁某甲進行開票轉賬回流資金所用。我和梁某甲現在賬戶里還有100萬左右的墊資資金。經我確認,以下兆天公司的進項發票都是我通過許某、張某2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稅款的,具體是:(1)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共23份,共計金額2138051.30元,共計稅額363468.70元,共計價稅合計2501520元。(2)西安永順達紡織品有限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69230.80元,共計稅額130769.20元,共計價稅合計90萬元。(3)濟南嘉良紡織品有限公司,共12份,共計金額1198888.89元,共計稅額203811.11元,共計價稅合計1402700元。(4)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15525.64元,共計稅額121639.36元,共計價稅合計837165元。(5)岐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共1份,共計金額55068.38元,共計額9361.62元,共計價稅合計64430元。(6)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共4份,共計金額360900.84元,共計稅61353.16元,共計價稅合計422254元。(7)西安盛某紡織有限責任公司,共8份,共計金額762906.00元,共計稅額l29694.00元,共計價稅合計892600.00元。(8)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共1份,共計金額94017.09元,共計稅額15982.91元,共計價稅合計11萬元。上述八家公司價稅合計4992617.70元。其他公司我不記得了。另外,經我簽認:(1)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過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永順達紡織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歧山縣東鑫紡織有限公司、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咸陽潤發棉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萬晟紡織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2)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接受過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歧山縣康輝紡織廠、西安千河紡織有限公司、岐山縣永盛紡織廠等5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過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陜西豐同紡織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4)廣州市富某1服飾有限公司接受過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陜西晟睿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千河紡織品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這些上下游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經辨認照片,被告人梁某甲指認出同案人許某、張某2、被告人梁某甲、吳某乙。


              4、被告人伍某甲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大概是2013年開始收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來抵扣稅款的。梁某甲是我外婆的街坊,2012年時她說有一些外省布行的發票多,如果有人要可以找她。后來我和吳某1做生意時候,她說公司不夠票做進項,同時想套一點現金,問我是否認識人,我就問梁某甲,梁某甲就說有,手續費7%,我就收吳某17.2%或者7.5%,一般皮革類這些配件的發票,就收7.2%,布匹類發票收7.5%。我只向梁某甲收取增值稅專用發票,除了幫吳某1開過票,我沒有再幫其他人開過增值稅專用發票。吳某1名下有兩家制衣公司,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和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每次都是這兩家公司需要發票,梁某甲提供開票企業的名稱和賬戶,由以上兩間公司將發票金額對應的資金匯到對方賬戶,當天或者第二天錢就回到我的賬戶,我馬上通過網銀匯給吳某1的農行賬戶,不是每次匯錢都是購買發票,偶然是通過這種方式套現金,套現金就不收錢,免費的。如果是購買發票的,有時是梁某甲扣除稅點后匯給我,我再扣除我的手續費將余款匯給吳某1,有時不扣錢,全額給回吳某1,過一段時間累積一個金額再一次扣。發票一般是月底和合同一起寄過來的,梁某甲讓我去拿,然后我拿給吳某1,當天或者過幾天再將簽好的合同給回梁某甲。我簽認的統計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受票公司有: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接受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市符航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明某紡織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公司等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飾有限公司接受過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常州泓迦華鞋制品有限公司、西安富強紡織有限公司、西安恒博通鞋業有限公司、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其中防城港越發紡織有限公司是找梁某甲的兒子袁某甲開的。這些上下游公司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經辨認照片,被告人伍某甲指認出被告人梁某甲。


              5、被告人吳某甲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其沒有參與介紹他人為涉案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吳某5是做小額貸款公司的,其提供了自己尾數為257的農行卡給吳某5用于小額貸款。2013年其介紹河南籍人張某5給吳某5認識。2014年5月,吳某5叫其到他的公司幫手了兩、三個月。2014年12月份,吳某5打電話給其說如果其提供給他使用的卡走賬出問題他被抓,叫其幫他頂包,其沒同意。與吳某乙見過兩次面,沒有打電話也沒有聯系,也沒有生意往來,沒有債務關系。


              被告人吳某甲辨認出張某5。


              6、被告人吳某乙的供述、辯解及辨認材料:我花名“濟公”,從2002年開始做制衣,開了一家公司叫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我是法定代表人、實際經營者。2012年通過湛某2介紹認識鐘某甲,當時湛某2說鐘某甲可以幫我資金走賬及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我們也就見過兩三次,鐘某甲介紹的開票公司中有岐山縣永盛紡織廠和寧陜縣順峰紡織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接受鐘某甲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流程:我通過鐘某甲以票面金額7%左右的價格購買多家外省企業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廣州市兆天公司進項發票抵扣稅款。鐘某甲先將我要開票金額扣除手續費之后將款匯入我農業銀行賬戶,我再根據他提供的開票公司賬號,用我公司賬戶將開票金額款匯入外省開票公司賬戶,然后鐘某甲將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對應的虛假購銷合同、貨物送貨單交給我或寄給我,我再交給公司作財務處理,作為進項發票抵扣稅款。我與吳某甲是在2014年初,通過我弟弟吳某5介紹認識的,吳某甲大概30來歲,他也是沙埔人。當時我說過想從公司轉錢出來還一筆私人貸款,吳某甲說他可以幫忙,以虛假布料交易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走賬,最后將錢套現。我是根據他提供開票公司賬號將開票金額款匯入對方公司,我不知道吳某甲是否有扣除手續費,再將款回流到我農業銀行賬戶,我再將買布的錢提現金給吳某甲。印象中他收取的手續費好像與鐘某甲差不多。吳某甲提供的發票有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和成都傲月紡織有限公司兩家公司的發票。廣州兆天服裝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涉及到六家公司,分別是:(1)甘肅鑫晟泰工貿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7月23日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61份,價稅合計7030000.11元,兆天公司收到并抵扣。這是我向吳某甲買布料,他要我將貨款轉至該公司賬上,之后通過回流資金到我的農行賬戶,再提現給他。(2)濟南嘉良紡織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7日開具12張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為1402700元,兆天公司收到后已抵扣。但該款項是與誰做生意的貨款我已想不起來,我與這間公司從沒有經濟往來。里面有一張送貨單簽有鐘某甲的名字,但鐘某甲一般提供陜西省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成都傲月紡織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開具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50萬元,兆天公司收到并已經抵扣。這是吳某甲要我劃貨款的,資金回流到我的賬戶后用于提現給吳某甲。(4)西安盛某紡織有限公司提供6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701500元,兆天公司已抵扣,這是我向鐘某甲購買的,用于套現發工資。(5)陜西成晟服裝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2日開具4份發票,價稅合計422254元,兆天公司收到后已抵扣。該款項到了鐘某甲的賬戶,我印象中是湛某2與我做生意,我欠她貨款,但要求他公司先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我,湛某2就要我將貨款打給陜西萬晟服裝有限公司,所以資金沒有回流到我個人賬戶,而我公司收到了發票用于抵扣。(6)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至3月開具的6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603225元。也是因為湛某2幫我做皮牌等業務,兆天公司欠她貨款,要求她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湛某2就通過鐘某甲聯系了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兆天公司的貨款打到該公司賬戶,最后回流給湛某2賬戶,兆天公司收到寧陜縣順峰服裝有限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后用于抵扣。


              經辨認照片,被告人吳某乙辨認出被告人鐘某甲、吳某甲。


              被告人吳某乙的辯護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證據:


              1、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出具的穗國稅東稽處[2016]133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證實:稅務機關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處罰決定。


              2、廣州市增城區國家稅務局出具的《稅收完稅證明》及銀行匯款明細各四份,證實: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分四筆共向稅務機關補繳增值稅、所得稅及滯納金等共計人民幣2657266.52元。


              3、中國工商銀行的轉賬憑證、個人業務憑證以及公安機關《扣押、凍結財物》收據各一份,證實:被告單位兆天公司的直接負責人吳某乙委托妻子徐某3于2016年5月30日向公安機關繳存了待補稅款100萬元。


              4、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崗尾村民委員會以及廣州市增城區新塘商會出具的《證明》各一份,證實:吳某乙的平時表現情況,本次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因經營的實際困難,且不懂法而為,主觀惡性小,建議對吳某乙從輕判處緩刑。


              關于控辯雙方所提的公訴及辯解、辯護意見,本院綜合評判如下:


              1、對于被告人吳某甲否認參與介紹他人為涉案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提出吳某甲無罪的意見,經查,現有證據足以證實吳某甲分別介紹他人為翱楓公司、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理由如下:(1)雖然吳某甲供稱不認識余某,但同案人吳某5的供述證實,吳某甲稱自己可以開棉布的增值稅進項發票,問其能否找到賣家,其就介紹翱楓公司的余某給吳某甲認識,并由其負責傳遞雙方開票的相關信息,而余某則一直穩定供述稱不認識吳某甲,一直都是向吳某5購買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公安機關從吳某5處繳獲的手機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記錄亦顯示,吳某5向余某提供開票企業的賬戶讓余某轉賬;(2)公安機關查獲的吳某5、吳某甲的銀行賬戶的流水明細證實,兩人的銀行賬戶之間有大量的大筆資金往來;(3)證人吳某4的證言證實,其曾在吳某5公司的電腦上幫吳某甲的網銀賬戶轉賬兩個月左右,由吳某甲寫好要轉的賬戶和金額,并提供網銀U盾和密碼,由其幫吳某甲匯出資金給余某、肖就桂等人,其和吳某5、吳某甲的銀行賬戶的網銀操作都是由其負責,吳某甲學會以后才自行操作;(4)吳某甲關于其將銀行卡及網銀U盾借給吳某5做小額借貸使用的辯解,沒有其他證據證實,且其對卡內部分資金流轉情況的供述前后不一,而吳某5及其女兒吳某4證實,吳某5因不懂網銀轉賬操作而將自己的網銀U盾交由吳某4代為操作,如果吳某甲將其銀行卡及網銀U盾交給吳某5做小額借貸生意,吳某5應交由吳某4操作,但吳某4稱其沒有保管過吳某甲的銀行卡及網銀U盾;(5)吳某甲和吳某5、吳某4的銀行賬戶間有大量的大額資金流轉,其中有17條網銀交易記錄顯示,上述3人的銀行賬戶于2014年4月至8月間的同一天在同一個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有14條記錄顯示吳某甲與吳某5的銀行賬戶于同年4月至10月間的同一天在同一IP地址均有網銀交易記錄;有4條記錄顯示上述吳某甲與吳某4的銀行賬戶于同年6月至9月間的同一天在同一IP地址有網銀交易記錄,對此,吳某4的前述證言可證實,上述資金流轉是吳某4在吳某5公司的電腦上幫吳某甲、吳某5的網銀賬戶進行操作的;(6)證人吳某4證實,其曾幫吳某甲送過一兩個信封給余某;(7)被告人吳某乙的供述證實,其曾向吳某甲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并按照吳某甲提供的開票企業的賬戶將開票金額款項匯入對方公司賬戶,吳某甲再將資金回流到其農業銀行的個人賬戶,且吳某乙與吳某甲的銀行賬戶間有大量的流金流轉,證實吳某甲介紹他人為吳某乙經營的兆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綜上,現有證據足以證實指控的吳某甲參與了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故對該辯解、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2、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的辯護人提出,該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稅款數額較大,公訴機關指控屬于稅款數額巨大不當,經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4年11月27日的法研(2014)179號答復稱,為了貫徹罪刑相當原則,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量刑數額標準,可以參照《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執行。2002年9月1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5萬元以上為數額較大,5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2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第四、五條分別規定,造成國家稅款損失30萬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審判決宣告前無法追回的,屬于“其他嚴重情節”,造成國家稅款損失150萬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審判決宣告前無法追回的,屬于“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本案中,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向稅務機關申報抵扣稅款數額共計2275481.61元,未達到250萬元的標準,且現已全部退繳,故應當認定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較大,該辯護意見經查屬實,本院予以采納。


              此外,參照前述解釋,被告人吳某甲參與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稅款數額為1629650.16元,其中介紹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虛開的74份,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239401.55元,已由該公司向稅務機關全額退繳,故吳某甲介紹他人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稅款數額屬于數額較大,情節嚴重,公訴機關指控其數額巨大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3、關于鐘某甲的辯護人提出指控鐘某甲與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君爵公司取得甘肅錦瑞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等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與鐘某甲無關,應予扣除的意見,經查,首先,根據梁某甲、袁某甲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證實,君爵公司是其二人出資注冊成立的,合作經營,其中梁某甲負責公司的財務,袁某甲負責業務的開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黃某1,負責公司的生產加工業務、租賃廠房等;而證人黃某1的證言與梁某甲、袁某甲的前述供述相互印證,此外,證人秦某、梁某、劉某1的證言亦證實,君爵公司的實際經營者是梁某甲、袁某甲,可見,鐘某甲并不參與君爵公司的實際生產和經營;其次,梁某甲在偵查階段的供述還證實,在其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過程中,由于自己不會講普通話,就由鐘某甲負責跟外省的開票公司或人員聯系,且鐘某甲的供述能與此相互印證,但梁某甲在本院庭審時稱自己有時也會直接找許某等外省人聯系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只是記不清為君爵公司虛開部分是否其自己聯系的;最后,在現有證據中,鐘某甲在偵查階段曾對通過自己介紹向某公司、翱楓公司、揚翰公司和富某1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相關公司進行了供述與簽認,唯沒有對介紹君爵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相關公司進行供述與簽認。綜上,鐘某甲不是君爵公司的實際生產經營者,在梁某甲讓他人為自己經營的君爵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過程中,現有證據無法排除由梁某甲直接聯系外省開票企業介紹人的可能性,證據存疑有利于被告,應對指控鐘某甲參與梁某甲介紹他人為自己經營的君爵公司虛開的76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共計1252347.78元予以扣除,故對該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4、對于被告人鐘某甲的辯護人提出涉案的楊某4公司和富某1公司均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鐘某甲作為介紹人也不應追究刑事責任,該部分數額應予扣除的意見,經查,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已于2016年11月15日以穗檢公二刑訴﹝2016﹞204號起訴書,向本院指控被告單位廣州市揚翰實業有限公司、廣州市富某1服裝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吳某1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該案目前仍在審理中,故對辯護人的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5、對于被告人伍某甲的辯護人提出,指控伍某甲參與介紹楊某4公司7份、富某1公司9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可能存在真實貨物交易,應予扣減的意見,經查,首先,偵查機關調取的相關賬戶的銀行流水明細證實,涉案資金的流轉情況;其次,根據伍某甲的供述,其通過梁某甲或者袁某甲的介紹,使吳某1經營的楊某4公司和富某1公司取得外省開票企業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由吳某1直接將開票金額的款項匯入梁某甲或者袁某甲提供的開票企業的賬戶,開票企業和梁某甲、袁某甲在扣除手續費后再將款項轉入其個人賬戶,伍某甲在扣除其應得的手續費后再將剩余款項匯入吳某1指定的銀行賬戶,開票企業與楊某4公司、富某1公司沒有真實業務發生;最后,同案人吳某1的供述亦證實,因部分供應商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其就讓伍某甲介紹開票企業為其經營的揚翰公司和富某1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減少繳交增值稅,其公司與開票企業均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綜上可見,吳某1經營的揚翰公司、富某1公司通過伍某甲介紹所取得的外省開票企業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均是虛開的,故對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6、關于本案區分主從犯的問題。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作為要票企業,由被告人吳某乙通過鐘某甲、吳某甲的介紹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向稅務機關申報抵扣稅款;被告人袁某甲、梁某甲讓他人為其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及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鐘某甲、伍某甲、吳某甲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中,梁某甲為其經營的君爵公司虛開76份、稅款數額合計人民幣1252347.79元,可見梁某甲主要是居間介紹他人虛開;被告人袁某甲讓他人為自己經營的君爵公司虛開111份、稅額合計人民幣1875407.53元,而其介紹他人虛開為42份、稅額合計人民幣655201.05元,可見袁某甲以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騙取稅款為主。綜上,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吳某甲在共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中,主要是介紹他人虛開,均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居間介紹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均是從犯,依法均應減輕處罰。故對被告人鐘某甲、伍某甲的辯護人提出二人均是從犯的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7、關于被告人梁某甲的辯護人提出,梁某甲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人,有立功表現,應從輕、減輕處罰的意見,經查,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證實,公安人員經偵查發現梁某甲等人有犯罪嫌疑后,于2015年9月22日到梁某甲的居住地抓獲梁某甲及袁某甲,隨后,梁某甲分別通過打電話或者發送信息給鐘某甲、伍某甲,讓其二人到自己的家中,當二人來到梁某甲家中時,即被公安人員抓獲;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在本院庭審中的供述,與前述說明一致,相互印證,足以證實梁某甲歸案后,協助公安人員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現,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故對該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8、關于被告人袁某甲的辯護人提出,袁某甲歸案后主動向公安機關供述犯罪事實,是自首的意見,經查,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抓獲經過》證實,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于2014年11月11日接到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東區稽查局的移送函,發現涉案的廣州市翱楓服裝有限公司存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線索,在隨后的偵查過程中,發現袁某甲等人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遂立案,并于2015年9月20日在袁某甲家中將其抓獲,袁某甲如實供述了其伙同同案人共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可見,袁某甲并沒有自動投案,不符合自首的法律規定,故對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但袁某甲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從輕處罰。


              本院認為,被告人袁某甲作為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的經營者,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該公司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還以個人名義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吳某甲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介紹他人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梁某甲還讓他人為其參與經營的廣州市君爵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吳某甲虛開稅款數額較大,情節嚴重;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吳某乙作為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亦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伍某甲、吳某甲居間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被告人梁某甲歸案后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現,依法可減輕處罰。被告人梁某甲、鐘某甲、袁某甲、伍某甲、吳某乙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從輕處罰。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應予支持,唯指控鐘某甲參與的數額以及認定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吳某乙、吳某甲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有誤,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伍某甲在本院審理期間主動退繳五萬元,確有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吳某乙在案發后,分別向公安機關及稅務機關補繳了全部抵扣的稅款,挽回了國家的全部稅款損失,依法可從輕處罰。鑒于被告人吳某乙確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本院決定對其適用緩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二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二十萬元。


              (罰金從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二、被告人袁某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2025年9月21日止。)


              三、被告人梁某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2021年9月21日止。罰金從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四、被告人鐘某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2020年9月21日止。罰金從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五、被告人伍某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十萬元(被告人伍某甲委托家屬向本院退繳的人民幣五萬元予以抵扣罰金)。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2019年9月21日止。罰金從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六、被告人吳某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0日起至2017年11月19日止。罰金從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七、被告人吳某乙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八、扣押的被告單位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預交的人民幣100萬元用于補繳剩余稅款。


              九、扣押的被告人袁某甲、梁某甲的手提電腦等以及從吳某乙處及廣州市兆天服裝有限公司處繳獲的電腦、移動硬盤、手機等予以沒收(以扣押清單為準,由廣州市公安局執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兩份。


              審判長??平文林


              審判員??蔡麗君


              審判員??李曉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書記員??張?媛  李釗杰   黃藻詩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2-26
              來源: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判例范云鵬與上海市地方稅務局楊浦區分局、上海市地方稅務局行政其他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7)滬0104行初67號


              原告范云鵬,男,1965年11月1日生,漢族,住上海市。


              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楊浦區分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陸友清。


              委托代理人蔣健,男。


              委托代理人楊建平,上海市同建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馬正文。


              委托代理人郭穎,女。


              委托代理人顧玉蕊,女。


              原告范云鵬不服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楊浦區分局(以下簡稱“楊浦地稅局”)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的滬地稅楊通[2016]11289號《稅務事項通知書》(以下簡稱“稅務通知”),及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以下簡稱“市地稅局”)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的滬地稅復決[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行政復議決定”),于2017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范云鵬,被告楊浦地稅局副局長熊振宇及委托代理人蔣健、楊建平,被告市地稅局的委托代理人郭穎、顧玉蕊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其于2015年12月16日繳納的工薪稅款,經稅務機關查證及法院判決均查不屬實,理應退還。請求:1.撤銷被告楊浦地稅局作出的稅務通知,指令其退還2015年12月16日收取原告的工薪稅款及滯納金合計9785.71元,并按存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2月16日至退款之日期間利息;2.撤銷被告市地稅局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


              被告楊浦地稅局辯稱,該局作出的不予退稅決定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規定,程序合法,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市地稅局辯稱,該局依法履行了行政復議職責,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事實清楚、內容適當,程序合法,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楊浦地稅局出示了下列證據及職權、法律依據:1.個人稅款退稅申請表;2.原告身份證復印件;3.報告(退稅情況說明);4.個人所得稅月份申報表;5.稅收繳款書兩份;6.稅務通知及郵寄憑證;7.案件簽報表;8.《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條、第五十一條,《全國稅收征管規范》3.39.1誤收多繳退抵稅。


              經質證,原告對證據4、5、6的真實性、合法性提出異議,認為其沒有工薪收入故不存在有工薪稅款,屬于多繳或誤繳的稅款應當退還;對證據7的真實性表示無法確認;提出楊浦地稅局收取材料時,沒有要求原告提供退稅的證明材料或補正材料,該局自受理之日到郵寄稅務通知超過30日,程序違法。


              被告市地稅局對以上證據無異議,表示原告在申請退稅時并未提供法院的兩份判決,該判決也未提及原告屬于多繳或誤繳稅款。原告系自行申報納稅,不屬于稅務機關誤征,只可能屬于誤繳,但原告對此沒有作相應說明。


              被告市地稅局出示了下列證據及職權、法律依據:1.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書及其提交的稅務通知、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國家稅務總局行政復議事項告知書、楊浦區稅務局第二稅務所的書面答復;2.受理復議通知書及郵寄憑證;3.提出答復通知書及郵寄憑證;4.楊浦地稅局行政復議答復書及其提交的原告報稅、個人所得稅月份申報表、稅收繳款書兩份、報告(退稅申請)、個人稅款退稅申請表申請退稅材料;5.行政復議相關材料查閱登記表;6.行政復議延長審理期限通知書及郵寄憑證;7.行政復議決定書及郵寄憑證;8.《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四條、滬府辦[2009]2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條、《全國稅收征管規范》3.39.1誤收多繳退抵稅。


              經質證,原告對證據1中的稅務通知、證據4中的行政復議答復書、報稅、個人所得稅月份申報表、稅收繳款書、報告(退稅申請)及證據5、6、7提出異議,認為其沒有義務向稅務機關提供多繳或誤繳稅款的證明材料,復議案件并不復雜,延期不適當。


              被告楊浦地稅局對以上證據無異議。


              原告出示了投訴書、楊浦區稅務局第二稅務所的書面答復、(2015)楊行初字第99號行政判決書、(2015)滬二中行終字第580號行政判決書、(2017)滬01行終字第61號行政判決書、補充理由及郵寄憑證等證據。


              經質證,被告楊浦地稅局、市地稅局表示原告證據與退稅理由沒有直接關系,其申請退稅時并未提供法院判決書,且判決也未涉及退稅問題。


              經審查,本院確認如下事實:2015年12月15日,原告至楊浦地稅局稅務大廳自行申報繳納其2012年3月、4月的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及滯納金。12月16日,稅務機關出具繳款人為原告的稅收繳款書兩份。12月17日,上述稅款入庫。2016年11月16日,原告向楊浦地稅局提交個人退稅申請表、報告、稅收繳款書復印件、個人所得稅月份申報表復印件、身份證復印件,申請退回上述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款及滯納金合計9785.71元,并按存款利率支付利息。2016年12月15日,楊浦地稅局作出稅務通知告知原告,其申請事項不符合退稅條件,不予退稅。原告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市地稅局于2017年1月6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并向楊浦地稅局發出提出答復通知書。楊浦地稅局向市地稅局提交行政復議答復書及相關證據材料。2017年2月13日,原告至市地稅局查閱楊浦地稅局的行政復議答復證據材料。2017年2月27日,市地稅局因案情復雜決定延長行政復議審理期限。2017年3月31日,市地稅局作出行政復議決定,維持楊浦地稅局作出的稅務通知。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認為,被告楊浦地稅局作為稅務機關對納稅人要求退還多繳稅款的申請,經查證屬實的應當退還。本案中,原告向楊浦地稅局申請退還其自行申報繳納的2012年3月、4月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款及滯納金。楊浦地稅局受理后經審核認為,原告提供的申請退稅材料中缺少其未取得相關收入的證明材料或說明材料,無法證明該筆稅款及滯納金屬多繳或誤繳,遂據此作出稅務通知告知原告,其申請事項不符合退稅條件,不予退稅。該稅務通知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程序符合規定。被告市地稅局作為行政復議機關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后,對復議案件證據材料進行了審查,并在法定期限內作出了行政復議決定。市地稅局履行了行政復議職責,復議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并無不當。綜上,原告的訴請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范云鵬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范云鵬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黃漢森


              審?判?員??張?瑾


              人民陪審員??張?敬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書?記?員??朱?佳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六十九條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請被告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2-05
              來源: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

              判例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與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河南省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14)許行初字第16號


              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城縣產業集聚區北二環路東段南側。


              法定代表人侯建剛,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劉萍曉,該公司財務經理。


              委托代理人馬增輝,河南金色陽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住所地許昌市東城街。


              法定代表人劉彩霞,該局局長。


              出庭負責人劉艷軍,該局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譚耀華,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劉峰,河南君志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稅務行政處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劉萍曉、馬增輝,被告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負責人劉艷軍、委托代理人譚耀華、劉峰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于2014年5月27日作出許國稅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該決定書載明如下內容:“我局對你單位2006年3月27日至2011年6月30日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申報繳納情況進行了實地及調賬檢查,你單位存在違法事實及處罰決定如下:一、違法事實。你單位因賬務混亂,費用憑證、收入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修正)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之規定,經核定,你單位2006年3月27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間整理后的未申報收入數額為84706360.31元(不含稅銷售額為72398598.56元),少申報繳納增值稅12307761.76元。你單位在2010年向經銷商獎勵貨物3373901.52元,沒有申報繳納增值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令第65號)第四條之規定,你單位少申報繳納增值稅490225.01元。因你單位雖設置賬薄,但賬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修正)第三十五條第(四)項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國稅發[2000]38號《關于印發<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的通知》第十條、國稅發[2007]104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應稅所得率的通知》第一條、國稅發[2008]30號《關于印發<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辦法(試行)>的通知》第八條之規定,核定你單位少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二、處罰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你單位上述少繳增值稅12797986.77元、少繳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的行為是偷稅,對你單位處以少申報繳納稅款百分之六十的罰款計10369187.31元。以上應繳款項共計10369187.31元。限你單位自本決定書送達之日起15日內到襄城縣國家稅務局繳納入庫。到期不繳納罰款,我局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可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如對本決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決定書之日起六十日內依法向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或者自收到本決定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如對處罰決定逾期不申請復議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訴,又不履行的,我局將采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條規定的強制執行措施,或者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落款: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p>


              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訴稱,撤銷被告作出的許國稅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事實與理由:一、被告認定原告偷稅定性錯誤。1、原告9個結算帳戶貨款已轉入會計賬簿核算并申報納稅。原告設置個人賬戶的主要原因是經銷商多為個人或個體工商戶,設置個人賬戶便于結算,原告所收取的該部分貨款,已及時轉入會計賬簿核算并申報納稅。2、被告根據自己制定的扣除方法,人為地推定出銷售收入,并以此作為補繳稅款及定性的依據。被告對銷售收入的確認,既不符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關于確認企業所得稅收入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75號)中銷售收入的確認原則,也不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2006)》(財會[2006]3號)中銷售收入的確認原則。因此,原告認為被告的稽查結果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在此基礎上對原告所作的“偷稅”定性錯誤。二、被告認定原告賬務混亂,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與事實不符。被告根據原告銷售計劃與會計賬簿出庫記錄差異,推定原告賬務混亂,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等顯然有違法律的嚴肅性,且與事實相悖。原告會計核算規范,不存在賬務混亂的事實。原告是當地重點稅源企業,是襄城縣2008年納稅先進單位,還通過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各項管理制度健全,會計檔案資料保管完整,不存在賬務混亂,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等行為。三、被告核定原告漏記銷售收入存在扣除標準過高、扣除有漏項、計算錯誤等情況,與事實不符,缺乏依據。1、被告依據原告的《銷售計劃表》及9個個人賬戶資金流水推定事實,進而核定計稅依據確定應補稅款,被告推定出的銷售收入,不存在“資金流、票流、物流”三流合一的事實,不可能準確的確定待核事實,計算方法及結果不可能準確,更不能使原告信服。2、被告在認定賬戶互轉扣除上存在人為擬定標準,扣除不準確的問題;被告對資金流水單筆五十萬以下的款項全部推定為銷貨款,而不是根據調查事實逐筆據實扣除,與原告的實際經營情況嚴重不符,存在扣除項目不足、多計算銷售收入、多繳納稅款的情況,損害了原告的財產權。3、即便按照被告的扣除方法和原則,亦存在大量非銷售業務未被扣除的事實,并且被告計算應補企業所得稅扣除的已繳稅款計算錯誤,且前述事實原告亦明確的向被告提出但未得到采納。四、原告當庭述稱,本案被告的行政行為存在程序瑕疵:1、稅務機關在行政程序中無權自行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出具《司法鑒定意見》;2、調取賬簿資料逾期,調取手續不合規;3、未經審理程序,即制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書》;4檢查時間前后矛盾?;谝陨鲜聦?,原告認為,被告對原告作出的《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許國稅稽罰[2014]66號),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有誤,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應當予以撤銷,請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原告為支持自己的主張向本院提交如下證據:


              1、舒萊公司營業執照(三證合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證復印件及法人證明。證明原告訴訟主體資格。


              2、許國稅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一份;


              許國稅復決字[2014]第2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一份。證明原告履行了復議程序。


              3、稅款繳納憑證及納稅擔保財產清單。證明原告按決定書的要求履行補繳義務及擔保責任。


              4、2010年3月第189號會計憑證、2010年12月8日第087號會計憑證、收據及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資金流水第153頁倒數第6行(收農行還款20萬);2010年4月8日第56號會計憑證、收據、工程合同及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戶)資金流水第600頁正數第6行(收工程保證金20萬);2010年9月22日第179號會計憑證、收據及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中行張淑芬第469頁右半部分第七行(收政府補貼款30萬元,現金支票,9月28日進帳)(案卷不清,被告提供的電子版中顯示)。證明被告資金流入扣除不充分(被告證據第三部分第二組)。


              5、2009年10月23日西峽閆瑞收款50100元、2009年11月19日退款50100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資金流水第99頁中間行及第102頁倒數第7行;2009年9月2日收鄭州李向波匯款42000元,2009年9月26日退回33122.80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資金流水92頁倒數第7行和倒數第二行第三行,第96頁倒數第10行;2010年12月12日收湯陰張紅霞匯款75000元,2011年6月25日退回43861.65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資金流水155頁中間行,第184頁倒數第5行;2009年8月25日收登封王彥軍匯款26500元,2010年3月10日退回2839.45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92頁第三行,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戶)第五行第六行,被告提供的電子版中有對方帳號52×××25及戶名“王彥軍”;2009年7月18日收尉氏齊連中匯款62400元,2009年12月7日退回5254.93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第87頁第三行,第104頁倒數第五行;2009年9月4日收西峽趙治國匯款74000元,2009年10月8日收匯款81100元,2009年11月9日退回112715.71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第93頁第九行,第97頁第三行;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戶)第595頁倒數第五行、第四行,被告提供的電子版中有對方帳號4107588084992780106902115158,對方戶名“霍朝麗”為趙治國之妻;2010年9月9日收咸豐陳億軍匯款15690元,2010年9月14日退回15690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工行張淑芬第280頁倒數第7行,農行張淑芬倒數第二頁(看不到卷宗頁碼)倒數第六行;2010年6月8日收鄢陵張根發匯款47000元,2010年11月25日退回12535元,與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信用社張淑芬第127頁中間行、第153頁第四行;被告舉證資料第二部分證據8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第581頁第10行,2008年9月23日從侯建華建行戶(尾號3124)向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轉款16000元。證明被告資金流入扣除不充分(被告證據第三部分第二組)。


              6、原告歷年所得稅完稅憑證、應繳稅費明細帳及利潤分配明細帳。證明被告第四部分第五組及第六組已繳所得稅扣除錯誤。


              7、原告提供的“存放證明”復印件及資料清單(存放時間2013年5月16日—2014年4月11日)。證明被告調取帳薄逾期,程序違法。


              8、原告提供的“調取帳簿資料清單”,被告舉證資料中未提供且無相應的文書支持。證明被告程序違法。


              9、被告提供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豫博會司鑒字(2014)第2號。證明被告程序違法。一是被告超越職權委托司法機構進行司法鑒定程序嚴重違法。二是司法鑒定意見書不具有獨立性。三是被告非法獲取的證據不應采信。四是鑒定時間超期。


              10、被告提供的稅務事項通知書許國稅稽通(2012)228號及298號。證明被告要求原告核對的內容太籠統不具體,技術上不可行。


              11、被告提供的舉證證據第三部分第1-3頁《九帳戶資金流入統計及扣除項目統計表》中“剔除轉入帳內帳戶現金金額”一列與第49頁“現金收入統計”表中“現金收回帳款”一行及“銷售收入(主營業務收入)”一行數據不一致。證明被告核算轉入帳內現金時有遺漏。


              12、被告舉證證據第二部分第二十二組:(1)許國稅稽通(2014)0201號稅務事項通知書一份及稅務送達回證一份及原告的申辯意見;(2)許國稅稽通(2014)02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1份及稅務送達回證一份及原告提供的申辯意見三份。證明:(1)原告并未違反程序并按時申辯提交證據;(2)由于財務相應資料在被告處,結合原告第七組證據,需提供的證據無法提供。


              被告河南省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辯稱,一、原告當庭陳述的事實和理由與其在訴狀中陳述的事實和理由不同,被告未收到原告新的請求及事實和理由,因此,對原告新陳述事實和理由不應當作為法院審判的范圍;二、原告當庭陳述的被告程序瑕疵在訴狀中未作任何表述,原告提起訴訟并未提出此項訴訟主張,屬于新增加的訴訟請求,依照訴訟法規定,已經超出法定起訴期限,也不應作為法院審理范圍;三、原告當庭陳述的被告行政處理和處罰行中的各種扣除不合理,計算錯誤等問題,均屬被告依照《稅收征收管理法》依法行使核定應繳稅款的法定職責,不存在合法性問題。原告訴稱的內容是要求法院對被告的核定方法進行合理性審查,其訴訟主張違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該訴訟主張也不應當得到支持;四、原告所陳述的各種不合理問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已經給予了原告數次陳述、申辯以及提供證據的機會和時間,但是原告并未在行政程序中行使權利,也未提供相應的證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依法不予采納。綜上,原告當庭所陳述的事實和理由,不能成立,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維持稅務行政處罰決定。


              被告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提交如下證據:


              第一部分立案證據(1-4)。


              1、國家稅務總局、省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舉報案件交辦函、督辦函各一份。證明受理案件系上級稅務機關接受舉報后,交辦、督辦案件。


              2、2011年7月8日,市局稽查局立案審批表、稅務檢查任務通知書及向襄城縣國稅局下發的關于移交查處原告公司涉稅案件事宜的函。證明被告依法立案對原告進行稅務稽查,并通知襄城縣國稅局將其稅務檢查過程中提取的案件資料移交被告處理。


              3、2011年6月29日,襄城縣國家稅務局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稅務檢查通知書、調取賬簿資料通知書及其送達回證、稅務行政執法審批表、調取賬簿資料清單各1份。證明襄城縣國家稅務局按照被告的移交函,將其已調取的、正在檢查的原告相關涉稅賬簿資料、憑證、報表移交給被告后,被告按照程序進行處理,處理程序合法,涉案資料真實。


              4、2011年8月30日,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2011)47號稅務檢查通知書一份、稅務文書送達回證一份。證明2011年8月30日,被告依法派遣檢查人員張軍杰、盛亞偉到原告處開始進行檢查,通知原告接受檢查,如實反映情況并提供有關資料。


              第二部分稅務檢查證據(1-23)。


              1、2011年7月8日,對原告財務人員張淑芬賬戶進行檢查的行政執法審批表、檢查存款賬戶許可證明、送達回證以及查詢所得存款憑證單(經銷商曹俊卿存入22筆,經銷商朱紅曉存入12筆)。證明在檢查中發現經銷商曹俊卿、朱紅曉等向張淑芬個人名下的個人賬戶資金支付貨款,往來數額大、交易頻繁,但是系舒萊公司收取貨款的模式,即利用張淑芬個人賬戶收取貨款,涉嫌收入不入賬。


              2、2011年7月19日,對經銷商曹俊卿的詢問通知書及送達手續、詢問筆錄,曹俊卿的個體營業執照及訂貨單8張(2009年7月—2009年9月)、曹俊卿提供現金流水賬78頁。證明:(1)經銷商曹俊卿認可其給舒萊公司打貨款時,舒萊公司要求將貨款打入張淑芬個人賬戶,原告存在銷售收入不入賬的事實。(2)曹俊卿承認其向舒萊公司支付貨款后,舒萊公司未向其足額開具發票。原告方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的事實。


              3、2011年7月20日,對經銷商朱紅曉的詢問筆錄、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及其丈夫袁建平向原告處進貨的銷貨單88張及對賬單7張、2010年元月份獎勵方案及返利清單。證明:(1)經銷商朱紅曉承認使用自己及其丈夫袁建平的賬戶,向舒萊公司支付貨款時,舒萊公司要求將貨款打入張淑芬、侯建華個人賬戶。且所支付貨款未取得等額發票,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的違法事實。(2)舒萊公司向經銷商支付的獎勵未納入公司成本入賬處理,其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的違法事實。


              4、襄城縣國稅局于2011年7月21日對張淑芬(時任出納)、被告于2011年7月24日對劉萍曉(原告財務負責人)的詢問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詢問筆錄各一份。證明:(1)原告出納張淑芬承認其個人賬戶上的款項,是舒萊公司財務負責人劉萍曉安排收取的公司銷售貨款。(2)劉萍曉承認9個賬外資金賬戶(以侯建華、張淑芬名義開具的9個賬外資金賬戶)款項,包括銷售貨款,具體情況有待統計,但至今未能提交統計結果。同時承認,銷售廢料收入未在賬簿上記載。


              5、襄城縣國稅局對張松(原告會計)的詢問筆錄及詢問通知書和送達回證、對訾玉國(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的詢問筆錄及其提供的二份銷售計劃表、對劉萍曉的詢問筆錄共三份及核對的2011年1月銷售計劃對比表和銷售計劃與財務記載對比表、原告的產品價格表、產量表、2011年銷售計劃與財務記載比對表。證明:(1)訾玉國在筆錄中承認生產管理中心呂文娟U盤中的資料是其公司的資料;(2)劉萍曉也承認上述資料是從呂文娟電腦中拷取,且承認拷取的資料是存在的;(3)訾玉國2011年11-12月份銷售計劃表,能夠證明原告存在銷售計劃,但其拒絕提供其他月份的銷售計劃表,隱瞞收入憑證的事實;(4)從原告生產管理中心工作人員呂文娟電腦中拷貝出的2011年1-10月份銷售計劃對比表,及訾玉國所提供的當年11-12月份的銷售計劃對比表,可以反映出2011年度原告實際銷售出庫數量;(5)原告提供的2012年1-2月份的銷售計劃對比表,能夠證明原告存在銷售計劃與實際出庫的銷售資料,但其拒絕提供其他月份的資料,隱瞞收入憑證的事實;(6)原告提供的價格表可證明原告產品的單價,可用于計算2011年原告銷售數額;(7)經被告核查原告的財務賬本,發現原告財務記賬產品銷售數量,嚴重低于其對比表當中實際記載的出庫數量,被告為此制作2011年度銷售計劃實際出庫與財務記賬(財務記賬數據在后組證據中提交)進行對比的對比表,發現其存在隱瞞銷售收入不入賬的事實。綜上,該組證據證明原告存在隱瞞產品銷售數據、銷售收入不入賬的情況,且其拒絕提供相關財務資料及知情工作人員呂文娟的下落,致使無法查賬。


              6、被告對侯建華(法定代表人)的詢問筆錄共三份。證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侯建華認可其個人名義賬戶系用于公司收取貨款,邊角廢料銷售沒有記賬,存在銷售及收入混亂,收入不入賬的事實。


              7、2011年9月份至2013年11月份,對劉萍曉的詢問筆錄共計五份、231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經劉萍曉確認的25頁9個賬外賬戶資金文本資料、原告關于賬外賬戶資金與其公司收入賬之間關系的回復及情況說明。證明:(1)被告在要求原告提供有關賬戶及成本核算資料時,原告的財務負責人劉萍曉承認,公司對經銷商的獎勵以給予貨物方式兌現,不計銷售收入,廢料收入老板掌握,不交財務就不記賬。侯建華、張淑芬的個人賬戶系原財務經理通知她,她讓張淑芬開的。(2)劉萍曉承認,原告作為私人企業“很多事都是老板說怎么辦就怎么辦,私人賬戶上的錢回到現金賬上,其開票或者不開票申報收入就進行成本核算,你們查出的少繳稅款部分沒有進到財務賬上,就沒有進行成本核算,賬外的事糊里糊涂”,存在不開票申報收入情況,且明確表述查出的少繳稅部分沒有記賬,賬外的事糊里糊涂。足以證實原告存在賬目混亂、成本資料不全的事實,并且明確承認已經認識到錯誤。(3)劉萍曉在2013年8月9日、2013年11月13日的筆錄中均稱,9個賬戶中的資金均是原告公司的資金,不是個人資金,并稱會計現金賬上記載的就是指9個私人賬戶上的現金流量;但是,其在2012年8月20日接受詢問時,以及在其書面的回復和說明中,卻稱9個私人賬戶的資金核實了一部分,其余賬戶現金與賬面不符其自己說不清楚,無法確認是否是銷售收入。上述證據綜合證明原告一方面自認9個賬戶上的現金就是會計賬上記載的現金,一方面又與會計賬無法對應,其回答自相矛盾,有意對抗檢查,足以證實原告賬目混亂,銷售收入存在不入賬、成本核算資料不全、無法查賬核收的情況。


              8、自2011年至2014年,被告處理本案時,檢查涉案賬戶的稅務執法行政審批表三份、檢查存款賬戶許可證明十份及其送達回證、本案所涉原告賬外收取銷售收入的9個賬外賬戶銀行明細九冊。證明以侯建華、張淑芬名義在中行、工行、建行、農行開設的9個個人賬戶的資金明細表,顯示個人賬戶中資金交易量大且頻繁,為公司收取貨款。涉及的流入資金數額達到6億1千多萬元,個人正常賬戶資金活動,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此大額的流入資金數額且原告有關人員承認九個私人賬戶系公司銷售收入。


              9、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2012)25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2012)297號調取賬薄資料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原告提交有關涉稅賬薄、資料,被告據此統計核算發現原告存在賬目混亂、收入不記賬、隱瞞銷售收入的事實。


              10、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2)21號、22號詢問通知書二份及送達回證一份、第22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其送達回證、原告的回復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呂紅娟與張淑芬于2012年6月14日到許昌市國稅局稽查局,就涉稅事宜接受詢問并提供有關電子文檔資料原件,但是原告以其二人已經離職暫無法查找為由,抗拒稅務檢查。


              11、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2)號228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原告應與2012年6月28日前提供與涉及的九個賬外賬戶中有關資金往來的詳細資料。但是原告拒絕提交,抗拒檢查。


              12、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2)號229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現場發現原告財務人員及生產主管使用移動硬盤辦公時,通知原告在2012年7月6日前提供呂紅娟移動硬盤中有關生產、銷售方面的資料。但是呂紅娟至今沒有到場接受詢問。


              13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2)號230號詢問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原告工作人員呂紅娟于2012年7月6日10時到許昌市國稅稽查局檢查二科就涉稅事宜接受詢問。但是其至今沒有接受詢問。


              14、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2)號298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原告對其2006年-2011年檢查情況進行核對。原告核對后,未提出異議。


              15、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3)0223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于2013年3月29日通知原告于2013年4月8日前提供2006年-2011年現金及銀行賬、銀行卡收款情況對應關系的資料,但是原告沒有提供。


              16、許昌市國家稅務局許國稅(2013)0229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于2013年7月24日通知原告于2013年7月29日前提供增值稅申報表、所得稅審計報告、附表明細等資料。但原告僅提供了納稅申報表,其他資料均未提供。


              17、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2014)0204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通知原告應與2014年3月14日前提供涉稅資料賬簿、憑證等復印件及數據并進行確認、簽章,但原告未對統計數據簽章。


              18、司法會計鑒定機構提供的自2006年至2011年6月期間的賬冊、憑證共計52卷,以及被告對上述賬冊憑證與9個原告賬外賬戶資金流向進行抽樣對比、調查的結果說明及統計表共26頁。證明司法會計鑒定機構出具司法會計鑒定書,認定原告自2006年至2011年期間,用于原告公司收取銷售收入的9個賬外個人賬戶中,經從中抽樣核對,其流入的大量收入資金未在原告公司賬面、記賬憑證中顯示,9個賬戶資金與其記賬憑證會計賬簿記載不相符,證明原告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的違法事實。


              19、原告提供的財務庫存商品明細賬66頁、庫存商品余額表2頁、成本價格表1張,價格表2張、獎勵貨物統計表7頁、獎勵問題的報告及原告自行統計提供的財務賬與倉庫賬的差異表1頁。證明原告的倉庫賬與財務賬不符,賬目混亂,獎勵經銷商的商品未納稅申報。獎勱經銷商貨物3373901.52元,應繳納增值稅490225.01元(詳見證據9)。


              以上原告應繳納增值稅12797986.77元(12307761.76元+490225.01元)。


              20、原告提供的廢料收入統計表一份、關于廢料處理情況的匯報一份及記賬憑證、發票15張。證明原告承認銷售邊角廢料收入未入賬,其賬目混亂。


              21、原告提供的其9個賬外賬戶中流入資金存在借款的記載賬冊、原告法定代表人侯建華自書情況說明、以及被告進行核實的調查資料。證明:(1)經核實,原告9個賬外賬戶中的借款,凡在其現金賬中記載為借款的一律扣除,未作為原告銷售收入進行稅收核定;(2)按照原告法定代表人侯建華的申請,凡其提供借款手續或第三方證明的收入,也一律進行扣除;未作為銷售收入進行核定。


              22、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稽通(2014)0201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送達回證各一份、原告的申辯意見一份;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稽通(2014)02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送達回證各一份、原告提供的申辯意見三份、銀行存取款記錄二份。證明:(1)被告通知原告于2014年1月3日前提供本次稅務檢查事項的陳述、申辯意見,原告在2014年1月3日提交了書面申辯意見。(2)原告在2014年1月3日的申辯意見中,所稱“多取一存”例子,經查純屬子虛烏有系虛構事實的意見。兩份銀行存取款記錄證明,2009年4月17日,存入張淑芬信用社賬戶30萬元的時間是上午,從張淑芬工行賬戶兩次取出10萬、20萬元款項的時間是下午,原告不可能穿越時空,下午取款存到上午,根本不符合資金“互轉情況”的邏輯。原告所稱單筆大額資金100萬元以上進行扣除,存在扣除不充分的理由,在做出稅務處理決定時予以采納,降低扣除標準為50萬元;(3)原告在2014年1月3日向被告提交陳述、申辯意見后,被告在2014年1月6日通知原告于2014年1月10日前提供針對其陳述、申辯意見的證據,但原告一直未提供。(4)原告在被告指定的提交證據期限屆滿近3個月后,又提供兩份申辯意見,其中在2014年3月28日的申辯中自認其管理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存在問題和漏洞。綜上,被告充分給予了原告陳述、申辯,提供證據的機會和權利保障,但是原告并未提交證據支持其申辯理由。


              第三部分查定增值稅證據及計算的法律依據(1-2)。


              1、《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證明按照上述法律法規,納稅人雖設置賬薄,但賬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賬的;稅務機關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且有權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對于本案原告存在的賬目混亂、成本資料、收入憑證殘缺不全的事實,被告有權采取核定方式,在扣除原告賬外流入資金中不應計入銷售收入的部分數額后,以余額查定應稅銷售額。


              2、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9個賬外賬戶年度資金流入統計表4頁(以下簡稱總表)及扣除項目統計表。證明:(1)原告使用9個賬外賬戶的流入資金總額為601982256.51元;(2)在查定應繳稅款的銷售收入時,被告對上述流入資金扣除了以下項目,按照余額查定隱瞞銷售收入的增值稅:①個人拆借借款資金,借款人匯總表一份(25頁),共計75485000元;②9賬戶三日內互轉重復數據表一份(8頁),共計23695600元;③同賬戶當日重復數據明細表一份(7頁),共計13703100元;④萬元以上部分資金來往明細表一份(3頁),共計61691782.05元,因其財務記賬出庫單沒有50萬元以上的出庫數量;⑤賬內賬戶現金余額現金收入統計表一頁,共計342549861.57元;⑥計息金額9539.58元;⑦賬戶開戶金額141013.00元。以上數額扣減后,余額84706360.31元為原告隱瞞的銷售收入總額,不含稅銷售額為72398598.56元,應補繳增值稅為12307761.76元。(3)獎勱經銷商貨物3373901.52元,應繳增值稅490225.01元(詳見證據19)。


              第四部分核定企業所得稅、稅款數額來源證據及法律依據(1-7)。


              1、《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所得稅法》第四十四條、四十九條及其《實施條例》第一百一十五條、《關于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國稅發2000年38號)及《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辦法(試行)》(2008年第30號)第八條。證明按照上述法律、法規,納稅人雖設置賬薄,但賬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賬的,稅務機關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且有權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對于本案原告存在的賬目混亂、成本資料、收入憑證殘缺不全的事實,被告有權采取核定方式,在扣除原告賬外流入資金中不應計入銷售收入的部分數額后,以余額查定應稅銷售額。


              2、2006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總表(9個賬外賬戶2006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原告企業年度利潤表一份。證明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原告企業利潤表反映其主營業收入是2905724.09元,已繳納稅費數額為0元,總表統計賬外收入為2860967.02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2445270.95元,收入總額為5350995.04元(包括賬內2905724.09元和賬外2445270.95元),應繳納所得稅款為123607.99元。


              3、2007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總表(9個賬外賬戶2007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07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原告企業利潤表一份。證明2007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原告企業利潤表反應其主營業收入是33233547.16元,已繳納稅費數額為213095.4元,總表統計賬外收入為10085574.56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10085574.56元,收入總額為43319121.71元(賬內33233547.16元和賬外10085574.56元),應繳納所得稅款為


              501670.11元;(其中07年實際繳納所得稅數額在原告提交鑒定的完稅證明及賬薄中統計)。


              4、2008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表(9個賬外賬戶2008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08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企業年度所得稅申報表一份。證明原告當年度申報營業收入是58092853.87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726160.67元。


              5、2009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表(9個賬外賬戶2009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企業年度所得稅申報表各一份。證明原告當年度申報營業收入為101054888.51元,已繳納稅費數額為889297.81元,賬外銷售額為25336925.44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690599.86元。


              6、2010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表(9個賬外賬戶2010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企業年度所得稅申報表各一份。證明原告當年申報營業收入為121055107.95元,賬外銷售額為24301441.55元,已繳納數額為287179.54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1529777.33元。


              7、2011年企業所得稅計算,依據統計表(9個賬外賬戶2011年資金流入額扣除第三部分證據23的當年度扣除額)和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企業年度所得稅申報表各一份。證明原告當年申報的營業收入為67861026.86元,賬外收入為13113062.56元,已繳納稅費數額為10000元;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為912176.12元


              第五部分鑒定證據、原告提交的涉稅會計資料、出庫匯總單、出庫單。證明博達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專業司法會計鑒定機構,接受被告委托,對原告涉案稅款的數據進行了審核和鑒定,鑒定意見證明原告應納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的稅款數額具有真實性、合法性。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自2006年-2011年6月間,向主管稅務機關少申報繳納增值稅12797986.77元,少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


              第六部分作出稅務行政處理決定證據(1-3)。


              1、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稽處(2014)67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及其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與2014年4月10日向原告下達稅務處理通知書,通知原告應于規定時限內繳納涉稅款項及對本處理決定不服可申請復議。


              2、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提交部分財務記賬憑證、分階段交納稅款申請書三份及其公司存在困難的證據42頁,緩繳查補稅款申請一份、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關于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分期繳納查補稅款申請意見的回復及送達手續各一份。證明原告在被告已經完成稽查、審理程序及處理決定作出后,才向被告提交部分記賬憑證(兩筆)進行申辯,并申請分期繳納查補稅款,理由僅是公司資金緊張,生產經營存在嚴重困難。三份申請足以證明原告對處理決定沒有異議,已認可處理結果,被告依法對其申請予以回復。


              3、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稽通(2014)22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再次通知原告于2014年5月20日前將查補稅款17281978.85元并繳納相應滯納金。但是原告仍然沒有繳納。


              第七部分作出稅務行政處罰證據(1-3)。


              1、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罰告(2014)34號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對原告少繳稅款行為依法認定為偷稅行為,告知原告對其處以10369187.31元行政處罰,并告知原告享有陳述、申辯和要求聽證的權利。


              2、原告于2014年5月21日提交稅務行政處罰聽證申請書、原告于2014年5月23日及2014年5月26日提交關于撤銷聽證申請各一份、稅務行政處罰申辯材料一份。證明被告告知原告有申請聽證和申辯的權利后,原告向被告申請聽證,但又于2014年5月26日申請撤銷聽證。另原告也行使了申辯權利,但沒有提供申辯理由的證據。


              3、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許國稅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各一份。證明被告決定對原告的偷稅行為處以10369187.31元的處罰,并告知原告有權在收到決定之日起六十日之內提起行政復議或收到本決定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起訴。


              第八部分稅務檢查前及審理證據(1-2)。


              1、稅務稽查案件延期審批表及電子審批文檔。證明被告依法辦理了延長案件辦理期限的相關手續。


              2、稅務稽查報告及提請審理審批表、審理報告、工作底稿8頁。證明案件稽查程序完結后,依法辦理了提請審理手續。


              經庭審質證,原告對被告所舉證據的質證意見如下:對第一部分證據1無異議。對證據2有異議,認為稽查審理報告編號與立案材料不一致。對證據3有異議,認為僅能證明被告履行了相應程序。2011年7月1日及2012年9月19日的兩次調帳手續相應完整,2012年5月14日,我公司有調取帳簿資料清單,但沒有相應法律文書,程序違法。對證據4無異議。


              對第二部分證據1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證明原告收入不入帳,而且通過被告提供的張淑芬的證言可以得出結論,個人帳戶的流入資金全部入帳。對證據2真實性無異議。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設立個人帳戶不是帳外帳,設立個人帳戶是由公司的經營性質決定的。其次,目前很多上市公司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設立個人帳戶的情況,并不能因為設立了個人帳戶當然認定存在收入不入帳,更不能說明帳目混亂。第三,未開發票不能說明原告未繳稅。同時,被告也證明原告進行了無票納稅申報。對證據3真實性無異議,但未開票并不能證明原告不繳稅,原告進了無票納稅申報。同時,獎勵本身不是收入,不存在不入賬的問題,此說法不成立。對證據4真實性無異議,說明了公司設立帳戶原因,貨款全部轉入公司帳戶。同時,說明所涉帳戶與偷稅無關聯。對證據5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證明被告的證明目的,呂文娟u盤的資料是公司高管團隊的管理資料,而非真實的財務資料,同時,上述資料僅是孤證,想要認定銷售收入還需要其它證據相互印證。對證據6、7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證明被告證明目的,邊角廢料銷售沒有記賬,不能當然證明收入混亂。給經銷商的獎勵是給予貨物的方式兌現,本身就不是銷售收入。被告證據全部為言詞及主觀證據,無客觀證據相互印證,不能因此推定賬目混亂。對證據8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證明被告的證明目的。同時被告在檢查侯建華建行三個帳戶未履行審批手續,根據銀行流水紀錄,被告在檢查侯建華個人帳戶的時間為2011年8月4日,但從被告提供的稽查局檢查存款帳戶許可證明,最早日期為2011年12月16日,這個說明被告程序違法。此證據應為非法證據不應采信。中行戶(00000257206313679)未發現紙質資料,被告的證明目的缺乏證據支撐。對證據9有異議,(2012)25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沒有相應的清單且使用文書錯誤;(2012)297號調取賬薄資料通知書等,沒有提供相應的調取帳簿資料清單;2012年5月14日調取我公司帳簿資料,未提供相應的文書。該證據由于程序違法而不具備證明力,不能證明被告的證明目的。對證據10、11有異議,不能證明被告的證明目的。由于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資料過于籠統且原告帳薄存放在被告處,被告可以直接查看,無需原告提供。同時,原告也無抗拒檢查的事實。對證據12、13有異議,原告認為被告發現公司財務人員是猜測。同時,無法理解和認同被告的證明目的。對證據14真實性無異議,但是由于被告告知原告內容太籠統,而無法提供。同時,2014年3月30日底稿才出具,此前又沒給原告任何數據,亦無法核對。對證據15、16真實性無異議,但被告的證明目的表述不真實,原告已經向被告遞交申辯意見并提交了相應資料。同時,所有財務資料在被告處其可以查閱。對證據17真實性無異議,被告所述統計數據原告從未見到過。對證據18合法性有異議,認為屬非法證據不應采信。對證據19真實性無異議,但對被告的證明目的有異議。首先原告的行為不符合偷稅的特征,不符合偷稅條件。原告2010年剛實行實物獎勵政策,財務人員對于視同銷售政策理解不到位,不存在少計收入的主觀故意,不屬于偷稅行為?!秶叶悇湛偩株P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26號)規定:“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蓖瑫r,原告認為本身就不是收入。稅務機關主觀將實物返利少繳的49萬元稅款,推定出賬外資金流水少繳稅1230萬元,混淆概念,沒有任何證據和法律依據,純屬主觀臆斷。對證據20有異議,該證據被告最終未采信,不能證明公司賬目混亂。對證據21無異議。對證據22有異議,被告超過舉證期限舉證,銀行存款記錄二份應為非法證據,不予采信。稅務機關僅憑一筆“多取一存”,就認為子虛烏有,缺乏事實依據。公司未見稅務機關對1萬多筆數據是否存在“多取一存”的更多驗證證據,如何就得出子虛烏有的結論。公司賬簿資料都在稅務機關,公司只能提供申辯意見。賬簿本身就在稅務機關,稅務機關依職責應當予以核對。對第三部分證據1有異議,認為被告對核定征收概念系誤讀,人為擴大了其法律外延,核定征收的前提是確定公司少計或未計收入,稅務機關連資金流水是什么都未證明,何談核定一說。對證據2有異議,認為中行調整戶(00000257206313679)無紙質證據支撐,應為被告舉證不能。同帳戶當日數據有遺漏。例如:2008年9月23日從侯建華建行戶尾號3124向侯建華建行尾號3132轉款16000元未作剔除。財務記帳出庫單沒有50萬以上的出庫數量,不能反證50萬以下都是銷售額。帳內帳戶現金統計錯誤。針對此項的質證意見詳見代理詞及我方證據。


              對第四部分證據有異議,不認可收入,更談不上稅款的事。同時,2007年、2009年與稅務決定書計算增值稅的計算基礎相矛盾。2009年、2010年計算已繳納所得稅錯誤。


              對第五部分證據有異議,該證據為非法證據不應采信。被告超越職權委托鑒定機構進行司法鑒定,程序嚴重違法,司法鑒定意見書不具有獨立性,被告非法獲取的證據不應采信,鑒定時間超期,被告向第三方委托職權已被法律所禁止。


              對第六部分證據1有異議,該證據不具有真實性,稅務機關未經審理即作出決定書,程序違法。對證據2有異議,被告認為原告三份申請是對處理決定的認可是邏輯錯誤。首先繳納稅款是復議及訴訟的前置程序,不能基于此就認為是對決定的認可。而且自始至終包括在法庭上我方從未停止對自已權利的主張,從未認同被告決定的數據的正確性。對證據3有異議,對被告數據不認可,不存在繳納的基礎。


              對第七部分證據1、2無異議;對證據3有異議,缺乏事實根據,將返利折貨及2011年1-6月份稅款定義為偷稅,缺少法律依據。


              對第八部分證據1無異議;對證據2真實性有異議。首先,司法鑒定意見書、稅務處理決定書及稅務稽查報告,2007年與2009年計稅基礎數據自相矛盾。其次,《稅務處理決定書》是2014年4月10日下發,《稅務稽查審理報告》簽發日期為2014年5月19日,說明《稅務處理決定書》未按程序審理。第三,稽查工作底稿未經原告簽字。第四,《稅務稽查審理報告》沒有采信申辯意見,我公司在稽查決定做出前,共向稽查人員提出三次申辯意見(均在稽查局提交法院的案卷中有保留),而《稽查報告》僅包括部分內容,遺漏了關鍵的申辯意見。


              被告對原告所舉證據的質證意見如下:對證據1、2、3沒有異議。對證據4、5的關聯性有異議,認為原告所提供的會計憑證與其私人賬戶記載的資金流入數據沒有對應關系,而且在資金流入的主體、方向、金額還有時間上均有區別,不能證明其賬本上記錄的相應資金就是私人賬戶中流入的資金。對證據4中的189號和087號憑證的補充質證意見是:根據被告證據目錄顯示,該行為已經發生了,當時經過原告財務處理。只有從某一賬戶出來一筆資金,然后同等金額入到另一賬戶上,視同為一筆資金周轉。張淑芬信用社賬戶存了30萬,雖然其工行賬戶有個10萬和一個20萬的取款,但是不能因為10+20=30,就視同為是一筆資金周轉。對帳外銀行賬戶真實性的確認,因本案背景特殊,舉報人與企業實際經營人家庭矛盾,所以舉報人知曉內情,所提供的有效銀行賬戶,均得到了名義持卡人的承認。對公司有關人員的詢問筆錄,均承認9個賬戶也是公司的經營賬戶。為了證實這些賬戶是用于經營,被告對劉萍曉經理進行了依法詢問,并通過資金流入量,被告提取了不同銀行資金帳戶。原告業務交易活動頻繁,資金流量巨大,交易日期密集,交易網點和地區、場所均有明細顯示,跨地區、跨網點、跨交易場所,不屬于個人資金往來,且在交易描述中顯示有貨款。另有,外部調查證明(如對經銷商的調查),銀行卡資金屬于企業的資金,所以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實施細則》,納稅人必須依法接受稅務部門的稅務檢查并對資金情況逐一進行解釋。對56號憑證的補充質證意見是:被告對原告下達了事項通知書,依據是《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但是原告證據目錄中的合同收據等資料,在被告處理過程中并未提供類似于這樣的證據。對179號憑證的補充質證意見是:原告收到85萬財政補貼,55萬打到企業賬戶,另外30萬財政部門竟然打到了原告員工個人賬戶,對此我方將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對證據5的補充質證意見是:原告列舉了八個地方八個客戶,比如第一個西峽閆瑞的證據,證實資金流入對應關系不是1+1=2,5萬元+100元無折存現與50100元退款,不能說明兩者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原告賬面是否記載,并未向稅務部門提供證據。證據5中的3123賬戶,被告已經進行了合理排除,思路是以某一個時點為基準日,有一筆資金流出,在同時間點有同金額的流入,可視同為一筆資金。無論怎樣變,要先出后入,而不是1+1=2的關系。在稅務機關責令原告提供相應證據的情況下,原告在規定期限內沒有依法提供,且在行政復議程序中依然不舉證不告訴。原告提供的應扣除證據,在行政處理和行政復議程序中均未提供。對證據6有異議,原告所提交的該證據所得稅完稅憑證以及利潤分配表等,被告已經給予了原告充分陳述、申辯和提交證據的時間,但原告未陳述、申辯,也未提交證據。對證據7無異議,但恰好證明將有關會計資料存放在第三方是原告簽字認可的,屬原告的自主行為,該存放行為不屬行政行為,證明不了行政行為違法。對證據8有異議,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及相關規定,鑒于該案特殊性,前期已經提供了調取賬簿通知書。本次是補充提供賬簿,否則不可能只讓原告提供這幾本賬簿。對證據9堅持被告舉證中的陳述意見。對證據10有異議,認為證明目的不成立,在兩份事項通知書中,要求原告核對的是原告自己的銀行卡資金往來以及對稅務檢查所獲取資料進行核對,原告作為這些核對資料的保存方,完全有能力有條件進行收集核對并提交核對意見,不存在技術上不可行的問題。對證據11有異議,原告在陳述、申辯過程中未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且對稅務機關要求進行核對的通知置若罔聞,不核對、不提交,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原告承擔。對證據12有異議,相關會計財務資料并非存放于被告處,而是存放于原告同意并認可的中介機構博大事務所,原告有閱讀復制調取的權利,原告完全有條件提供。


              本院對上述證據認證如下,一、關于對被告證據的認證。第一部分證據可以證明涉案稅務案件的由來以及啟動稅務調查程序(立案)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二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被告進行稅務檢查以及原告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隱瞞產品銷售數據、成本核算資料不全、無法查賬核收、抗拒檢查、獎勵經銷商的商品未納稅申報以及原告現金賬中記載為借款的,提供借款手續的或者有第三方證明的收入均一律扣除,未作為銷售收入進行核定等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三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在原告雖設置帳簿,但存在帳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帳的情形下,依法享有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原告應納稅額的職權以及在采取核定方式時扣除原告賬外流入資金中不應計入銷售收入的部分數額后,以余額查定應納稅銷售額的職權。同時,可以證明原告隱瞞銷售收入總額,即余額84706360.31元,不含稅銷售額為72398598.56元{84706360.31元÷(1+17%)=72398598.56元}以及查定原告少繳增值稅12797986.77元(72398598.56×17%=12797986.77元)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四部分證據可以證明原告少繳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五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認定原告少繳增值稅12797986.77元和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系經司法鑒定確認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六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履行了審理、決定、送達以及告知陳述、申辯權利等程序性規定,本院予以認證。第七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在處罰前履行了權利告知,原告申請聽證后又撤回聽證申請以及作出處罰決定并送達原告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第八部分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履行了延長辦理以及在案件稽查程序完結后,依法辦理了提請審理的事實,本院予以認證。二、關于對原告證據的認證。被告對原告證據1、2、3無異議,本院予以認證。對證據4、5有異議,認為原告所提供的會計憑證與其私人賬戶記載的資金流入數據沒有對應關系,而且在資金流入的主體、方向、金額及時間上均有區別,不能證明其賬本上記錄的相應資金就是私人賬戶中流入的資金。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且不能證明原告的證明目的,本院對證據4、5不予認證。對證據6有異議,認為原告所提交的該證據所得稅完稅憑證以及利潤分配表等,被告已經給予了原告充分陳述、申辯和提交證據的時間,但原告未陳述、申辯,也未提交證據。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九條的規定,故本院對該組證據不予采納。對證據七有異議,認為恰好證明原告將有關會計資料存放在第三方是原告簽字認可的,屬原告的自主行為,該存放行為不屬行政行為,證明不了行政行為違法。本院認為,原告的該組證據不能證明被告調取賬薄逾期以及程序違法的目的,故本院不予認證。對證據8有異議,認為本次是補充提供賬簿,前期已經出具了調取賬簿通知書。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且不能證明被告程序違法的目的,故本院不予認證。對證據9無異議,本院對該證據的結論予以認證,但對原告證明目的不予認證。對證據10有異議,認為證明目的不能成立。在兩份事項通知書中,要求原告核對的是其自己的銀行卡資金往來以及對稅務檢查所獲取資料進行核對,原告作為這些核對資料的保存方,完全有能力有條件進行收集整理,提交核對意見,不存在技術上不可行的問題。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本院不予認證。對證據11有異議,認為在陳述、申辯過程中原告未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且對稅務機關要求進行核對的通知置若罔聞,不核對、不提交,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原告承擔。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本院不予認證。對證據12有異議,認為相關會計財務資料并非存放于被告處,而是存放于原告同意并認可的中介機構博大事務所,原告有閱讀、復制、調取的權利,原告完全有條件提供。本院認為異議理由成立,本院不予認證。


              經審理查明,2005年9月27日,原許昌滿盈衛生用品有限公司在襄城縣注冊成立,于2007年11月更名為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該公司的經營范圍是生產、銷售舒萊牌婦女衛生巾、衛生護墊、尿褲及進出口貿易。注冊資本6000萬元,法定代表人侯建剛。2011年5月4日,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稅收違法案件舉報中心作出《稅收違法案件舉報中心交辦函》(國稅稽舉交[2011]0799號),將舉報原告涉嫌偷稅案件轉給河南省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處理,并要求為舉報人保密。同時,轉交舉報信一封。2011年5月25日,河南省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稅收違法案件舉報中心作出《稅收違法案件舉報中心督辦函》(豫國稅稽舉督[2011]0021號),將上述案件轉交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查辦。2011年6月29日,襄城縣國家稅務局對上級交辦舉報原告銷售款不走賬,廢料銷售未入賬案件進行立案檢查。2011年7月1日,襄城縣國家稅務局作出《稅務檢查通知書》,通知原告自2011年7月1日對2006年3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同日,該局作出《調取帳簿資料通知書》,決定調取原告2006年3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帳薄、記帳憑證、報表和其他有關資料到稅務機關進行檢查。2011年8月30日,許昌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關于查處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一案有關事宜的函》,主要內容是:“因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涉嫌偷稅的舉報案件案情復雜、查處難度較大、涉案稅額較大、社會影響面較廣,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發[2009]157號《關于印發<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的通知》等有關規定,我局決定將該案件提取至我局,由我局直接組織查辦,請接通知后將該案件所涉及流轉文書、證據資料等一并交由我局”。被告經稅務檢查、查詢、詢問后,認定原告存在賬目混亂、銷售收入不入賬、隱瞞產品銷售數據、成本核算資料不全、無法查賬核收、抗拒檢查、獎勵經銷商的商品未納稅申報等事實。被告經核實對原告現金賬中記載為借款的、提供借款手續的或者有第三方證明的收入均一律扣除,未作為銷售收入進行核定。被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在扣除原告賬外流入資金中不應計入銷售收入的部分數額后,以余額84706360.31元查定為原告隱瞞的銷售收入總額,不含稅銷售額為72398598.56元{84706360.31元÷(1+17%)=72398598.56元}以及查定原告少繳增值稅12797986.77元(72398598.56×17%=12797986.77元)(其中:原告各年度少繳增值稅數額為:2006年度少繳增值稅415696.06元、2007年度少繳增值稅3429597.99元、2009年度少繳增值稅2592227.01元、2010年度少繳增值稅3641020.06元、2011年度少激增值稅2229220.64元。原告2010年向經銷商獎勵貨物沒有申報繳納增值稅,造成少申報繳納增值稅490225.01元。上述少繳納增值稅合計12797986.77元)。被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一百一十五條、《關于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國稅發[2000]第38號)、《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辦法(試行)》([2008]第30號)第八條的規定,核定原告應補繳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其中:原告2006年度應補繳企業所得稅123607.99元、2007年度應補繳企業所得稅501670.11元、2008年度應補繳企業所得稅726160.67元、2009年度應補繳企業所得稅690599.86元、2010年度應補繳企業所得稅1529777.33元、2011年1-6月應補繳企業所得稅912176.12元)。2013年5月,被告委托河南博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鑒定原告2006年度-2011年6月應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數額以及原告2006年度-2011年6月實際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數額,由此得出原告2006年度-2011年6月少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數額。2014年3月20日,河南博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豫博會司鑒字[2014]第2號),鑒定意見與被告經查定原告少繳增值稅的數額以及經核定原告應補繳企業所得稅的數額相吻合。2014年4月10日,原告經審理作出許國稽處(2014)67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并于當日送達原告。2014年5月19日,被告作出許國罰告[2014]34號《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告知擬對原告處罰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及罰款數額。同時,告知原告有陳述、申辯的權利以及申請聽證的權利。2014年5月21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稅務行政處罰聽證申請書》,對被告擬行政處罰的事項有異議,要求聽證。2014年5月2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書面申請,請求撤銷2014年5月21日提出的《稅務行政處罰聽證申請書》。2014年5月27日,被告作出許國稅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并送達原告。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處理決定及處罰決定,向被告提供納稅擔保,于2014年6月9日向許昌市國家稅務局提起行政復議。許昌市國家稅務局于2014年8月5日分別作出許國稅復決字[2014]第1號、第2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了被告作出的許國稽處(2014)67號稅務處理決定及許國稽罰(2014)66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訴訟,請求撤銷涉案稅務行政處罰決定。


              另查明,2012年12月26日,被告作出許國稅稽通[2012]298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責成原告對2006年至2011年12月31日的稅務檢查情況進行核對,原告接通知后對需核對的事項未提出異議。2013年3月29日,被告作出許國稅稽通[2013]0223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責成原告于2013年4月8日前提供2006年至2011年現金收入、銀行賬收入及銀行卡收款情況對應關系的資料,原告接通知后未在規定的時限內提供。2013年7月24日,被告作出許國稅稽通[2013]0229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責成原告于2013年7月29日前提供增值稅申報表、所得稅審計報告、附表明細等資料,原告接通知后,在規定的時限內除提供納稅申報表外,未提供其他資料。2014年1月2日,被告作出許國稅稽通[2014]0201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責成原告于2014年1月3日前提供涉案稅務檢查事項的陳述、申辯意見。原告接通知后,按照規定的時限向被告提交了《關于稽查認定事實的申請意見》。2014年1月6日,被告許國稅稽通[2014]02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責成原告于2014年1月10日前必須按照規定時限提供涉案稅務檢查事項的陳述、申辯意見所附證據。原告接通知后,未在規定的時限內提供相應的證據。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北景钢?,被告根據舉報,對原告自2006年至2011年6月期間的納稅情況進行檢查。經多次調查、查詢、詢問,被告認定原告存在雖設置賬薄,但賬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賬的事實,上述事實已由被告提供的有效證據予以證實。后經被告依法核定,原告于2006年至2011年6月期間存在少繳增值稅12797986.77元、少繳企業所得稅4483992.08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原告少繳應納稅款的行為是偷稅,被告據此對原告處以應繳稅款的60%的罰款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在行政處罰程序方面,被告履行了法定的告知義務,并在原告書面放棄聽證權利后,才依法作出《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并送達原告,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關于原告訴稱“被告認定原告偷稅定性錯誤;認定原告賬務混亂、費用憑證、收入憑證殘缺不全與事實不符”的主張。因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信。關于原告訴稱“被告核定原告漏記銷售收入存在扣除標準過高、扣除有漏項、計算錯誤等情況?!钡闹鲝?。本院認為扣除標準是否過高、是否存在漏項和計算方法均屬稅務機關依法行使核定職權時采取的合理方法。同時,被告就稅務檢查情況已告知原告享有核對的權利并要求原告提供證據,但原告并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供。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九條規定,原告在行政訴訟中提供的,依法不予采納。綜上,原告的訴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50元,由原告河南舒萊衛生用品有限公司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遞交上訴狀副本,上訴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李? 正? 宏


              審判員?李????杰


              審判員?袁????野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書記員?劉麗君(兼)


              附本判決所適用的法律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請被告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p>


              2、《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劾U義務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繳或者少繳已扣、已收稅款,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p>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1-31
              來源:河南省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與上海市青浦區國家稅務局、上海市地方稅務局青浦區分局稅務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6)滬0118行初80號


              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


              法定代表人劉嘯峰,總經理。


              被告上海市青浦區國家稅務局,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區。


              法定代表人吳健,局長。


              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青浦區分局,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區。


              法定代表人吳健,局長。


              兩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許姣,女,在被告處工作。


              兩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忭毅,上海正毅國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區公園路XXX號XXXXX室。


              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訴被告上海市地方稅務局青浦區分局稅務其他行政行為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上海市青浦區國家稅務局送達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及舉證通知書。本案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因案情需要,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依法追加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為本案第三人,并進行了公告送達。本案于2016年9月29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嘯峰,被告上海市青浦區國家稅務局委托代理人許姣、陳李毅到庭參加訴訟,第三人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經本院公告送達未到庭。因案情需要,本院于2017年1月9日依法追加上海市地方稅務局青浦區分局為本案的被告參加訴訟,2017年4月17日第二次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嘯峰,兩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許姣、朱忭毅到庭參加訴訟,第三人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經本院公告送達未到庭,本院依法進行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于2011年至2012年期間多次向被告舉報,檢舉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涉嫌拒開發票偷逃稅款。被告于2011年11月15日、2012年6月11日、2013年1月28日分別向原告作出答復。


              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訴稱:第三人因涉嫌逃稅和不依法開具發票給原告,原告實名舉報,要求被告履行追繳第三人所欠應納稅款和查處其不依法開具發票的法定職責。但被告作為國家稅務機關,不依法追繳第三人所欠巨額應納稅款、滯納金和罰款,不查處第三人不開具發票的違法行為,其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是嚴重的行政不作為,給國家稅收造成巨大損失,嚴重侵害了原告的財產權和經營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1、履行追繳第三人所逃稅款的法定職責;2、履行查處第三人應依法開具發票給原告的法定職責。


              原告為證明其主張提供以下證據:


              1、第三人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復印件及檔案機讀材料;2、第三人的稅務登記證,證明被告是第三人的主管稅務機關;3、關于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不能開具發票的答復,證明自2001年起,第三人未向被告依法辦理稅務登記,無證非法經營至今;4、付款憑證目錄,包括情況說明1份、發票聯3份、付款憑證14份(均是復印件),證明第三人收取了原告款項,但沒有向原告開具發票,也沒有繳納稅款,并證明第三人自2005年起共收取原告承包經營款人民幣11,852,325.9元;5、民事調解書;6、調解筆錄;證據5、6證明第三人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劉嘯峰出具金額為6,352,193.64元的承包費發票;7、致青浦區國家稅務局的舉報函及關于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逃稅的舉報函,證明原告實名舉報,要求被告對第三人的違法行為依法予以查處;8、關于聯鋮公司逃稅案的催辦函,證明原告要求被告依法對第三人的違法行為履行法定職責;9、關于要求對舉報結果予以答復的函,證明原告要求被告對第三人的逃稅行為進行處罰;10、關于要求對聯鋮公司逃稅案履行法定職責的函,證明被告作為主管稅務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是嚴重的行政不作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國家稅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被告上海市青浦區國家稅務局、上海市地方稅務局青浦區分局共同辯稱:不同意原告訴訟請求。在事件整個處理過程中被告積極履行相應的職責,不存在行政不作為;被告的主體資格、程序合法;原告多次基于相同的事實和理由重復舉報第三人,被告對重復投訴作出不作檢查處理,且被告認為原告提起的訴訟已過訴訟時效。


              兩被告為證明其主張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證據、依據:


              一、主體資格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


              二、程序依據:《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三、法律規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三款。


              四、程序和事實證據:1、2011年8月24日舉報信、快遞單,證明原告的舉報內容;2、青浦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23日出具的《證明》,證明調查中發現被舉報公司已被吊銷、稅務未換證;3、詢問通知書、掛號信,證明被告向被舉報公司發出詢問通知書;4、經公安經偵部門查詢的地址,證明被告向青浦公安經偵部門了解到被舉報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永其的居住地址;5、2011年來信、來訪書面答復,證明經調查后,被告依法向原告進行答復;6、2012年4月16日舉報函,證明原告的舉報內容;7、2012年來信、來訪書面答復,證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進行答復。答復內容顯示第三人稅務登記證失效后被告無法處理,工商是被吊銷未注銷;8、2012年10月8日舉報函,證明原告的舉報內容;9、2013年來信、來訪書面答復,證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進行答復;10、2013年1月30日稅務檢查通知書、稅務稽查人員廉政告知書,證明被舉報人未予配合;11、2013年4月16日稅務檢查通知書、稅務事項通知書、稅務稽查人員廉政告知書及相關送達回證、照片,證明被告前往第三法定代表人住處并留置送達;12、2013年5月2日、3日稅務檢查通知書、稅務事項通知書、稅務稽查人員廉政告知書及相關送達回證、照片。證據10-12證明被告多次前往被舉報公司法定代表人居住地進行文書送達;13、2013年6月4日關于第三人不能開具發票的答復,證明對于催辦函的答復:14、《關于本市換發稅務登記證件的通知》,證明因為第三人未履行法定職責,稅務登記證已失效。


              第三人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未作答辯。


              兩被告對原告提供證據質證意見如下:對證據1、3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明內容不予認可,憑機讀材料和營業執照看不出第三人欠稅的情況由對證據2真實性無異議,稅務登記證已失效,且只能由第三人自己來恢復;對證據4真實性不清楚,原告與第三人之間的民事糾紛,與本案無直接關聯;對證據5、6真實性不清楚,第三人與他人之間的民事糾紛,與本案無關;對證據7真實性無異議,被告確實收到了原告的舉報,對于原告的舉報進行了初步的調查,并把調查結果告知了原告;對證據8-10真實性無異議,根據法律規定,被告不需要答復,對于證據8中的催辦函,被告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進行了答復。


              原告對兩被告提供證據質證意見如下:對證據1、10、11、12、13無異議。對證據2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明內容有異議,認為此證據可以證明第三人是非正常戶的狀態,而被告對此放任不管,也是行政不作為。對證據3-5真實性無異議,但被告認為根據證據被告已履行法定職責,原告認為不能因為第三人找不到,而成為被告免職的條件。對證據6、7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明內容有異議,第三人稅務登記證失效后,其沒有辦理新的稅務登記,可以證明第三人從2000年開始無證經營,對此行為被告沒有作出任何處理。第三人逃稅行為稅務機關認為涉嫌逃稅,商請經偵機關的介入,但是由于稅務機關沒有確鑿的第三人逃稅證據,導致經偵機關無法介入,對此,原告曾委托律師對第三人的逃稅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處理結果是告知原告稅務機關沒有提供證據公安無法處理。對證據8、9真實性無異議。本次舉報是因為第三人的偷逃稅款增加了。對證據14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明內容有異議。第三人的稅務登記證在1999年的年底已經被科技園收回,導致發票無法購買。第三人是非正常經營戶,不存在是否換證的概念,原告認為是不合理的。


              經質證,本院認為,兩被告所提供的依據、證據來源合法,與證明內容具有關聯性,本院對其證明效力予以確認。原告提供的證據真實性,本院予以確認。


              經審理查明,2011年8月19日,原告向被告來信舉報,反映第三人拒開發票涉嫌逃稅問題,被告經調查后于2011年11月15日向原告發出來信、來訪書面答復,主要內容為:“1、我局征管系統中未查詢到“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的相關登記信息。2、“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于1996年5月31日注冊于青浦科技園,目前該公司工商執照已吊銷。3、我局于2011年10月10日對陳永其(上海市普陀區怒江路XXX弄XX號XXX室)發出詢問通知書,郵局無法投遞,逾期退回。4、青浦區公園路XXX號XXXXX室(青浦科技園)查無‘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2012年4月16日原告第二次以同樣的事由向被告發出舉報函,被告于同年6月11日向原告發出來信、來訪書面答復,在原來的答復基礎上增加了“我局于2012年5月16日起多次聯系陳永其(系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陳永其始終推說在外出差,致使調查事項無法開展。商請公安經偵部門介入,公安經偵部門認為就目前所取得證據,無法立案?!?012年10月8日,原告以同樣的事由第三次向被告發出舉報函,被告于2013年1月28日對原告發出來信、來訪書面答復,主要內容為:“1、……。2、“上海聯鋮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自2000年起沒有向我局申報繳納稅款的記錄,沒有向區局申請由稅務機關代開過發票。3、……?!?013年4月2日原告向被告發出催辦函,2014年4月及2015年11月分別去函至被告,要求對舉報結果予以答復及履行法定職責。后原告訴至本院。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在接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法規對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原告向兩被告提出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規定,被告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根據《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四條之規定,稅務機關依照本辦法受理、處理、管理稅收違法行為檢舉事項,被告作為轄區稅務機關,依法對原告舉報事項具有監督檢查的法定職責。根據《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兩被告在2011年8月19日、2012年4月16日、2013年5月16日分別收到原告的舉報信后,分別將查處結果書面告知原告,執法程序合法。被告認為原告起訴已過訴訟時效,從原告提供的證據反映,原告曾于2015年11月26日去函至被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職責。至2016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訴訟,并未超出法律規定的時效,對被告此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兩被告對原告的舉報事項是否依法履行了法定職責,本院認為,兩被告在接到原告的舉報信后,經查未在被告處的稅收征管系統中查詢到第三人的相關登記信息,后至第三人注冊地查詢得知,第三人于2011年2月18日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浦分局吊銷營業執照,稅務未換證,導致稅務登記證失效等,被告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分別作出答復并送達原告,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執法程序合法。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相應的事實、法律依據,本院難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上海華賓餐飲有限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本案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劉?靜


              審?判?員??朱堅峰


              人民陪審員??朱莉娃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書?記?員??譚泓潔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六十九條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請被告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理由不成立,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1-20
              來源: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

              判例周全、安徽省國家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二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7)皖01行終29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周全,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漢族,自由職業者,住安徽省金寨縣。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安徽省國家稅務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永紅路11號。


              法定代表人張德志,局長。


              委托代理人殷軍,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陳宏光,安徽徽商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周全因訴安徽省國家稅務局(以下簡稱省國稅局)不履行對舉報事項依法查處的法定職責,不服合肥市廬陽區人民法院(2016)皖0103行初90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周全原系安徽白兔湖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白兔湖公司)員工。2016年6月5日,周全通過省國稅局官網公眾參與欄目舉報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存在高新技術企業造假及偷稅行為處理錯誤,涉嫌不作為,后周全于2016年7月6日通過省國稅局官網提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該局公開對舉報事項的調查處理結果。省國稅局按照屬地管理原則,于2016年6月17日依法將舉報內容轉交安慶市國稅局調查核實并要求反饋調查結果。2016年6月20日,安慶市國稅局要求桐城市國稅局反饋情況。2016年7月29日,桐城市國稅局將有關情況反饋至安慶市國稅局。2016年8月3日,安慶市國稅局將桐城市國稅局情況反饋轉交回復。當日,省國稅局即通過電子郵件將答復內容發送給周全。主要內容如下:桐城市國稅局于2016年2月便開始對白兔湖公司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涉嫌逃避繳納稅款一案進行調查,現處在留存備查序列;桐城市國稅局于2016年3月對白兔湖公司享受的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進行了追繳;白兔湖公司納稅記錄良好,雖因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減免了稅款49.8萬元,但該公司在2013年多繳了稅款775.36萬元,綜合判斷未發現該公司有逃稅的主觀故意,也沒有造成國家稅款流失,故暫未對其進行處罰。周全于2016年8月11日再次通過省國稅局官網提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涉嫌逃稅行為未采取稅務處罰措施的相關依據,并要求公開桐城市國稅局不適用原告所附相關規定的理由。省國稅局于2016年8月23日通過電子郵件答復周全,告知其應向桐城市國稅局提出相關政府信息公開申請。


              在庭審過程中,原告周全的訴訟代理人明確周全的訴訟請求是認為省國稅局對舉報的處理,而非針對信息公開。


              原審法院審理后認為,省國稅局是安慶市國稅局和桐城市國稅局的上級管理機關,并不是安慶市、桐城市轄區內納稅人的主管稅務機關,而周全舉報的對象是桐城市國稅局,其舉報方式是通過被告官網的公眾參與欄目,故被告通過電子郵件向周全答復對其第一次舉報內容的調查處理情況,并無不當。周全第二次網上舉報要求省國稅局公開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涉嫌逃稅行為未采取稅務處罰措施的相關依據,并要求公開桐城市國稅局不適用原告所附相關規定的理由,其實質屬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省國稅局并非上述涉稅信息的制作機關,并無進行相關信息公開的職責,因桐城市國稅局系對白兔湖公司進行稅務管理并直接掌握該公司涉稅信息的行政機關,省國稅局在第二次答復中告知周全應向桐城市國稅局申請相關信息公開。省國稅局上述兩次答復均符合法定程序,內容并無不當,省國稅局及時依法對周全的舉報進行了答復和處理,雖未能達到原告提出的超出被告職責范圍的要求,但并非被告不依法履行職責。原告周全的訴訟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周全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周全負擔。


              周全上訴稱,一、一審沒有圍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和案件焦點進行處審理。上訴人起訴的主要請求是判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舉報事項依法查處。具體內容是:請求被上訴人依法對其下級桐城局具體行政執法行為(查處白兔湖公司高企造假偷稅行為)存在的錯誤及其追責問題進行調查和處理,并主動和按要求回復實名舉報人。被上訴人未能依法主動向舉報人反饋案件處理結果,舉報人被迫采取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方式討要說法,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只是手段,目的是督促被上訴人履行對下級機關執法監察和糾風職責。因此,一審法院應該圍繞省國稅局是否依法履行對下級安慶局和桐城局執法監察和糾風職責問題展開審理,而不是圍繞省國稅局是否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職責進行審理。上訴人訴請省國稅局依法履行執法監察職責,一審法院卻審理省國稅局是否依法履行案件信息公開職責,顯然是錯誤的。二、上訴人在第二類舉報專欄登錄舉報了被上訴人下級桐城國稅局執法違法問題,直接對象是桐城國稅局不是納稅人白兔湖公司,因而被上訴人應適用行政監察法和信訪條例處理舉報事項,不應適用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處理。三、被上訴人對白兔湖公司偷稅行為認定適用實體性規定錯誤。白兔湖公司采取造假手段騙取高新資格,騙取稅收優惠的行為應定性為偷稅,給予補稅和罰款處理。四、被上訴人對白兔湖公司偷稅事實的認定錯誤。被上訴人以預繳稅款遠大于優惠減免稅款和納稅記錄良好為由,認定白兔湖公司不構成逃避繳納稅款故意,缺乏法律依據,且與事實不符。白兔湖公司造假騙取高新資格的目的就是騙取稅收優惠,事實上確實以優惠稅率進行了申報,享受了稅收優惠,逃稅行為已經完成。被上訴人以所謂的超額預繳稅款不構成逃稅的故意,來否定白兔湖公司已經完成的逃稅行為,邏輯推理是混亂和不成立的。安慶市國稅局2016年1季度欠稅公告顯示,白兔湖公司欠稅4527028.59元,證明白兔湖公司并非納稅記錄良好。綜上,白兔湖公司連續兩年大額預繳(征)稅款,稅企雙方各有所圖,均違反了稅收法規,而且白兔湖公司并非納稅記錄良好,被上訴人及其下級據此認定不構成逃稅故意,顯然是相互包庇和行政亂作為。五、被上訴人下級桐城局對白兔湖公司執法程序錯誤。①被上訴人沒有依法取消高企的皖高企認[2015]26號文件原件送達行政相對人白兔湖公司,用復印件代替;②被上訴人下級桐城局沒有依法向行政相對人白兔湖公司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等執法文件,用口頭通知代替。印證了上訴人舉報桐城局執法程序錯誤的主張。綜上,被上訴人省國稅局在處理上訴人舉報事項時,未能依法履行其下級機關桐城局及安慶局的執法監督職責,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舉報對象桐城局行政執法程序和結論錯誤拒不糾正,并進行包庇和袒護;未能主動和按照上訴人要求進行回復;程序和內容(結果)都存在嚴重錯誤。


              省國稅局辯稱,一、答辯人對上訴人的舉報事項進行了依法查處。(一)答辯人對上訴人的首次舉報依法進行了答復。上訴人周全于2016年6月5日通過答辯人官網舉報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偷稅執法錯誤涉嫌不作為。因該舉報涉及安慶市轄區內的桐城市國稅局以及桐城市轄區內的地方企業,答辯人在收到申請后,按照《信訪條例》中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規定,于2016年6月17日要求安慶市國稅局開展調查核實。2016年6月20日,安慶市國稅局向桐城市國稅局發函,要求桐城市國稅局就白兔湖公司涉嫌偷稅事宜進行調查處理。2016年7月29日,桐城市國稅局以函件形式將調查結果反饋至安慶市國稅局,2016年8月3日,安慶市國稅局將調查結果反饋至答辯人,同時就白兔湖公司調查結果進行了說明。2016年7月6日上訴人通過答辯人官網提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答辯人公開舉報事項的調查處理結果。答辯人在8月3日收到安慶市國稅局調查結果當日通過電子郵件將有關答復內容發送至上訴人。(二)答辯人就上訴人第二次提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依法進行了答復。上訴人于2016年8月11日再次通過答辯人官網提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答辯人公開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未實施處罰的相關依據,并要求公開桐城市國稅局不適用上訴人所附相關規定的理由。答辯人考慮到白兔湖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是桐城市國稅局,上訴人申請公開的涉稅事項由桐城市國稅局直接負責管理,而非答辯人所掌握,因此答辯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告知上訴人應向桐城市國稅局申請公開。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審法院圍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和案件焦點依法進行了公開審理,特別針對上訴人的訴訟請求是政府信息公開還是對舉報事項的處理,與上訴人當庭進行了反復確認。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稱一審沒有圍繞其訴訟請求和案件焦點進行審理與事實不符。(二)上訴人登陸答辯人官網互動平臺后,通過“我要寫信”欄目提交了舉報事項,答辯人依據《信訪條例》將相關事項轉交安慶市國稅局辦理,程序完全合法。而后上訴人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渠道,要求公布對上訴人舉報事項的處理結果,答辯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上訴人進行了答復,程序也完全合法。(三)對白兔湖公司不構成逃避繳納稅款的行為認定并無不妥。1.上訴人認為本案應適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的“已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有下述情況之一的,應取消其資格:(一)在申請認定過程中提供虛假信息的;”。答辯人作為安徽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在與其他成員單位聯合制發取消白兔湖公司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公告時,所依據的正是《辦法》第十五條。但《辦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只是針對在哪些情形下需要取消企業的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并不涉及企業如何納稅申報以及主管稅務機關對該企業進行稅款追繳。因此,主管稅務機關依據《辦法》第九條規定,對白兔湖公司因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而享受的稅收優惠進行了追繳,適用法律實體性規定并不錯誤。2.主管稅務機關對白兔湖公司不構成逃避繳納稅款行為的認定,事實清楚。白兔湖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桐城市國稅局于2016年初便開始對白兔湖公司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涉嫌逃避繳納稅款一案進行調查;考慮到該公司在當地納稅記錄良好,主管稅務機關在不掌握其他線索的情形下,并不能直接從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就判定企業有逃避繳納稅款的主觀故意以及逃稅行為,且該公司雖因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減免了稅款49.8萬,但一方面企業存在700多萬元的預繳稅款,另一方面主管稅務機關已經于2016年3月對該筆49.8萬元的稅款依法進行了追繳,故暫未對其進行處罰。首先,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稱的主管稅務機關預征稅款違反稅收征管法規定,是把預征稅款同企業預繳稅款混為一談。作為稅務主管部門,無論是桐城市國稅局或安慶市國稅局亦或是答辯人安徽省國稅局,歷來堅持也必須依照稅收征管法的規定征收稅款。但作為納稅人自身,在申報企業所得稅時采取的是季度申報預繳、年度匯算清繳的方式,即納稅人在每個季度終了后15日內根據自身經營狀況以利潤總額乘以適用稅率來預繳季度企業所得稅,然后在第二年的5月31日前進行年度的匯算清繳,多退少補。在預繳過程中,納稅人的預繳行為純屬自主行為,并非主管稅務機關的征收行為,因此白兔湖公司預繳稅款并不是主管稅務機關的責任,更不違法。其次,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稱白兔湖公司通過預繳稅款來騙取土地出讓金返還,答辯人認為與本案并無直接關聯。上訴人在答辯人官網提出舉報事項時以及在一審審理過程中并未提出土地返還金一事,且土地出讓金返還屬于納稅人與當地政府之間的協議,并非稅務部門業務范圍,答辯人從職責角度對此無法作出判斷。而本案的焦點問題是白兔湖公司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是否意味著逃避繳納稅款,因此應從企業的納稅事實、稅法相關規定上綜合判斷,與有沒有土地出讓金返還并無關系。3.主管稅務機關對白兔湖公司執法程序合法。上訴人稱答辯人未依法將取消白兔湖公司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公告文件原件送達白兔湖公司,答辯人也認為與本案無關,且即使送達公告原件也應由安徽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的牽頭部門--安徽省科技廳負責,答辯人僅是該領導小組的成員單位,不負責公告紙質文件的送達事宜。此外,上訴人稱主管稅務機關未依法向白兔湖公司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等執法文件,是對主管稅務機關執法行為的曲解。桐城市國稅局在本案中暫未對該企業進行處罰,也就不存在下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前提。同時無論主管稅務機關有沒有按照規定下達文書,也與本案的焦點無直接關聯。


              綜上,答辯人已依法履行了職責,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沒有法律和事實依據,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人周全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原判。


              周全向一審法院提交了以下證據:1.舉報信,證明目的:2016年6月5日,其向省國稅局投訴桐城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稅務違法行為沒有依法查處,要求糾正和追責。2.首次信息公開申請,證明目的:其于2016年7月6日向省國稅局請求回復。3.首次回復,證明目的:回復內容答非所問,違背事實;省國稅局對舉報事項未展開調查核實。4.二次信息公開申請,證明目的:2016年8月11日周全二次向省國稅局請求回復。5.二次回復,證明目的:省國稅局將舉報人訴求移交被舉報人處理,未對舉報事項立案調查,不掌握相關信息。6.省高新辦皖高企認[2015]26號文件,證明目的:白兔湖公司三次騙取高新資格均被取消,并受到行政處罰。


              省國稅局向一審法院提交了以下證據、依據:1.兩次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證明目的:省國稅局依法對周全的請求予以處理。2.安慶市國稅局情況反饋報告、桐城市國稅局情況反饋報告、白兔湖公司納稅申報資料,證明目的:安慶市國稅局、桐城市國稅局依法對省國稅局轉辦的周全舉報內容進行了調查處理;桐城市國稅局依法對白兔湖公司優惠稅款進行追繳;白兔湖公司預繳稅款遠大于優惠減免稅款,不構成逃避稅款的故意。3.省科技廳關于皖高企認[2015]26號行文落款時間的說明、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文件擬稿封面、關于取消白兔湖公司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公告(皖高企認[2015]26號),證明目的:省國稅局采用的行文日期并無不妥。4.《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令第24號)、《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的通知》(國科發火[2008]172號),證明目的:省國稅局作出的答復符合法律規定。


              上述證據均已隨案移送本院。


              經審查,一審法院對證據的分析認定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


              根據采信的證據,本院確認一審認定的案件事實。


              本院認為,《信訪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機構收到信訪事項,應當予以登記,并區分情況,在15日內分別按下列方式處理:(三)信訪事項涉及下級行政機關或者其工作人員的,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直接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并抄送下一級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機構。本案中,上訴人周全通過官網的公眾參與欄目舉報桐城市國稅局涉嫌不作為,被上訴人省國稅局在法定期限內將該舉報轉交給下級主管稅務機關,下級主管稅務機關將調查核實的情況反饋給省國稅局,省國稅局隨后通過電子郵件向周全答復所舉報內容的調查處理情況,其處理程序并不違反《信訪條例》有關屬地管理的原則。對于上訴人第二次網上舉報要求省國稅局公開桐城市國稅局對白兔湖公司涉嫌逃稅行為未采取稅務處罰措施的相關依據,并要求公開桐城市國稅局不適用上訴人所附相關規定的理由,其實質屬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省國稅局并非上述涉稅信息的制作機關,并無進行相關信息公開的職責。省國稅局在第二次答復中告知周全應向桐城市國稅局申請相關信息公開,該次答復亦符合法定程序,內容并無不當。因此,周全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并不無當。周全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周全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李琦


              代理審判員??張俊


              代理審判員??潘攀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書?記?員??鄧樂


              附:本案適用的相關法律規范性文件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八十九條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的,判決或者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20-01-13
              來源: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丁海峰與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其他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8)京0102行初881號


              原告丁海峰,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漢族,無業,住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區車公莊大街**。


              法定代表人吳玉琦,局長。


              委托代理人石淑會,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丁海峰訴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以下簡稱市國稅局稽查局,因機構調整,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的職責現由市國稅局稽查局承擔)稅務行政處罰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6)京0102行初154號《行政裁定書》,裁定駁回丁海峰的起訴。丁海峰不服,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6)京02行終1298號《行政裁定書》,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丁海峰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京行申974號《行政裁定書》,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京02行再3號《行政裁定書》,裁定撤銷上述一、二審裁定,指令本院繼續審理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丁海峰,被告市國稅局稽查局的負責人劉世田,被告市國稅局稽查局的委托代理人石淑會、王家本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京國稅稽罰[2015]JW2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處罰決定),該決定書的主要內容為“納稅人名稱:十三維顧問咨詢(北京)有限公司……一、違法事實。(一)開具領購方與開具方不符的發票,取得收入未記賬、未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1.2009年7月,你單位向國都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提供中介服務,取得收入1,100,000元,并使用北京華瑞嘉科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向稅務機關領購的發票代碼為211000872140,發票號碼為10102710的《北京市服務業、娛樂業文化體育業專用發票》開具給國都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經北京市地方稅務局票證中心鑒定,此份發票實際領取單位為北京華瑞嘉科技術服務有限公司。2.2009年11月,你單位向原航空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航空證券,該公司于2010年變更為國開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提供中介服務,取得收入1,000,000元,并使用北京華瑞嘉科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向稅務機關領購的發票代碼為211000872140,發票號碼為10102749的《北京市服務業、娛樂業文化體育業專用發票》開具給航空證券。經北京市地方稅務局票證中心鑒定,此份發票實際領取單位為北京華瑞嘉科技術服務有限公司。3.2010年6月,你單位向航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航空信托)提供中介服務,取得收入250,000元,并使用北京恒泰宏達信息咨詢有限公司領購的發票代碼為211000970050,發票號碼為213800076的《北京市服務業、娛樂業文化體育業專用發票》,開具給航空信托。經北京市地方稅務局票證中心鑒定,此份發票實際領取單位為北京恒泰宏達信息咨詢有限公司。4.2011年4月至6月,你單位向航空信托提供中介服務,取得收入5,546,400.52元。使用北京飛拓安信咨詢有限公司領購的發票代碼為211000970050,發票號碼為21366280、21366284的2份《北京市服務業、娛樂業文化體育業專用發票》,開具給航空信托。經北京市地方稅務局票證中心鑒定,此2份發票實際領取單位為北京飛拓安信咨詢有限公司。你單位開具上述5份發票后,共計取得營業收入7,896,400.52元,其中2009年隱匿營業收入2,100,000元,扣除補繳的營業稅金及附加115,500元,少繳企業所得稅496,125元;2010年隱匿營業收入250,000元,扣除補繳的營業稅金及附加13,750元,少繳企業所得稅59,062.5元;2011年隱匿營業收入5,546,400.52元,扣除補繳的營業稅金及附加310,598.43元,彌補虧損1,996.16元,少繳企業所得稅1,308,451.48元。三年合計少繳企業所得稅1,863,638.98元。二、處罰決定。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587號)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決定對你單位開具領購方與開具方不符的發票行為處500,000元罰款。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決定你單位少計收入導致的少繳企業所得稅行為處—倍罰款1,863,638.98元。限你(單位)自本決定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到主管稅務機關繳納入庫。到期不繳納罰款,我局(所)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倍『7宀环辉V處罰決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丁海峰訴稱,一、“以票代帳、查票征收方式”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本案中,十三維顧問咨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十三維公司)自設立至取得收入的期間內,必然發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的支出。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現在看不見成本費用票據=以前沒有成本費用發生”的執法邏輯存在根本性邏輯錯誤。稅收法定,《稅收征管法》規定的法定征收方式只有兩種:查賬征收和核定征收。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創造的“查票征收方式”顯然不屬于核定征收方式。再有,《稅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對于“不提供納稅資料”的納稅人,稅務機關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并未規定對于“不提供納稅資料”的納稅人,稅務機關有權認定該納稅人沒有發生成本費用。二、“以數代帳、查數征收方式”違反《稅收征管法》。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把十三維公司在稅務機關申報系統中的申報數字“以前年度虧損數額1,996.16元”作為“查賬結果”,其創造的“查數征收方式”顯然不屬于核定征收方式。三、“以數代帳、查數征收方式”、“以票代帳、查票征收方式”,違反《企業所得稅法》。在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創造的前述兩種征收方式下,相應稅收法規已無法執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五條至第六十七條、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五條和第一百—十二條等。四、為使“查數、查票征收方式”盡量近似于查賬征收方式,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偽造扣除項目,并將“扣除”的時間后移覆蓋至“補稅”年度,以求形成“有扣除=己查賬”的假象,違反《企業所得稅法》。五、為證明“查數、查票征收方式”合法,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篡改了《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若干具體措施>的通知》(國稅發[2009]114號)有關條款,將第六條的“未按規定取得的合法有效憑據不得在稅前扣除”篡改為“未按規定取得合法有效憑據不得在稅前扣除”。通過篡改,法規的主語由納稅人變為稅務局,納稅人的不得扣除的某些憑據,變成了稅務局的一種征收方式。六、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不承認“成本費用稅金等扣除項目無法查明”這一基本事實,在“應納稅所得額”無法確認的情況下,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幾乎就收入全額”征收企業所得稅的決定(僅扣除營業稅及附加),違反“就所得額征稅”這一常識性的企業所得稅征稅原則,更違反《企業所得稅法》和《稅務稽查工作規程》。七、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按次征稅,以某一兩筆收入作為相關年度的應稅收入總額,違反《企業所得稅法》。同時,對于其己掌握的十三維公司的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并未被計入應稅收入總額,這違反《企業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八、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僅查明部分應納稅收入、不查明準予扣除項目,即作出企業所得稅征稅決定,違反相關法規和規章。九、相關年度的扣除項目中未包括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己掌握的法定扣除項目,違反《企業所得稅法》。十、違法假造征稅對象。丁海峰認為,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在十三維公司注銷多年后恢復其稅務登記,并在被訴處罰決定中將其認定為被處罰人無法律依據。十一、處罰對象違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三十六條和《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條,十三維公司在注銷后,其公司法人資格終止,不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對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的錯誤作法,丁海峰一直不認可。十二、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作出處罰決定,違反《行政處罰法》。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少計收入導致少繳企業所得稅”的稽查結論屬于事實不清。十三、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地稅發票違規行為作出處罰決定,超越執法權限。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十五條、《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第十條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稅收征管范圍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6]37號)第四條,十三維公司的有關發票是營業稅發票,該類發票的管理機關是地稅局,國稅局對此沒有管轄權。十四、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在發票處罰問題上違反從舊兼從輕之執法原則。本案中,十三維公司有關發票的開具屬于一個連續行為,發生時間上跨越新舊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發票管理辦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關于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4]96號)文件規定,應按照從舊兼從輕原則進行處罰。十五、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稅款一倍”處罰過重。十六、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50萬元發票處罰過重。本案中,十三維公司涉案發票僅為5張,系借用發票,且為真發票,且不是增值稅專用發票,且不屬虛開,在處罰上應較“情節嚴重且構成犯罪”的“非法制造發票、涉案發票為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行為是虛開發票甚至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刑事案件為低。故請求法院確認市國稅局稽查局作出的被訴處罰決定違法并予以撤銷;要求市國稅局稽查局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在訴訟中,丁海峰向本院提交并當庭出示了以下證據材料和依據:


              1.被訴處罰決定;


              2.稅務行政復議申請書補正書;


              丁海峰出示證據材料1、2用以證明,行政處罰事實存在,丁海峰發現十三處違法。該文件文號為手寫,且沒有簽發日期;


              3.《稅收征收管理法》;


              4.《民法通則》;


              5.《行政處罰法》;


              6.《企業所得稅法》;


              7.《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8.《稅務稽查工作規程》;


              9.《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10.《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稅的指導意見》(稅總發[2015]32號);


              11.《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


              12.《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所得稅檢查工作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1999]第155號);


              13.《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稅收征管范圍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6]37號);


              1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關于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4]96號);


              15.《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對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關于如何確認違法行為連續或繼續狀態的請示>的復函》(國法函[2005]442號);


              16.1993年發布的《發票管理辦法》、2010年修訂的《發票管理辦法》;


              17.《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19.南京市棲霞區人民法院(2015)棲商初字第80號《民事調解書》;


              丁海峰出示證據材料3-19用以證明,被訴處罰決定違法;


              20.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十三維公司狀態;


              21.注銷核準通知書;


              22.十三維公司第一屆第一次股東決定;


              丁海峰出示證據材料20-22用以證明,十三維公司已經注銷;


              23.關于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簽收日期的說明,證明市國稅局稽查局沒有向行政決定的相對人進行送達;


              24.情況分析。


              市國稅局稽查局辯稱,一、丁海峰不具有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原告主體資格,其以自己名義提起的行政訴訟主體不適格。丁海峰不是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不是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丁海峰僅是作為十三維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履行配合稅務機關對該公司的查處義務,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從未對丁海峰設定任何實質性的義務。至于丁海峰訴稱的其實際繳納罰款的情況,無論是否屬實,出于何種動機,與被訴處罰決定都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也就不存在利害關系。二、丁海峰提起的本案行政訴訟不符合受理條件,應予以駁回。丁海峰針對被訴處罰決定于2015年12月2日向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提出稅務行政復議申請書,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京國稅復不受字[2015]4號,以下簡稱4號《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決定》),決定不予受理丁海峰的申請。丁海峰對上述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服,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案正在審理中。據此,丁海峰在向行政復議機關提起行政復議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行政訴訟的受理條件。三、被訴處罰決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法律適用正確,程序合法,并無不當。2015年3月24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決定對十三維公司正式立案檢查,于2015年3月25日送達《稅務檢查通知書》,決定對該公司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涉稅情況進行檢查。在檢查中,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調取了十三維公司涉稅違法行為的有關材料,對涉案有關人員進行了調查詢問,聽取了該公司有關人員的陳述與申辯,并責成該公司提供文件、材料和資料。經檢查確認,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認定該公司的行為構成偷稅。故決定對該公司的偷稅行為處以少繳稅款一倍的行政處罰;根據《發票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587號)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對該公司開具領購方與開具方不符的發票行為處以500,000元的罰款。2015年4月22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告知其稅務行政處罰的事實依據,法律依據及擬作出的處罰決定,并告知其權利義務。根據該公司的申請,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于2015年5月5日依法舉行了聽證會。2015年11月27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送達被訴處罰決定。綜上,請求法院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法駁回丁海峰的訴訟請求。


              在法定舉證期限內,市國稅局稽查局向本院提交并當庭出示了如下證據材料:


              1.4號《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決定》、行政起訴書、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應訴通知書》,證明丁海峰已就本案所訴的行政行為向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其對復議機關的決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稅務檢查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依法對十三維公司進行檢查;


              3.稅務行政執法審批表、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十三維公司進行調查取證;


              4.稅務行政執法審批表、2份詢問通知書、2份送達回證和2份詢問(調查)筆錄,證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涉案有關人員進行調查詢問,在財務處理上均未記賬,未申報繳納相關稅款,造成少繳企業所得稅1,863,638.98元;


              5.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2份送達回證、聽證申請書、稅務行政處罰聽證通知書、關于確認“所得額”的意見、關于成本費用的情況說明、關于征收方式的意見、關于十三維公司成本費用情況的說明等陳述意見、聽證筆錄、聽證筆錄補充說明、稅務聽證報告,證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依法告知處罰事項并舉行聽證會,聽取申請人的陳述與申辯;


              6.發票5份和證明4份,證明十三維公司開具的5份發票是開具單位與實際領購單位不符的發票;


              7.咨詢服務合同、稅務代理業務委托協議、資金匯劃補充憑證4份、記賬憑證6份、記賬3份、資金劃撥通知單4份、報銷單3份、工商銀行轉賬支票存根3份、詢問(調查)筆錄3份,證明十三維公司取得營業收入7,896,400.52元;


              8、對公戶賬對賬單、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系統專用憑證4份、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對賬單查詢、十三維公司活期基本賬戶存款、網上銀行業務憑證、入賬通知書、納稅申報表,證明丁海峰取得營業收入7,896,400.52元,在財務處理上均未記賬,未申報繳納相關稅款,造成少繳企業所得稅1,863,638.98元;


              9.稅務稽查工作底稿(二)及關于稅務稽查工作底稿的說明,證明十三維公司對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認定的違法事實簽署“情況屬實”的陳述意見;


              10.稅務稽查審理審批表,證明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案件進行審理;


              11.關于恢復十三維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稅務登記的函、關于十三維顧問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稅收征管方式的情況的說明,證明十三維公司系法定納稅主體。


              經庭審質證,對丁海峰出示的證據材料,市國稅局稽查局認為證據材料1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認為證據材料3-18均是法律依據;對證據材料20-24的證明目的不予認可。注銷日期沒有問題,是在注銷之日作出的處罰決定,案件背景是中紀委要求必須對十三維公司進行檢查,根據檢查認定十三維公司已經是典型的逃稅。根據法律規定,雖已經注銷,刑事責任不免除。丁海峰是十三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東。丁海峰的愛人要求免于丁海峰的刑事處罰,愿意繳納罰款,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收取的是十三維公司的罰款?!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和企業都有納稅義務,不能以任何理由逃避繳納稅款。


              對市國稅局稽查局出示的證據材料,丁海峰對證據材料9有異議,認可是自己書寫的“情況屬實”幾字,但認為并非本人意思的真實表示,不認可文件內容。對其他證據材料真實存在認可,對簽收日期也無異議,但是對內容不認可。


              本院對上述證據認證如下:丁海峰出示的證據材料2與本案無關聯性,本院不予采納;丁海峰出示的證據材料3-18為相關法律規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關于證據的要求,本院不予采納;丁海峰出示的證據材料24為丁海峰個人觀點,本院不予采納;丁海峰提交的其他證據材料和市國稅局稽查局提交的證據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關于證據形式的要求,能夠證明案件相關事實,本院予以確認。


              通過對當事人的當庭陳述及舉證、質證情況的綜合分析,本院確認如下事實:


              2015年3月24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決定對十三維公司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如檢查發現此期間以外明顯的稅收違法嫌疑或線索不受此限)涉稅情況進行檢查。2015年3月25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作出稅務檢查通知書、詢問通知書,丁海峰簽收上述通知書。同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丁海峰進行詢問,并制作詢問(調查)筆錄。2015年4月8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作出詢問通知書,丁海峰簽收上述通知書。同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丁海峰進行詢問,并制作詢問(調查)筆錄。2015年4月17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作出稅務事項通知書,丁海峰簽收上述通知書。2015年4月22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作出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丁海峰簽收上述告知書并提出聽證申請。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向十三維公司作出稅務行政處罰聽證通知書,2015年4月28日丁海峰簽收上述通知書。2015年5月5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組織聽證,并制作聽證筆錄。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被訴處罰決定,并于2015年11月27日向丁海峰送達。


              另查,2007年11月9日,丁海峰出資設立十三維公司。該公司類型屬于自然人獨資有限責任公司,丁海峰為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16日,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陽分局準予十三維公司注銷。


              2015年12月28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作出4號《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決定》,該決定書載明:“申請人:丁海峰……被申請人: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申請人認為被申請人對十三維顧問咨詢(北京)有限公司作出的JW2號《處罰決定書》侵犯其合法權益,于2015年12月21日向本機關提出了行政復議申請。經審查,本機關認為: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稅務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相對人是十三維顧問咨詢(北京)有限公司,并未對丁海峰個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并未侵犯其合法權益。故申請人提起的復議申請不符合《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四條第四項所規定應當受理的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不予受理……”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以下幾點:一、丁海峰是否具備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二、丁海峰是否存在向行政復議機關提起行政復議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行政訴訟受理條件的情形;三、被訴處罰決定是否合法。


              針對丁海峰是否具備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問題。本院認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本案中,十三維公司已經于2012年注銷,其作為責任承擔主體的法律地位已不存在,丁海峰作為十三維公司唯一的股東是該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人,具有對被訴處罰決定提起訴訟的權利,故丁海峰具備本案原告主體資格。


              針對丁海峰是否存在向行政復議機關提起行政復議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行政訴訟受理條件的問題?!抖愂照魇展芾矸ā返诎耸藯l第二款規定,當事人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強制執行措施或者稅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根據上述規定,行政復議并非針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的必經程序?!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包括復議機關駁回復議申請或者復議請求的情形,但以復議申請不符合受理條件為由駁回的除外。本案中,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作出的4號《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決定》,并非對被訴處罰決定的維持。丁海峰如果對被訴處罰決定和4號《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決定》有異議,可以按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分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故丁海峰不存在市國稅局稽查局所主張的向行政復議機關提起行政復議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行政訴訟受理條件的情形。


              針對被訴處罰決定是否合法的問題。本院認為,《民法通則》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從法人成立時產生,到法人終止時消滅?!吨腥A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公司經公司登記機關依法登記,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方取得企業法人資格。第四十四條規定,經公司登記機關注銷登記,公司終止?!缎姓幜P法》第三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并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實施。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本案中,十三維公司已于2012年5月16日經公司登記機關注銷登記,其企業法人資格徹底消滅,作為責任承擔主體的法律地位已不存在,其不應再作為行政處罰的被處罰對象。故被訴處罰決定將十三維公司列為被處罰對象,屬于缺乏相應的事實和證據支持,應當予以撤銷。


              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京國稅稽罰[2015]JW2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負擔(本判決生效后七日內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或代表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孫?茜


              人民陪審員?汪?恒


              人民陪審員?李桂芳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書?記?員?溫曉娟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2-26
              來源: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

              判例魏添丁騙取出口退稅罪二審刑事裁定書

              刑 事 裁 定 書


              (2018)閩04刑終298號


              原公訴機關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魏添丁。男,1972年10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漢族,中專文化,三明威士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戶籍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住所地三明市三元區。因涉嫌犯騙取出口退稅罪于2017年4月19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5月27日被逮捕?,F羈押于三明市看守所。


              辯護人謝紅,福建楓樺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黃敬榮,福建云坤律師事務所律師。


              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審理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人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一案,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閩0403刑初33號刑事判決。原審被告人魏添丁不服,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8年12月21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三明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王健斌、王秀春出庭履行職務,上訴人魏添丁及其辯護人福建楓樺律師事務所律師謝紅、福建云坤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敬榮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三明市大豐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大豐公司)系有自營和代理商品進出口權的貿易公司,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某1(已判決)在多年的經營中先后認識了被告人魏添丁及柯躍安(現在逃)。2011年間,陳某1、被告人魏添丁和柯躍安為了獲取非法利益,三人商議利用大豐公司具有自營和代理商品進出口權,辦理虛構代理貨物出口業務,騙取出口退稅款并從中獲利。為能達到向稅務機關申報貨物出口退稅的目的,三人對代理貨物出口業務、申報貨物出口退稅所需的流程、單證手續、以及各自獲利進行了約定。即由大豐公司提供代理貨物出口所需手續和空白單證,被告人魏添丁及柯躍安提供國內供貨商增值稅專用發票、貨物出口相關單據等,虛構大豐公司有代理貨物出口業務的假象,再以大豐公司的名義向稅務機關申報貨物出口退稅,大豐公司收到稅務機關退稅款后,陳某1按出口1美元收取人民幣5分的代理費,將剩余的款轉給被告人魏添丁或柯躍安、及被告人魏添丁和柯躍安指定賬戶。具體事實如下:


              2011年6月至2013年3月期間,為虛構大豐公司有將貨物銷售出口的假象,達到“票、款、物”一致的目的。被告人魏添丁找到從事出口貨代職業的王某(已判決),要王某聯系因沒有進出口代理權但需出口服裝類商品的貨主,掛名在大豐公司名下出口貨物,并提供相應海關報關單據,按照出口貨物金額一美元支付給王某人民幣3厘至6厘不等的價格購買。王某表示同意后,先后48次通過快遞方式將掛名大豐公司出口貨物的海關報關單據寄給被告人魏添丁,另有33次通過快遞方式寄給柯躍安。被告人魏添丁和柯躍安收件后,將海關報關單據交給大豐公司辦理出口退稅。


              為形成大豐公司有向國內生產商進貨的假象,被告人魏添丁通過黃某(另案處理)與江西省萬年縣金森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森公司)的實際經營人勵鷗飛(已判決)聯系,要其虛開大豐公司向其公司購買服裝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雙方約定,大豐公司提供向金森公司購買服裝品名、數量、價格的產品購銷合同通過郵寄或直接給勵鷗飛,勵鷗飛收到產品購銷合同后蓋上公司印章,形成大豐公司與金森公司之間虛假的服裝購銷關系,由勵鷗飛按虛假購銷合同上體現的服裝品名、數量、價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大豐公司。勵鷗飛每虛開價稅面額計人民幣100萬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人魏添丁給予勵鷗飛人民幣7000元返利,虛開所產生的相應稅費由被告人魏添丁繳納。金森公司通過被告人魏添丁等人,共向大豐公司提供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587份,金額為人民幣52868447.64元,稅額為人民幣8987635.88元。


              為達到“票、款、物”一致的目的,大豐公司在收到掛名實際出口商品貨主從國外匯至公司賬戶的購貨款后,大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陳某1先將外匯兌換為人民幣,并按被告人魏添丁和柯躍安要求轉至萬年縣金森服飾有限公司、實際貨主、以及各自控制的私人賬戶進行貨款轉賬。其中2011年6月14日至2013年3月26日間,萬年縣金森服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鮑某分15次轉款人民幣9316894元到被告人魏添丁農業銀行個人賬戶,被告人魏添丁再轉至其他關聯賬戶。大豐公司通過上述獲取的虛假單據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出口退稅,共計騙取退稅款人民幣8458951.88元。


              2017年4月19日,被告人魏添丁在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原判據以認定上述事實有經下列原審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證實:被告人魏添丁人口基本信息表、身份證復印件,福建省三明市國家稅務局出具的情況說明、出口退稅資質情況,(2015)元刑初字第97號刑事判決書,(2016)閩0403刑初1號刑事判決書,(2016)閩0403刑初176號刑事判決書,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出具調取的大豐公司銀行賬戶明細、外匯金額收入明細表、萬年縣金森服飾有限公司銀行賬戶明細、鮑某銀行賬戶明細、黃某銀行賬戶明細表,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出具調取的快遞寄收件情況表,撫州市公安局臨川分局文昌派出所出具的抓捕經過等書證;辨認筆錄及照片;證人陳某1、王某、勵鷗飛、黃某、鮑某、余某、陳某2、陳某3、林某、章某、張某、李某、陸某的證言;被告人魏添丁的供述和辯解等。


              原判認為,被告人魏添丁伙同他人,違反國家規定從事“四自三不見”買單業務,以假報出口的欺騙手段,參與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人民幣8458951.88元,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綜合被告人魏添丁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性質、社會危害程度、認罪程度等情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的規定,原審判決:被告人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三十萬元。


              上訴人魏添丁上訴的主要理由及其辯護人謝紅的主要辯護意見:陳某1證言證實,大豐公司代理金森公司出口貿易和申請出口退稅的資料,是由柯躍安安排其相好的弟弟與大豐公司對接,代理費由陳某1與柯躍安直接進行結算,大豐公司除了為豐元公司代理一次出口外,所有外省公司銷售給大豐公司的產品,都是由柯躍安叫大豐公司代理的,原判認定陳某1、柯躍安、魏添丁商議騙取出口退稅沒有事實依據;勵鷗飛的證言存在反復,且與證人余某、黃某的證言不符,且在案沒有勵鷗飛與魏添丁的郵寄、電話往來記錄,不足為信;魏添丁與鮑某的銀行轉賬系代收代付,不足以證明魏添丁參與騙取了出口退稅的事實。綜上,原判認定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求二審依法查明事實,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發,全面審慎審查全案證據,并對一審判決予以改判。


              上訴人魏添丁的辯護人黃敬榮的主要辯護意見:一審將另案共犯陳某1的被告人供述作為本案“證人證言”來認定魏添丁參與騙取出口退稅,明顯違背刑訴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的規定。雖然陳某1在審查起訴階段2015年6月8日訊問筆錄中供認騙取出口退稅是柯躍安、魏添丁經辦、安排,但陳某1在審查起訴階段2015年3月31日訊問筆錄以及一審庭審所作的供述,均證實騙取出口退況是柯躍安獨自具體操作;勵鷗飛在審查起訴、一審階段均供述是黃某聯系他進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勵鷗飛根本沒有說過魏添丁通過黃某與勵鷗飛聯系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王某只是將報關單等材料寄給柯躍安和魏添丁,沒有參與大豐公司陳某1騙取出口退稅行為,對騙取出口退稅由誰組織、如何策劃、分工等情況均不知情,依據王某的證言認定魏添丁參與騙取出口退況依據不足;原判依據鮑某與魏添丁存在資金轉賬,據此認定魏添丁參與騙取出口退稅,系典型的查而不明,牽強附會,且反證系大豐公司通過黃某實際管控騙取出口退稅的虛假資金交易往來,而非魏添丁。綜上,原判認定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求二審依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依法改判。


              三明市人民檢察院出庭檢察員出庭意見:一審認定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證據有證人陳某1、勵鷗飛、王某、黃某等人的證言,三明市國稅局出具的情況說明、出口退稅資質情況,大豐公司銀行賬戶明細、外匯金額收入明細表、金森公司銀行賬戶明細、魏添丁、鮑某、黃某銀行卡賬戶明細,陳某1、勵鷗飛、王某等人的刑事判決書等,能夠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鎖鏈,認定魏添丁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魏添丁伙同他人騙取出口退稅達8458951.88元,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騙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沒收財產。魏添丁伙同他人騙取出口退稅,是共同犯罪,但各行為人相互作用,分工實施,不宜區分主從犯。綜上,一審認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二審結合認罪態度和查明的事實,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


              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原審被告人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犯罪事實清楚,據以認定的證據均經原審庭審舉證、質證,證據來源合法,內容客觀真實,并能夠相互印證,本院予以確認。


              二審庭審中,辯護人向法庭提交了陳某1、勵鷗飛、王某在相關案件中不同階段的供述,本院在分析評判中綜合加以認定。


              關于辯護人所提一審將另案共犯陳某1的被告人供述作為本案“證人證言”來認定魏添丁參與騙取出口退稅,明顯違背刑訴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的規定的辯護意見。經查,陳某1騙取出口退稅案已另案處理,陳某1系該案的被告人,而非本案的被告人,原公訴機關將該案中被告人陳某1的供述作為本案指控魏添丁犯罪的證人證言,并無不當,且原判認定魏添丁騙取出口退稅罪不僅僅有陳某1的證言,還有其他證人證言,相關書證等證據,即使陳某1的證言作為被告人供述,并未違背辯護人辯稱的該條刑訴法規定。該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魏添丁及其辯護人所提陳某1、勵鷗飛的證言均存在反復,且與部分證人證言不符,沒有相關書證印證,王某的證言只能證實其將報關單等材料寄給柯躍安和魏添丁,原判認定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求二審依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依法改判的綜合訴、辯意見。


              經查,首先,陳某1的證言證實了其不僅幫助柯躍安,還幫助魏添丁騙取出口退稅。陳某1在偵查階段第一、二、五次訊問及2015年3月31日審查起訴階段中供稱其公司為柯躍安代理出口貿易,柯躍安叫人將合同、報關材料等送到其公司;第三、四、六次訊問中供稱其公司為豐元公司代理出口貿易是由劉萬春或者魏添丁負責,用于出口退稅的申報材料是由魏添丁送到其公司的。陳某1在2015年6月8日審查起訴階段則供稱,都是魏添丁、柯躍安把具體的出口退稅手續交給其后再由其公司去稅務部門辦理出口退稅,其從中代理并賺取代理費,其就是幫助魏添丁、柯躍安他們以大豐貿易公司作為平臺辦理進出口業務,出口退稅款在扣除公司代理費后就按照魏添丁、柯躍安他們的要求轉賬給他們。陳某1在2015年7月30日一審庭審供稱,其2011年5月從上?;貋砗?,柯躍安說讓其整理資料到稅務去報退稅;回答公訴人“你是否有了解進出口業務法規”時,供述“我沒有,魏添丁和柯躍安也不想讓我了解”,回答“你有收取貨款嗎”時,供述“都是柯躍安他們收的”,回答“貨款如何運用”時,供述“都打到魏添丁的賬戶”。陳某1在2017年5月5日服刑階段供稱,2011年4、5月份后,其就與魏添丁、柯躍安合作從事代理出口貿易生意,其員工就是整理魏添丁和柯躍安送過來的出口報送材料,整理好后就到國稅機關申報出口退稅,扣除相應費用后,按照魏添丁和柯躍安的安排進行轉賬;同樣的,外匯進入其公司對公賬戶后,依照魏添丁和柯躍安的要求進行轉賬;其不認識勵鷗飛、徐德;其2011年5月后重新接手公司后,代理生意和退稅申報是由其負責的,國內生產商和出口業務都是魏添丁和柯躍安聯系的;其公司代理出口貿易生意都是魏添丁和柯躍安聯系的,其不管。綜上,陳某1在審查起訴階段、一審庭審階段、監獄服刑期間的供述均證實魏添丁參與騙取出口退稅的事實。


              其次,勵鷗飛在偵查階段以及服刑中的供述亦證實了其幫助魏添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勵鷗飛在2015年4月份偵查階段的前三次供述均供稱,大豐公司是一個叫魏添丁的男子聯系其的,魏添丁找到其金森公司廠里,和其談虛開增值稅發票的事情,約定虛開100萬元稅款給其7000元費用,發票開好后其就把發票寄給魏添丁,在開票之前或之后,魏添丁會用大豐公司對公賬戶支付相應的貨款到其公司對公賬戶,其從對公賬戶轉到其妻子鮑某個人賬戶,然后扣除相應費用把剩余款項打到魏添丁農行賬戶上去;其不認識柯躍安、陳某1等人;其和魏添丁沒有借貸關系,和魏的資金往來都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走賬和回款。勵鷗飛在偵查階段的后四次供述、審查起訴階段以及庭審中均供稱,是黃某叫其虛開發票給大豐公司;魏添丁沒有和其聯系,都是黃某和其聯系。勵鷗飛于2017年2月份服刑中供稱,2011年5月其和魏添丁談虛開增值稅發票的事,從2011年6月開始,其就開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魏添丁指定的大豐公司;魏添丁每兩個月和其結算一次開票費用,大概收到30萬元的開票費用;在回答辦案人員“被公安機關逮捕后,有供述金森公司開給大豐公司的發票是和黃某一起后,這次卻說是和魏添丁一起的,為什么”時,明確供稱,“當時檢察院批捕我以后,我認為都是黃某把魏添丁介紹給我,我才會觸犯法律,我就開始怨恨黃某了,所以我當時就和公安機關說是我和黃某聯系虛開?!本C上,雖然勵鷗飛在偵查階段的第四次至第七次訊問以及審查起訴和庭審中,均供稱系為黃某虛開增值稅發票,證言出現反復,但勵鷗飛在最開始偵查階段的供述和最后一次在服刑階段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證實其系為魏添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勵鷗飛對其中間翻供作出合理的解釋,結合陳某1從偵查到審查起訴、庭審及服刑階段,均未供述到黃某的事實,而勵鷗飛在偵查階段前期及服刑階段供述的幫魏添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能夠得到陳某1在審起起訴、庭審及服刑階段的證言及相關書證的印證,應當采信其該部分證言。


              再次,王某的證言證實其與魏添丁聯系,報關單等材料均是寄給魏添丁和柯躍安。王某在偵查階段明確供稱,其幫大豐公司從事貨貸生意,都是與魏添丁聯系,沒有和陳某1聯系過,王某在審查起訴階段亦明確供述,大豐公司主要是魏添丁找其做貨貸生意,其提價3至5萬厘后向魏添丁收取港雜費;王某在庭審中供稱,其在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供述均屬實,其到三明五六次,都是找魏添丁,其有幫大豐公司做貨貸,大豐單據寄給魏添丁。綜合王某穩定一致的供述,以及王某與魏添丁之間的快遞記錄、銀行轉賬記錄,足以認定魏添丁向王某購買報關材料的事實。


              又次,黃某的證言亦印證了其介紹魏添丁認識勵鷗飛后,金森公司為魏添丁虛開增值稅發票的事實。黃某在偵查階段供稱,其介紹魏添丁和勵鷗飛認識,他們怎么談的其不清楚;勵鷗飛把金森公司的對公賬戶和法人鮑某的私人賬戶給其,叫其按照他的要求進行轉賬;其有用勵鷗飛給其的賬戶轉到魏添丁的賬戶上,具體金額其記不清楚了;大豐公司具體實際的負責人其不知道,其都是和魏添丁聯系的,是魏添丁告訴其說他是大豐公司的,沒有具體說;在回答偵查人員“你是否知道勵鷗飛是虛開增值稅發票給魏添丁”時,供稱“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是在2013年5月份左右邊才知道勵鷗飛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魏添丁,他們之間并沒有真實的交易?!秉S某的上述證言,證實了其介紹勵鷗飛和魏添丁認識后,為金森公司轉賬,以及知道勵鷗飛虛開增值稅發票給魏添丁的事實。


              最后,魏添丁的相關辯解與常理不符,也沒有事實依據。魏添丁辯稱魏添丁與鮑某的銀行轉賬系代收代付,但魏添丁供述的代柯躍安、陳某1等人代收代付,與勵鷗飛關于其不認識陳某1和柯躍安的證言和陳某1關于其不認識勵鷗飛的證言均相矛盾,而魏添丁向金森公司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還能得到勵鷗飛、黃某證言以及銀行轉賬記錄的印證,足以認定;魏添丁辯稱的系幫柯躍安向王某購買報送單等材料從中賺取手續費2萬余元,該辯解與常理不符,也與王某與柯躍安本身認識,以及王某“有將部分材料寄給魏添丁,部分材料寄給柯躍安”的證言相矛盾,而魏添丁向王某購買報關單的事實還有魏添丁向王某支付“港雜費”的銀行轉賬記錄等書證印證,足以認定。


              綜上,雖然上訴人及辯護人訴、辯稱陳某1、勵鷗飛的證言存在反復,在案也沒有勵鷗飛與魏添丁的郵寄、電話往來記錄,但綜合證人陳某1、勵鷗飛、王某、黃某等人的證言,均能證實指向在騙取出口退稅的三個主要環節中,均與魏添丁相關聯,結合在案的相關書證等全案證據,能夠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鎖鏈,證實魏添丁分別向金森公司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王某購買報關材料后通過大豐公司騙取出口退稅的基本事實。故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關于原判認定魏添丁騙取出口退稅罪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標準,魏添丁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的訴、辯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上訴人魏添丁伙同他人,違反國家規定從事“四自三不見”買單業務,以假報出口的欺騙手段,參與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人民幣8458951.88元,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原判認定魏添丁犯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事實清楚,證確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徐仲偉


              審判員??劉時杰


              審判員??張文弟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書記員??李?敏


              附本案適用的主要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原審人民法院對于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4
              來源: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臨澤縣地方稅務局與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行政征收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

              行政裁定書


              (2018)甘0723行監1號


              申請人:臨澤縣地方稅務局,住所臨澤縣健康路**。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法定代表人:邱聚林,系該局局長。


              被申請人: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國孝,系該公司總經理。


              臨澤縣地方稅務局(以下簡稱“臨澤地稅局”)于2017年9月27日對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啟明公司”)欠繳社會保險費的行為,作出臨地稅管一社征決字[2017]2號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書,決定對啟明公司強制征收社會保險費375675.83元。因啟明公司在法定期限內未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不履行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書確定的義務,臨澤地稅局于2018年6月18日向本院申請強制執行,申請扣押、查封、拍賣啟明公司價值相當于應當繳納社會保險費375675.83元和自欠繳之日起至繳納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滯納金的財產,以拍賣所得抵繳社會保險費。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甘0723行監1號行政裁定書裁定:一、對臨澤縣地方稅務局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的臨地稅管一社征決字[2017]2號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書,準予強制執行。二、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自接到本裁定書次日起十日內繳納清社會保險費375675.83元及滯納金。


              本院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提出異議經本院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研究討論,決定中止原裁定執行,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查。


              本院另行依法組成合議庭審查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的規定,作為本案申請人的稅務機關具有強制執行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六條規定,法律沒有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行政決定后,當事人在行政機關決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義務的,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執行。我國稅收征管法賦予了稅務機關具有強制執行權。故本案人民法院不宜強制執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裁定如下:


              撤銷臨澤縣人民法院(2018)甘0723行審8號行政裁定書。


              對申請人臨澤縣地方稅務局關于被申請人臨澤縣啟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作出的臨地稅管一社征決字[2017]2號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書的強制執行申請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于甘肅省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   宋建章


              審?判?員   葛松彬


              人民陪審員   魯延鵬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書?記?員   李雅娜


              附:本案適用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九十一條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四)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法規確有錯誤的;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4
              來源:甘肅省臨澤縣人民法院

              判例李敏與國家稅務總局安陽市文峰區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8)豫0522行初94號


              原告李敏,女,回族,1971年7月7日出生,戶籍所在地安陽市文峰區,現住安陽市。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安陽市文峰區稅務局,住所地安陽市文峰區東大街**。


              法定代表人倫朝陽,局長。


              委托代理人張利,該局法務專員。


              委托代理人吳汝梁,河南正義彰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安陽金麥糧食倉儲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陽市文峰區益民路北端路北,代碼號14105001721940246。


              法定代表人董志杰,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剛,河南駿騰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李敏因要求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安陽市文峰區稅務局(以下簡稱文峰區稅務局)、第三人安陽金麥糧食倉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麥公司)履行法定職責一案,于2018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豫0522行初3號行政判決。原告李敏和被告文峰區稅務局不服,向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豫05行終211號行政裁定,撤銷本院(2018)豫0522行初3號行政判決;發回本院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李敏,被告文峰區稅務局的行政首長楊思璽及委托代理人張利、吳汝梁,第三人金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剛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李敏訴稱,原告在收到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豫05行終105號行政判決書后的8月28日,向被告文峰區稅務局書面求助申請了征收,至今未征收到賬。無奈再求助法院維權。原告訴求20個月社保欠費對應的工齡的社保對原告越老越需要。根據行政法的原則要求,每一必須符合正確適用法律法規和法定程序作出來的行政行為,具有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故此,我市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逐月對每一參保記錄進行的執法登記,在沒有法定事由并未經法定程序進行變更的情況下,就完全具有行政行為的合法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根據《社會保險法》第63條提起本訴,避免原告因糧庫連續惡意58個月發300元/月,欺害地活不成命地無奈正當法律途徑維權,反而把本案訴求的20個月欠費(即將來社保的工齡)被當年解除判決給不合法地剝奪丟失,直接嚴重影響原告整個晚年的必需。請求依法判決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對糧庫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間拖欠原告在職職工養老保險費9549.75元履行征收職責。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1、安陽市社會保險個人欠款補繳通知單;2、河南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查詢單;3、安陽市城鎮企業職工及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證明。


              被告文峰區稅務局辯稱,一、依據《社會保險法》第六十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第六十一條規定,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應當依法按時足額征收社會保險費?!逗幽鲜∪嗣裾P于改革社會保險費征繳體制加強社會保險費征繳管理的通知》(豫政【2016】77號):“為貫徹落實深化國稅、地、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精神,省委政府決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將社會保險費改由地方稅務機關征收”。據此,答辯人自2017年1月1日起具有向用人單位征收社會保險費職權,但不具有針對某一個特定職工征收社會保險費的職權。二、依據(豫政【2016】77號)第二條規定,明確社會保險費征繳管理職責。(一)社會保險經力機構。負責……核定用人單位應交費額,作為地方稅務機關據實征收的依據。第三條規定,規范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流程。(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每月將核定的單位應交費額傳遞給地方稅務機關,作為地方稅務機關據實征收的依據。據此,被告的征收對象是用人單位,征收依據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每月傳遞過來的單位應交費額。也就是說,答辯人如果單獨對特定職工征收社會保險費違反法定征收程序。三、原告請求答辯人向金麥公司征收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拖欠其養老保險費9545.75元違反《社會保險法》和豫政【2016】77號文件規定。答辯人依職權每月根據社保經辦機構傳遞過來的數據向金麥公司進行征收。由于金麥公司銀行賬號無資金,現已累計拖欠社會保險費四百余萬元。但由于社保經辦機構傳遞過來的數據均為單位總費額,即使金麥公司賬戶有資金,答辯人既無權也無能力單獨征收原告所主張的欠費9545.75元。盡管如此,由于原告一再要求,答辯人致函社保經辦機構,商請其單獨傳遞原告欠費數據以便征收。社保經辦機構復函稱:依據《社會保險法》第六十條,我局沒有單獨傳遞的職權。因此,對于原告的違法訴求,答辯人雖盡力協調,但確實無法滿足。四、答辯人依法按期、全面履行了法定職責。根據豫政【2016】77號文件,從2017年1月1日起,社保費轉由地稅機關征收。由于金麥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前未依法申報繳納社保費,答辯人隨即于2017年1月26日即向金麥公司發出《稅務事項通知書》,責令該公司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此后又于2017年3月2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9月1日、2017年12月11日持續發出《稅務事項通知書》,責令該公司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并于2017年7月14日約談金麥公司。在多次通知、約談無果的情況下,又于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20日對金麥公司作出《社會保險費劃撥決定書》,責令其提供擔保,并多次依法查詢該公司賬戶資金余額。但由于金麥公司賬戶無可供劃撥的資金,劃撥決定未能執行到位。期間,經不斷向金麥公司施壓,于2017年11月20日向該公司成功征收社保費63737.01元。以上事實充分說明,自實施社保費由地稅機關征收的第一個月起,就持續不斷地履行了向金麥公司征收社保費的職責,并窮盡了一切行政強制措施。


              綜上所述,答辯人自始至終全面履行了社會保險費征收職責。原告請求答辯人單獨為其征收社保費違反現行法律規定。請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1、2017年1月26日《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回證;2、2017年3月2日《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回證;3、2017年7月4日《基金規費繳費評估(檢查)約談通知書》及回證;4、2017年8月28日李敏的申請書;5、2017年9月1日《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回證;6、2017年9月6日《社會保險費劃撥決定書》及回證;7、2017年9月8日《協助查詢存款賬戶通知書》及查詢結果;8、2017年11月20日繳費憑證;9、2017年12月11日《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回證;10、2017年12月20日《協助查詢存款賬戶通知書》及查詢結果11、2017年12月20日《社會保險費劃撥決定書》及回證;12、2017年12月27日《責令提供社會保險費繳費擔保通知書》及回證;13、2018年1月8日《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回證;14、2018年1月12日《社會保險費劃撥決定書》及回證;15、2018年1月16日《協助查詢存款賬戶通知書》及查詢結果;16、2018年1月16日《責令提供社會保險費繳費擔保通知書》及回證;17、2018年1月29日《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書》及回證;18、2018年7月4日《關于提供社會保險費欠費情況的函》;19、2018年7月4日《關于安陽金麥糧食倉儲有限公司原職工李敏的社會保險費征收的協調函》;20、2018年7月12日《關于李敏的社會保險費征收協調函的回復》;21、2018年7月12日《社會養老保險欠繳證明》。


              第三人金麥公司述稱,同意被告文峰區稅務局的答辯意見。原告的訴求無依據要求稅務局針對個人征收養老保險費,應當駁回原告的起訴。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1、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豫05行終211號行政裁定書;2、《安陽金麥糧食倉儲有限公司關于李敏養老保險關系情況說明及訴求函》。


              經庭審質證,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及第三人金麥公司認為原告提交的證據的真實性難以確認。第三人金麥公司對被告文峰區稅務局提交的證據無異議。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對第三人提交的證據無異議。原告李敏對被告及第三人提交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對證明目的有異議。


              本院對上述證據認證如下:原告李敏和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及第三人金麥公司提交的證據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本院予以認定。


              經審理查明,第三人金麥公司原名稱為河南安陽國家糧食儲備庫。原告李敏原系該糧庫職工。安陽市文峰區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文民一初字第403號民事判決,判決原告李敏與河南安陽國家糧食儲備庫于2013年3月31日解除勞動關系。原告李敏為安陽市城鎮企業職工及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員。2017年8月28日,原告李敏以郵寄方式向被告提出申請,請求被告向第三人征收其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間拖欠原告的在職職工養老保險欠費9549.75元。2017年11月6日,經原告李敏到安陽市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查詢,其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在第三人金麥公司參保未繳費。2018年1月3日,原告訴至本院,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職責。


              由于第三人金麥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前未依法申報繳納社會保險,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從2017年1月26日至2017年12月11日,數次向第三人金麥公司發出《稅務事項通知書》,責令第三人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并于2017年7月14日約談第三人金麥公司。在多次通知、約談無果的情況下,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又于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20日對第三人金麥公司作出《社會保險費劃撥決定書》,責令該公司提供擔保,并多次查詢該公司賬戶無可供劃撥的資金。最終于2017年11月20日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向第三人金麥公司征收社會保險費63737.01元。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應當依法按時足額征收社會保險費。據此,被告文峰區稅務局的征收對象為用人單位而非個人。原告李敏于2013年3月31日已和第三人金麥公司解除了勞動關系,要求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向第三人金麥公司征收其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間的社保費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文峰區稅務局的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李敏申請被告文峰區稅務局履行征收職責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綜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李敏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李敏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趙向明


              人民陪審員??王海超


              人民陪審員??安?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記?員??劉?歡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3
              來源:河南省安陽縣人民法院

              判例深圳市民創建實業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其他二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8)粵03行終79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深圳市民創實業有限公司,住所地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松崗鎮江邊第三工業區**首層(辦公場所),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440300766373273Y。


              法定代表人周道前。


              委托代理人胡建洪,男,漢族,1952年11月8日出生,住址廣東省廣州市白云區,系該公司法律顧問。


              委托代理人周艷,女,漢族,1980年3月24日出生,住址四川省武勝縣,系深圳市民創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道前的女兒。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住所地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沙嘴路**


              負責人張國鈞,局長。


              委托代理人張愛軍,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訴訟代理人李汝平,該局工作人員。


              上訴人深圳市民創實業有限公司(簡稱民創實業公司)因與被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簡稱市稅務局)行政復議申請不予受理決定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2018)粵0308行初115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17年10月31日,民創實業公司在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內設的政策法規處口頭申請行政復議,請求撤銷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作出的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并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交了相關證據材料。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當場向民創實業公司出具《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收到復議申請的回執》,載明其收到民創實業公司資料的情況。胡建洪作為民創實業公司經辦人在該回執上簽字確認。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審查后認為:民創實業公司提出的行政復議申請已經超過法定期限且不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正當理由;民創實業公司在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時,未按規定繳納或者解繳全部稅款及滯納金或提供相應的納稅擔保,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的規定,遂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本案被訴的不予受理決定書。該決定書已于作出次日送達民創實業公司。


              另查,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于2016年1月8日對民創實業公司作出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追繳民創實業公司少繳的增值稅14755229.07元,不予加收滯納金,并于2016年2月25日在報紙上刊登公告向民創實業公司進行送達。民創實業公司不服該稅務處理決定,于2017年3月30日向原審法院提起撤銷之訴。原審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粵0308行初1022號行政裁定書,以民創實業公司依法應當先行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的上級主管機關申請行政復議為由,駁回了民創實業公司的起訴。民創實業公司不服該裁定,向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目前該案正在審理中。


              再查,至庭審時,就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所追繳的稅款,民創實業公司尚未繳納或者解繳,亦未提供相應的納稅擔保。


              民創實業公司稱2017年10月31日去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的政策法規處并非提起行政復議,只是希望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督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糾正其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故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書應予撤銷。原審法院認為,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政策法規處是負責處理行政復議的專門部門,民創實業公司經辦人對工作人員表達對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的不服之處,希望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督促其下屬機關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糾正錯誤,并提交了相關證據材料,且在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當場出具的《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收到復議申請的回執》上簽字確認等一系列行為,可以認為是民創實業公司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出了對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進行復議的意思表示。民創實業公司如果認為自己并未提起復議申請,則無需對不予受理決定書訴請撤銷。民創實業公司的主張與其起訴行為存在矛盾之處,原審法院不予采信。


              原審法院認為,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于2016年2月25日通過公告方式向民創實業公司送達三稽處(2016)1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自公告之日起滿30日,即視為送達。民創實業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已超過法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期限,且不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正當理由。同時,民創實業公司在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時,未按規定繳納或者解繳全部稅款或提供相應的納稅擔保,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條件。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的規定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書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判決駁回民創實業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民創實業公司不服,上訴至本院,認為民創實業公司是針對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對民創實業公司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違法違規,要求其監察部門進行處理。民創實業公司并未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原審法院認定民創實業公司口頭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是錯誤的,請求:一、撤銷原審判決,確認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對民創實業公司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違法無效;二、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相關責任人涉嫌玩忽職守,應依法移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查處。


              被上訴人市稅務局答辯稱,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的程序正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正確,不存在撤銷的法定情形,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無誤。本院予以確認。


              另,二審調查詢問時,民創實業公司提交了2017年10月31日其法律顧問胡建洪等人與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政策法規處工作人員的對話錄音及文字整理稿。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對民創實業公司提交的對話錄音的真實性予以確認,但認為民創實業公司提交的文字整理稿不完整,向本院補充提交了對話錄音及文字整理稿。經比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對話錄音內容相同。


              再查,本案訴訟期間,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原深圳市地方稅務局于2018年6月合并,成立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故本案二審被上訴人變更為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


              本院認為,本案民創實業公司雖未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交書面的行政復議申請書,但民創實業公司在原審起訴狀中已確認了民創實業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的事實,已據此提出本案撤銷訴訟。另,結合經雙方確認的2017年10月31日民創實業公司法律顧問胡建洪等人與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政策法規處工作人員的對話錄音、民創實業公司法律顧問胡建洪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交證據材料清單以及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向胡建洪正式出具的《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收到復議申請的回執》,本案現有證據足以認定民創實業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的事實。故民創實業公司關于其并未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的上訴主張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鑒于民創實業公司向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時已超過行政復議申請期限,且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條件,原深圳市國家稅務局作出被訴行政復議不予受理決定,事實和法律依據充分,程序合法。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本院予以維持。民創實業公司關于撤銷原審判決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民創實業公司提出的除撤銷原審判決之外的其他上訴請求,已超出本案審查范圍,本院不予審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深圳市民創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傅新江


              審判員??楊寶強


              審判員??王強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書記員??袁?燾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3
              來源: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陳黎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18)浙0304刑初1213號


              公訴機關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陳黎明,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漢族,浙江省瑞安市人,高中文化,溫州市,戶籍地瑞安市,因犯票據詐騙罪于2002年7月2日被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至2012年8月14日),后減刑一年二個月,2007年7月20日被假釋(考驗期至2011年6月14日止)。因賭博于2018年6月7日被處罰款伍佰元。因本案于2018年9月4日歸案并取保候審。經本院決定于2018年12月19日予以逮捕?,F羈押于溫州市甌海區看守所。


              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檢察院以甌檢公訴刑訴[2018]1078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陳黎明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實行獨任審判,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檢察院指派員額檢察官楊大偉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陳黎明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陳黎明在溫州市甌海區經營溫州五月天服飾有限公司,2016年3月,在實際沒有貨物交易的情況下,通過他人支付比例6%的開票費,從安徽省懷遠縣金盛達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8份,金額合計人民幣726923.09元,稅額合計人民幣123576.91元,價稅合計金額人民幣850500元,并均已抵扣稅款。


              案發后,被告人陳黎明于2018年9月4日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


              上述事實,被告人陳黎明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且有證人饒某、張某的證言,移送案件通知書、調取證據通知書及證明,協助查詢財產通知書及交易明細,公司登記基本情況,行政處罰決定書、刑事判決書及假釋證明,歸案經過,人口信息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陳黎明作為對溫州五月天服飾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違反稅收征收管理及發票管理規定,讓他人為溫州五月天服飾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陳黎明在假釋期滿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從重處罰;鑒于其有自首情節,結合本案實際情況,予以從輕處罰。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適當,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陳黎明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8日起至2019年7月17日止。)


              二、追繳被告人陳黎明的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次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員??潘小華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書記員??毛小雨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0
              來源: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法院

              判例原告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訴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撤銷稅務處理決定書及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一案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8)遼0105行初173號


              原告: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許高清。


              委托代理人:姜春光。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


              法定代表人:王偉。


              委托代理人:張利磊。


              委托代理人:劉影。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


              法定代表人:姚嘉民。


              委托代理人:劉健。


              委托代理人:劉影。


              原告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菩遙山墓園)訴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以下簡稱第三稽查局)、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沈陽市稅務局(以下簡稱市稅務局)撤銷稅務處理決定書及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一案,于2018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于當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同年9月19日、10月25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菩遙山墓園委托代理人姜春光,被告第三稽查局負責人程寶玲及委托代理人張利磊、劉影,被告市稅務局負責人文川及委托代理人劉健、劉影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第三稽查局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沈地稅三稽處[2018]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以下簡稱[2018]12號處理決定書),要求原告菩遙山墓園補繳2013年9月至2015年12月城鎮土地使用稅共計1,410,788.72元。原告不服,向被告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被告市稅務局于2018年6月1日作出沈地稅復決字[2018]第2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以下簡稱[2018]2號復議決定書),維持了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的[2018]12號處理決定書。


              原告菩遙山墓園訴稱:一、售出后的墓地所占土地使用人已不是原告。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二條:“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為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繳納土地使用稅?!痹谠鎸⒛沟爻鍪酆?,所購墓地土地的使用人是墓碑名下的故人,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在原告與購墓人簽訂《購墓協議書》后,原告是按約為墓穴進行維護服務,原告成為墓地所占土地的服務一方;2、為了落實稅務機關提及的墓地售出后土地使用權轉移問題,2017年12月16日,原告向法庫縣不動產登記中心遞交了售出墓地的土地變更轉移申請,同時又以郵政特快專遞的形式向法庫縣不動產登記中心郵寄了該申請,得到的答復是:“土地使用者本人到場才能辦理”,墓地售出后所占土地的使用者是故人,對此原告無語。


              二、被告第三稽查局對本案獨立作出的稅務行政處理,超越法定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條:“稅收征管法第十四條所稱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的并向社會公告的稅務機構,是指省以下稅務局的第三稽查局。第三稽查局專司偷稅、逃避追繳欠稅、騙稅、抗稅案件的查處?!北景杆婕暗氖聦嵓床皇峭刀?,也不是逃避追繳欠稅,更不是騙稅、抗稅案件,第三稽查局獨立作出稅務處理決定,超越法定職權。最高人民法院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福建省地方稅務局稽查分局是否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請示報告》的答復意見行他(1999)25號,地方稅務局稽查分局以自己的名義對外作出行政處理決定缺乏法律依據。


              三、被告第三稽查局在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時,沒有履行法定程序。被告第三稽查局就本案爭議事實,在2017年8月7日,曾作出了沈地稅三稽處[2017]36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以下簡稱[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在原告提出復議申請后,2017年12月5日,市稅務局作出沈地稅復決字[2017]4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以下簡稱[2017]4號復議決定書),對[2017]36號處理決定書作出了撤銷決定。第三稽查局作出的[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在被市稅務局撤銷后,又重新調查,調查結束是在2018年2月1日,第二次作出沈地稅三稽處[2018]12號處理決定書,這是一次獨立的新的行政行為,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在作出該行政行為時,應遵循法定程序。過去曾履行的行政程序,不能代替今天在作出新的行政行為時還應遵循的法定程序,將兩次獨立的行政程序“合二為一”,就是程序違法。被告市稅務局,對第三稽查局曾經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被撤銷一案是明知,在其作出第二次復議決定書,認定第三稽查局履行了法定程序,卻無法表述出第三稽查局作出法定程序的任何步驟,明知違法而袒護,[2018]2號復議決定書應予撤銷。


              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執法者一個尺度對待每一個公民。也應包括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受到執法者的對待是一樣的。墓地被出售后的土地使用稅問題,目前,在沈陽市的公墓、墓園中交還是不交,沒有統一的“尺度”,呈現出“查你再說”。省內的大連“暫不征”,全國也有相當一部分城市“沒征”。法庫縣地方稅務局也作出《關于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稅收征管的說明》,認為城鎮土地使用稅征管也應比照《遼寧省地方稅務局關于對出售墓地行為征收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的相關規定,在納稅人申報繳納土地使用稅時,對于出售的面積允許扣除。該《說明》是法定的稅收征管機關出具的,至今沒有被撤銷,仍應有效。在大力改善營商環境的今天,稅務機關應與全國其他城市“整齊劃一”的同步適用法律,摒棄被人唾棄的“依法依規把企業整死”的東北現象。把該征的稅征上來,不該征的稅“放水養魚”,促進沈陽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綜上,請求法院:1.撤銷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的沈地稅三稽處[2018]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二、撤銷被告市稅務局作出的沈地稅復決字[2018]第2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三、本案的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1.沈地稅三稽處[2017]36號《稅務處理決定書》;2.沈地稅復決字[2017]第4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1-2號證證明本案涉及的稅務問題被告第三稽查局曾作出過處理決定,但因違法已被被告稅務局撤銷。3.法庫縣規劃和國土資源局《情況說明》;4.辦理土地使用證申請,3-4號證證明售出的墓位無法辦理產權轉移,原告已不是墓位所占土地的使用人,亦不是納稅義務人。5.法庫縣地方稅務局《關于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稅收征管的說明》,證明原告是按照稅務機關的要求對已售出墓位扣減繳納的土地使用稅;6.沈地稅三稽處[2018]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7.沈地稅復決字[2018]第2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6-7號證證明本次稅務處理法律依據不充分,程序違法。


              被告第三稽查局于2018年7月10日向本院提交書面答辯,并在庭審中辯稱:一、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法定職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第十四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條之規定,答辯人具備查處菩遙山墓園稅收違法行為的法定職權。


              二、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事實依據。2016年9月13日,答辯人下達了《稅務檢查通知書》(沈地稅三稽檢通一[2016]20084號),對菩遙山墓園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經檢查發現,菩遙山墓園存在少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稅的違法行為,因此答辯人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要求菩遙山墓園補繳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城鎮土地使用稅共計1,410,788.72元。


              三、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法律依據。答辯人認定菩遙山墓園城鎮土地使用稅違法事實的法律依據:1、《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二條、第三條;2、《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關于土地使用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地字〔1988〕第015號)第四條;3、《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范圍內林地湖泊等占地城鎮土地使用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1號);4、《沈陽市人民政府關于調整全市城鎮土地使用稅地段等級和稅額標準的通知》(沈政發[2012)38號);5、《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


              四、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符合法定程序。2016年9月13日,答辯人對菩遙山墓園下達了《稅務檢查通知書》(沈地稅三稽檢通一[2016]20084號),對菩遙山墓園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答辯人在2017年8月作出并向菩遙山墓園送達[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后,經菩遙山墓園申請復議,復議機關市稅務局認為該份處理決定書違反了《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關于因稅務機關責任致使納稅人少繳稅款,補征稅款時間為三年的規定,撤銷了該份處理決定書,答辯人在書面通知菩遙山墓園撤銷該份處理決定書后,又重新作出稅務稽查報告,重新計算菩遙山墓園應補繳金額,期間答辯人檢查人員變更,以書面方式通知了菩遙山墓園,2018年2月11日,答辯人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并依法送達。因此,答辯人經稅務稽查立案審批、向菩遙山墓園下達《稅務檢查通知書》、稅務檢查、調取賬簿資料、詢問財務負責人、聽取并針對菩遙山墓園得到相關意見進行解釋溝通等程序,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書》的每一個步驟都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在法定期限內,依法履行了通知送達程序,整個處理過程合法、規范,故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符合《稅務稽查工作規程》(國稅發〔2009〕157號)所規定的法律程序。程序適用法律依據:《稅務稽查工作規程》國稅發[2009]157號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二條、第五十五條。


              五、菩遙山墓園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1、關于墓地所占土地的納稅義務人問題。菩遙山墓園2005年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法庫國用2005第0090號),證載土地使用權人為沈陽市菩遙山墓園(2011年8月22日變更為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二條:“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為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義務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繳納土地使用稅”及《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關于土地使用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地字[1988]第015號)第四條“關于納稅人的確定,土地使用稅由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或個人繳納”之規定,菩遙山墓園售出墓地后,并未同購買人到土地管理部門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手續,就權屬性質而言,土地使用權人仍為菩遙山墓園,即菩遙山墓園仍為土地使用稅的納稅義務人。2、答辯人具備作出稅務行政處理的法定職權(詳見答辯狀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是自2002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自施行后,第三稽查局明確有權依據本實施細則第九條作出稅務處理決定,菩遙山墓園提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1999)25號文件已不具備法律效力。3、關于答辯人履行法定程序問題。2016年9月13日,答辯人對菩遙山墓園下達了《稅務檢查通知書》(沈地稅三稽檢通一[2016]20084號),對菩遙山墓園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2017年8月14日,答辯人向菩遙山墓園送達了[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市稅務局復議認定為違反了《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關于因稅務機關責任致使納稅人少繳稅款,補征稅款時間為三年的規定,撤銷了該份處理決定書,答辯人在書面通知菩遙山墓園撤銷該份處理決定書后,因答辯人檢查人駱曉東退休,2018年1月23日答辯人向菩遙山墓園送達了變更檢查人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檢查人依據已調取的菩遙山相關資料并核實后,2018年1月29日檢查人形成了稽查報告,并提交審理委員會審理,答辯人作出了[2018]12號處理決定書,并履行了送達程序,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合二為一”程序違法問題。4、關于墓地出售后土地使用稅征收的法律適用問題。沈陽市墓地出售后土地使用稅征收適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關于土地使用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地字[1988]第015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范圍內林地湖泊等占地城鎮土地使用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1號)、《沈陽市人民政府關于調整全市城鎮土地使用稅地段等級和稅額標準的通知》(沈政發[2012]38號)等規定,而且對于已售墓地土地使用稅的事項已經市地稅局復議決定認定為應當征收,對于其他省市適用的政策不能推定為沈陽市執行稅政的依據。法庫縣地方稅務局在菩遙山墓園第一次提起復議期間出具《關于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稅收征管的說明》中,明確“我局根據遼寧省地方稅務局公告[2011]**的第一款:經營墓地的納稅人,對出售的墓地進行投資修建的(指修建墓穴、墓碑等建筑物或構筑物),應按‘銷售不動產’稅目征收營業稅。當時我局認為,城鎮土地使用稅征管也應比照銷售不動產的有關規定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在納稅人申報繳納土地使用稅時,對于出售的面積允許扣除”,據此沈陽市地方稅務局才在[2017]4號復議決定書中認定“稅務機關適用稅收法律法規不當”而撤銷了[2017]36號處理決定書。由此可以明確法庫縣地方稅務局的說明是對其適用法律法規不當進行的解釋,而非對墓地出售后可以扣除該部分土地使用稅的證明。綜上,答辯人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法定職權,事實認定清楚,法律適用正確,符合法定程序,菩遙山墓園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法院依法駁回。


              被告第三稽查局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材料有:1.《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2.《稅務檢查通知書》(沈地稅三稽檢通一[2016]20084號);3.《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回證編號:221017309002016090031);4.《稅務稽查報告》(案件編號:321010320160000227);5.《稅務處理決定書》(沈地稅三稽處[2017]36號);6.《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回證編號:221017304002017080051);7.《納稅擔保書》(2017年8月28日);8.《提出答復通知書》(沈地稅復提答字(2017)第5號);9.《行政復議申請書》;10.《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沈地稅復決字(2017)第4號);11.《沈陽市地方稅務局第三第三稽查局稅務事項通知書》(沈地稅三稽稅通[2018]0005號);12.《稅務文書送達回證》;13.《沈陽市地方稅務局第三第三稽查局稅務事項通知書》(沈地稅三稽通[2018]8號);14.《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回證編號:221017309002018010031);15.《稅務稽查報告》(案件編號:321010320160000227);16.《稅務處理決定書》沈地稅三稽處[2018]12號;17.《稅務文書送達回證》(回證編號:221017304002018020072)及郵寄證明;18.《納稅擔保書》(2018年3月14日),1-18號證證明處理決定符合法定程序。19.《企業法人營業執照》;20.《房產證》七份;21.《納稅人稅種登記表》;22.《企業所得稅征收方式申請》三份;23.《企業所得稅征收方式鑒定表》三份;24.《稅務事項通知書》三份;25.《納稅人基本情況表》;26.《納稅申報表及完稅情況表》(2013、2014、2015年度)三份;27.《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2013-2015年財務報表》三份;28.《情況說明》;29.《土地使用權證》(法庫國用(2005)第0090號);30.《馬家店村征地付款明細表》;31.《沈陽市菩遙山墓園征用土地支出明細表》(2000年-2010年);32.《菩遙山墓園占地面積情況說明》;33.《證明》(2016年12月8日);34.《使用林地審核同意書》;35.《繳納土地使用稅說明》;36.法庫縣地方稅務局《關于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稅收征管的說明》;37.《遼寧省地方稅費綜合申報表》;38.《申辯材料》,19-38號證證明處理決定具備事實和法律依據。


              被告市稅務局于2018年7月10日向本院提交書面答辯,并在庭審中辯稱:一、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行為具備法定職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的規定,答辯人作為第三稽查局的上一級稅務局,具備行政復議職權。


              二、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行為具備事實依據。答辯人在復議期間查明的事實情況為:菩遙山墓園成立于2011年8月,系有限責任公司,經營范圍是骨灰墓葬、公墓管理及殯葬服務。經營地址為法庫縣十間房鄉榆樹底村。第三稽查局于2016年9月起對菩遙山墓園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申報繳納稅費情況進行檢查。經檢查發現原告存在欠繳城鎮土地使用稅的違法事實,因此作出要求原告補繳城鎮土地使用稅1,410,788.72元的稅務處理決定。答辯人經全面審查認為:第三稽查局對城鎮土地使用稅征繳并作出處理決定法律依據充分;此案因法庫縣地方稅務局在政策使用時與現行政策執行不一致,造成申請人少繳土地使用稅,申請人補繳稅款,第三稽查局在處理決定中未加收滯納金和處以罰款,行為并無不當;第三稽查局在陳述申辯及聽證權利履行過程中,不存在違反法定程序問題。第三稽查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


              三、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行為具備法律依據。(一)認定第三稽查局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法律依據:1、職權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第十四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條。2、事實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關于土地使用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地字〔1988〕第015號)第四條;《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范圍內林地湖泊等占地城鎮土地使用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1號);《沈陽市人民政府關于調整全市城鎮土地使用稅地段等級和稅額標準的通知》(沈政發[2012)38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3、程序法律依據:《稅務稽查工作規程》國稅發〔2009〕157號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二條、第五十五條。(二)作出復議決定的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七十五條第一款。


              四、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行為符合法定程序。2018年3月19日,答辯人收到被答辯人提交的書面復議申請書后,經審查符合受理條件,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018年3月23日分別向菩遙山墓園和第三稽查局作出并送達了《受理復議通知書》和《提出答復通知書》,后收到第三稽查局提交的書面答辯狀和相關證據材料,又以書面審理的方式對被答辯人的復議申請進行了全面審查,答辯人依據法做出了維持第三稽查局行政行為的復議決定。2018年6月8日,答辯人向菩遙山墓園和第三稽查局分別送達了[2018]2號復議決定書。整個過程合法、規范,故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行為符合法律程序。程序法律依據:《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五條。


              五、菩遙山墓園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內容同被告第三稽查局答辯第五項)。綜上,答辯人認為第三稽查局作出涉訴具體行政行為和答辯人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行為均具備法定職權,且事實認定清楚,法律適用正確,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辯人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應予駁回。


              被告市稅務局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材料有:1.行政復議申請書;2.《書面申請復議登記表》;3.《受理復議通知書》(沈地稅復受字[2018]第2號);4.《稅務文書送達回證》;5.《提出答復通知書》(沈地稅復提答字[2018]第2號);6.《稅務文書送達回證》;7.《行政復議答辯書》;8.《決定延期通知書》(沈地稅復延字[2018]第1號);9.《稅務文書送達回證》二份;10.《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沈地稅復決字[2018]第2號);11.《稅務文書送達回證》二份,1-11號證證明稅務行政復議決定符合法定程序。


              經庭審質證,本庭對被告第三稽查局提供的證據認證如下:16號證系本案審查客體,不予質證;對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對被告市稅務局提供的證據認證如下:10號證系本案審查客體不予質證;對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對原告提供的證據認證如下:6、7號證系本案審查客體,不予質證;對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經審理查明,原告菩遙山墓園企業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住所地為法庫縣十間房鄉榆樹底村,許可經營項目有骨灰墓葬、公墓管理及殯葬服務。原告于2005年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法庫國用2005第0090號),證載土地使用權人原為沈陽市菩遙山墓園,2011年8月22日變更為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


              2016年9月12日,被告第三稽查局向原告送達了《稅務檢查通知書》(沈地稅三稽檢通一[2016]20084號),通知原告該局決定派駱曉冬、楊雷等人,自2016年9月16日起對原告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經檢查后發現原告存在未按規定足額申報繳納土地使用稅的行為。法庫縣地方稅務局于2017年7月5日出具《關于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稅收征管的說明》一份,向被告第三稽查局說明“我局根據2011年3號文《遼寧省地方稅務局關于對出售墓地行為征收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第一款:經營墓地的納稅人,對出售的墓地進行投資修建的(指修建墓穴、墓碑等建筑物或構筑物),應按‘銷售不動產’稅目征收營業稅。當時我局認為,城鎮土地使用稅征管也應比照銷售不動產的有關規定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在納稅人申報繳納土地使用稅時,對于出售的面積允許扣除”。2017年8月7日,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2017]36號處理決定書,要求原告補繳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城鎮土地使用稅共計1,510,443.36元及滯納金。原告不服,向被告市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市稅務局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4號復議決定書,認為第三稽查局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但在認定補繳和追繳稅款金額時存在錯誤,超過了法定的追繳期限,造成多征稅款。且由于當地稅務機關適用法律法規不當才使得原告少申報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稅,依法不應加收滯納金,因此撤銷了[2017]36號處理決定書。


              2018年1月23日,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沈地稅三稽通[2018]8號《稅務事項通知書》,通知內容為:由于駱曉冬退休原因,檢查人員由楊雷、駱曉冬變為楊雷、李昊,并于當日送達原告。2018年1月29日,被告第三稽查局對部分內容進行修改后再次作出《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稽查報告》,并于2018年2月11日重新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將原告補繳城鎮土地使用稅期限變更為從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金額變更為1,410,788.72元,并取消了滯納金。原告不服,向被告市稅務局提出行政復議,市稅務局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2號復議決定書,認為第三稽查局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因此維持了該處理決定書。原告仍不服,故訴至本院。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第一款“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稅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應當按照國務院規定的稅收征收管理范圍分別進行征收管理?!?、第十四條“本法所稱稅務機關是指各級稅務局、稅務分局、稅務所和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的并向社會公告的稅務機構?!奔啊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條第一款“稅收征管法第十四條所稱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的并向社會公告的稅務機構,是指省以下稅務局的稽查局?;榫謱K就刀?、逃避追繳欠稅、騙稅、抗稅案件的查處?!钡囊幎?,被告第三稽查局具有查處并追繳欠稅的法定職權。根據《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十七條“對各級地方稅務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選擇向其上一級地方稅務局或者該稅務局的本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對地方稅務局的行政復議管轄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奔暗谑艞l第一款第(二)項“對下列稅務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按照下列規定申請行政復議:對稅務所(分局)、各級稅務局的稽查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其所屬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钡囊幎?,被告市稅務局具有作出稅務行政復議決定的法定職權。


              關于原告是否應繳納已出售墓地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二條“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為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繳納土地使用稅”及《國家稅務局關于檢發〈關于土地使用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地字[1988]第015號)第四條“土地使用稅由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或個人繳納”的規定,城鎮土地使用稅為財產稅,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或個人為納稅義務人。本案中,原告菩遙山墓園在2005年取得了案涉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證,后雖將墓地銷售給個人,但在未到相關土地管理部門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的情況下,其仍為案涉土地的使用權人,即原告仍為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稅納稅義務人。因此,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要求原告按照土地使用證記載面積補繳欠稅的行政行為并無不當。


              關于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問題,原告表示被告第三稽查局就本案爭議事實,在2017年8月7日曾作出了[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在原告提出復議申請后,市地稅局作出[2017]4號復議決定書撤銷了該決定。撤銷后,被告第三稽查局在沒有重新進行稅務檢查的情況下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將兩次獨立的行政程序“合二為一”,且本案的檢查人員李昊沒有參與實地的檢查,也沒聽取過原告的陳述和申辯,程序明顯違法。被告第三稽查局則表示,[2017]4號復議決定書只是撤銷了[2017]36號處理決定書,并不是撤案,撤銷的理由是因為當時認定的應補繳稅款金額有部分超過了法定的追繳期限,不存在“合二為一”程序違法問題。檢查人員變更是因為檢查人駱曉東退休,該局已于2018年1月23日向原告送達了變更檢查人的《稅務事項通知書》,完全符合法定程序。本院認為,被告市稅務局作出[2017]4號復議決定書撤銷被告第三稽查局[2017]36號處理決定書,是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钡囊幎?,被告市稅務局認為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但在認定補繳和追繳稅款金額時存在錯誤,超過了法定的追繳期限,造成多征稅款,且不應加收滯納金。另外,被告第三稽查局從2016年9月16日至2017年7月31日對原告進行稅務檢查,歷時十個多月,因此在檢查程序合法僅是認定補繳稅款期限、金額有誤及不應收取滯納金的情況下,以節約行政資源為原則,以之前的稅務檢查為依據,對稅務檢查報告部分內容進行修改后重新作出[2018]12號處理決定書的行政行為并無不當。另外,因稅務檢查人員駱曉東退休檢查人員變更為李昊,被告第三稽查局已依法對原告進行了告知,因此也不存在程序違法的事實。


              綜上所述,被告第三稽查局作出的[2018]12號處理決定書及被告市稅務局作出的[2018]2號復議決定書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訴訟費50元,由原告沈陽市菩遙山墓園有限公司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孫鴻雁


              人民陪審員??項?陽


              人民陪審員??張學軍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信欣然


              書?記?員??譚?悅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20
              來源: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人民法院

              判例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第四稽查局一審行政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18)京0112行初249號


              原告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區平谷鎮平谷北街**。


              法定代表人周福,執行董事。


              管理人北京市尚公律師事務所,住所地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長安大廈**。


              管理人負責人孫衛宏。


              管理人委托代理人陽光,北京市尚公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第四稽查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區運河西大街**


              法定代表人范力軍,局長。


              委托代理人焦鐵燁,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盧春啟,男,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平谷區稅務局副科長。


              原告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第四稽查局稅務行政處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后,本院依法受理此案。在審理過程中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自愿向本院申請撤回起訴。


              經審查,本院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自愿撤回起訴,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也未侵犯國家、集體、他人的合法權益,應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二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撤回起訴。


              訴訟費五十元,由原告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負擔二十五元(已交納),余款二十五元退還給原告北京華欣金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審?判?長??孟?強


              人民陪審員??胡曉波


              人民陪審員??劉秀紅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胡佳琦


              書?記?員??朱英慧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19
              來源: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

              判例嚴文祥與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審行政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18)粵7101行初3701號


              原告:嚴文祥,男,漢族,1978年11月22日出生,住廣東省五華縣。


              委托代理人:吳漢姬,廣東經國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現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白云區稅務局),住所地廣州市白云區柯子嶺景云路**。


              單位負責人:林鍵華,職務副局長。


              第三人:廣州也買表鐘表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白云區增槎路松北李祠前街**南邊**


              法定代表人:甘立華。


              原告嚴文祥不服被告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第三人廣州也買表鐘表有限公司社保費管理糾紛一案,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過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請撤回起訴。


              經審查,本院認為,原告申請撤訴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并未違反法律規定,亦未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合法權益,應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第(十)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嚴文祥撤回起訴。


              本案受理費50元,撤回起訴減半收取25元,由原告嚴文祥負擔。


              審?判?長??楊忠良


              人民陪審員??冼靜文


              人民陪審員??梁耀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書?記?員??雷皓然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19
              來源: 廣州鐵路運輸法院

              判例范建三、范建忠等與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審行政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18)粵7101行初3702號


              原告:范建三,男,漢族,1976年1月15日出生,住廣東省連州市。


              原告:范建忠,男,漢族,1970年9月24日出生,住廣東省連州市。


              委托代理人:吳漢姬,廣東經國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現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白云區稅務局),住所地廣州市白云區柯子嶺景云路**。


              單位負責人:林鍵華,職務副局長。


              第三人:廣州也買表鐘表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白云區增槎路松北李祠前街**南邊**


              法定代表人:甘立華。


              原告范建三、范建忠不服被告廣州市白云區地方稅務局、第三人廣州也買表鐘表有限公司社保費管理糾紛一案,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過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請撤回起訴。


              經審查,本院認為,原告申請撤訴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并未違反法律規定,亦未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合法權益,應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第(十)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范建三、范建忠撤回起訴。


              本案受理費50元,撤回起訴減半收取25元,由原告范建三、范建忠負擔。


              審?判?長??楊忠良


              人民陪審員??冼靜文


              人民陪審員??梁耀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書?記?員??雷皓然


              查看更多>
              收藏
              發文時間: 2019-11-19
              來源: 廣州鐵路運輸法院
              1... 345678910111213
              小程序 掃碼進入小程序版
              小程序 掃碼進入學習更多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