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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判例(2020)粵71行終514號廣州金煥衣服飾有限公司與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案行政二審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20)粵71行終514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廣州金煥衣服飾有限公司。住所地:廣州市番禺區*******工業區A區10棟401。


              法定代表人:范春波,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文勝,廣東諾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廣州市越秀區********。


              法定代表人:張煥英,局長。


              出庭負責人:宋孟華,該局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黃泳生、林劍萍,該局工作人員。


              上訴人廣州金煥衣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煥衣公司)因訴被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以下簡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稅務行政處理一案,不服廣州鐵路運輸法院(2019)粵7101行初3825號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19年4月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穗稅二稽處〔2019〕15009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主要內容為:“你單位在沒有實際經營業務的情況下,于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共889份,金額共計78551605.88元,稅額合計13126783.64元,價稅合計91678389.52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有下列虛開發票行為:為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你單位違反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實際經營業務的情況下,為他人開具上述889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屬于虛開發票行為。你單位若同我局在納稅上有爭議,可自收到本書之日起六十日內依法向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北桓嬗?019年4月13日通過EMS將上述稅務處理決定書送達給原告,原告于同年4月16日簽收。2019年6月19日,原告向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2019年6月21日,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作出穗稅行復〔2019〕19號《行政復議不予受理決定書》,認為原告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已超過六十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九條第一款和第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不予受理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原告遂于2019年7月16日訴至原審法院。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屬于稅務行政處理糾紛?!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一百條規定:“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的納稅爭議,是指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對稅務機關確定納稅主體、征稅對象、征稅范圍、減稅、免稅及退稅、適用稅率、計稅依據、納稅環節、納稅期限、納稅地點以及稅款征收方式等具體行政行為有異議而發生的爭議?!庇缮鲜鲆幎芍?,對于納稅爭議,應當復議前置。本案中,被告作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書確定了原告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該事實的確定直接影響納稅主體及應納稅款的確定,屬于納稅爭議。因此,本案屬于復議前置案件。原告因超出復議申請期限申請行政復議,導致行政復議申請不被受理,故原告向原審法院提起本次訴訟不符合起訴條件。因原審法院已經立案,故應當依法裁定駁回原告金煥衣公司的起訴。綜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


              上訴人金煥衣公司不服原審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上訴人對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提出的異議系稅務爭議,而非納稅爭議,不屬于復議前置的情形。(一)被上訴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認定上訴人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但該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明確區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其他納稅爭議兩種行為,需要特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的只有第三十八條,而非第三十七條。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當事人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由于上訴人被認定虛開的數額特別巨大,被上訴人不再進行行政處罰,已經移交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如此重大的行政處罰決定,不能僅以稅務機關對納稅爭議的理解,而要求行政相對人需先清繳稅款再申請行政復議后才能提起行政訴訟。(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十四條關于稅務行政復議范圍的規定,同樣將征稅行為和發票管理行為進行了區分。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違反了發票管理規范,且被上訴人亦表示不需上訴人補繳稅款,需要追繳的是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下游企業。因此,本案爭議是關于發票管理行為的稅務爭議。(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一百條是規定對征稅行為所產生的納稅爭議需要復議前置,并沒有規定對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服需要復議前置。增值稅專用發票雖然與納稅相關,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涉及的納稅主體、依據、范圍等都是明確的。而且,上訴人接到被上訴人的通知后,已經進行了開票申報。此前,上訴人也已按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番禺區稅務局的通知要求補繳了稅款。因此,本案爭議的是上訴人是否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的稅務爭議,而非具體繳納稅款的納稅爭議。二、上訴人對納稅爭議起訴前是否申請行政復議是權利,而非義務?!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三十條對復議前置情形規定為“應當”先申請行政復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對于納稅爭議不服是規定為“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故即使是發生納稅爭議,申請行政復議也只是納稅人的權利而非義務。被上訴人僅給予上訴人申請復議的救濟途徑,違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則和要求。三、即使需要進行復議前置,上訴人也已經過復議前置程序處理。復議前置程序僅僅是在程序上要求提起行政訴訟之前先行申請行政復議,并沒有復議須實體審查的強制性規定。故上訴請求法院:1.撤銷原審裁定;2.撤銷被上訴人作出的被訴稅務處理決定;3.本案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被上訴人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二審答辯稱:一、上訴人對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不服屬于納稅爭議,應實行復議前置程序。(一)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涉及稅制要素的確定,屬于納稅爭議范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對納稅爭議的界定,納稅爭議涵蓋涉及稅制要素的各項內容,對涉及稅制要素的各項內容的處理決定依法應復議前置。被上訴人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認定上訴人作為納稅主體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事實,既涵蓋了增值稅專用發票進項、銷項等內容,也包括納稅主體、計稅依據、應納稅額等諸多稅制要素。上訴人對該處理決定不服,按規定應先申請行政復議。此外,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征補稅款問題的公告》的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以及申報與否,涉及相應的納稅義務,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認定屬于征稅行為范疇。(二)根據其他稅收文件規定,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應實行復議前置程序?!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一百零七條以及《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第五十五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行為的認定和處理應適用《稅務處理決定書》?!秶叶悇湛偩株P于修訂“稅務處理決定書”式樣的通知》規定,對稅務處理決定不服,應先申請行政復議。(三)上訴人認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屬于發票管理事項,理解錯誤。根據《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第十四條規定,行政復議中的發票管理行為,主要指發售、收繳、代開等日常管理行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是對上訴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行為的認定,形式上與發票相關,實質上涉及諸多增值稅稅制要素的確定,屬于征稅行為。因此,上訴人不服被訴稅務處理決定屬于納稅爭議,應依法適用復議前置程序。二、上訴人怠于行使行政復議權應自行承擔喪失訴權的后果。上訴人超過法定期限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依法不予受理。上訴人在未經行政復議的情況下,對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法律規定。綜上所述,原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程序合法。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經審查,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且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另查明,被上訴人在二審庭詢中確認該局已將上訴人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已刑事立案。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行政機關必須將案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薄缎姓谭C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第三條規定:“行政執法機關在依法查處違法行為過程中,發現違法事實涉及的金額、違法事實的情節、違法事實造成的后果等,根據刑法關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的追訴標準等規定,涉嫌構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必須依照本規定向公安機關移送?!币罁鲜鲆幎?,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發現違法行為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機關處理是行政機關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本案中,被上訴人在稅務執法過程中,發現上訴人存在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且涉嫌刑事犯罪,已依據上述規定將案件移交公安機關查處。雖然被上訴人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前作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對上訴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作出事實認定,但該認定不是具有獨立意義的終局行政行為。在案件性質轉為刑事案件后,被訴稅務處理決定僅屬于刑事案件的證據,而能否成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仍需司法機關予以審查認定。對上訴人產生實際影響的是后續刑事司法行為或者被上訴人可能根據司法機關對涉嫌犯罪線索的處理結果而作出的最終處理決定。因此,被上訴人作出的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不具有通過行政訴訟進行合法性審查的必要性,也對上訴人的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第二款規定:“下列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十)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钡诹艞l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經立案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一)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上訴人的起訴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依法應予駁回。原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人的起訴,處理結果正確,本院予以維持。上訴人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 判 長?譚建軍


              審 判 員?金?霞


              審 判 員?彭鐵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張宗芳


              書 記 員?何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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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
              發文時間:2020-10-15
              來源: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

              判例(2019)鄂1081刑初228號湯曙受賄、玩忽職守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19)鄂1081刑初228號


              公訴機關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湯曙,男,1970年7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漢族,大專文化程度,原國家稅務總局荊州市荊州區稅務局稅收管理員,戶籍所在地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住荊州市荊州區。2019年4月24日因涉嫌職務違法,被石首市監察委員會留置,同年7月10日因涉嫌受賄罪經石首市人民檢察院決定被刑事拘留,同日由石首市公安局執行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依法執行逮捕?,F羈押于松滋市看守所。


              辯護人魯后新,湖北楚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石首市人民檢察院以鄂石檢二部刑訴[2019]76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湯曙犯受賄罪、玩忽職守罪,于2019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石首市人民檢察院于2020年1月2日因補充證據建議延期審理,于2020年2月2日建議恢復審理,因新冠肺炎疫情扣除審限后因案情復雜,于2020年6月9日由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批準延長審理期限三個月。石首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方蓉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湯曙及辯護人魯后新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2010年至2018年,被告人湯曙擔任荊州市荊州區稅務局稅收管理員,負責管理荊州市華某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某公司”)的稅源管理工作。湯曙在負責華某公司稅源管理工作期間,不正確履行稅收管理員工作職責,對華某公司稅源管理工作疏于管理和監督,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和索取華某公司總經理張某(另案處理)所送人民幣32萬元,為該公司違反稅務管理法規、偷稅漏稅提供了方便,造成國家經濟損失43677879.81元。具體犯罪事實如下:


              受賄罪


              1.2010年底,華某公司總經理張某為尋求被告人湯曙對該公司稅務管理工作方面的照顧,在華某公司辦公室送其現金5萬元人民幣。


              2.2011年6月,張某為感謝被告人湯曙對華某公司的關照,在華某公司辦公室送其現金3萬元人民幣。


              3.2011年底,被告人湯曙在華某公司張某的辦公室收受其所送現金1萬元人民幣。


              4.2012年7月,被告人湯曙以投資球場改造項目為由,找張某“借”人民幣5萬元。幾天后,張某安排華某公司出納陳某向湯曙的農行賬戶存現5萬元。


              5.2012年底,被告人湯曙在華某公司張某的辦公室收受其所送現金3萬元人民幣。


              6.2013年3月,被告人湯曙以投資酒店為由,找張某“借”人民幣10萬元。幾天后,張某安排自己的女兒張蓉向湯曙的農行賬戶轉款10萬元。


              7.2015年3月4日,被告人湯曙以手頭差錢為由,找張某“借”人民幣3萬元。張某安排華某公司財務經理李某用張某的工商銀行賬戶向湯曙的農行賬戶轉賬3萬元。湯曙應李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張3萬元的借支單。2018年6月,該借款在華某公司賬目中已調整沖抵。


              8.2016年底,被告人湯曙在華某公司張某的辦公室收受其所送現金1萬元人民幣。


              9.2017年底,被告人湯曙在華某公司張某的辦公室收受其所送現金1萬元人民幣。


              被告人湯曙收受和索取張某人民幣共計32萬元,將受賄資金全部用于個人經營和日常開支。被告人湯曙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并退繳了全部受賄贓款。


              二、玩忽職守罪


              按照《稅收管理員制度(試行)》和《納稅評估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稅收管理員應當履行以下工作職責:第一、為納稅人提供辦稅輔導,督促納稅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及時足額申報納稅。第二、開展日常管理和檢查,調查核實納稅人納稅申報事項和其他核定、認定事項的真實性,了解掌握納稅人生產經營、財務核算的基本情況。第三、開展納稅評估,通過日常管理所掌握的納稅人生產經營實際情況(主要包括:生產經營規模、產銷量、成某、費用、物耗、能耗等各類與稅收相關的數據信息),對納稅人生產經營結構,主要產品能耗、物耗等生產經營要素的當期數據、歷史平均數據、同行業平均數據以及其他相關經濟指標進行比較,推測納稅人實際納稅能力,對重點稅源戶,要保證每年至少評估分析一次;同時,對發現的問題應以書面形式向分管領導報告,并提出管理建議。


              被告人湯曙作為稅收管理員,在負責華某公司稅源管理工作期間,不認真履行上述職責,對華某公司的日常管理和檢查上走過場,不開展調查核實、未了解掌握該公司生產經營、財務核算的基本情況和真實性,致使華某公司在2010年3月至2013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間,采取虛列開支和隱瞞收入的方式少繳納增值稅23594905.35元;2010年至2013年、2016年至2017年少繳納企業所得稅20082974.46元,共計少繳納稅款43677879.81元,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


              2019年12月26日,石首市監察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湯曙任華某公司稅收管理員期間涉嫌玩忽職守造成損失情況表,重新調整了少繳納稅款為:40546982.96元。


              針對上述指控,公訴機關提供了如下證據材料:交辦案件決定書、指定審判管轄問題的復函、立案決定書、身份戶籍信息、干部任免審批表、相關財務憑證、銀行賬戶憑證、銀行流水、稅收管理員制度、荊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稅務處理決定書、石首市監察委出具的相關情況說明、扣押財物清單、暫扣款票據等書證;湯曙任華某公司稅收管理員期間涉嫌玩忽職守造成損失情況;鄂稅復決字【2019】11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荊州稅二稽處【2019】2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荊州稅二稽處【2019】58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國家稅務總局荊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提供的少繳增值稅計算表;荊州稅二稽處【2019】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荊州市華某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案調查報告;到案經過;證人張某、陳某、李某、趙某等人的證言;搜查筆錄;視頻資料;被告人湯曙的供述與辯解。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湯曙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玩忽職守,致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85條、第397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建議判處被告人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被告人湯曙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予以認可,并當庭自愿認罪認罰。


              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為:1.被告人湯曙犯受賄罪符合自首情節,首先,被告人湯曙符合自動投案的情節,其次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故構成自首,應給予減輕處罰;2.被告人湯曙積極退贓,應減輕處罰;3.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湯曙犯有玩忽職守罪不能成立;首先,起訴書依據的部門規章已被各級稅務局之后發布的新規定所改變,被告人不具有起訴書所指控的職責,沒有不履行法定職責的犯罪行為;根據新的規定,稅收管理員沒有納稅評估和風險數據分析的職責,對稅收管理員進戶的規定更嚴格,不能進行日常檢查;其次,華某公司逃稅與湯曙的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再則,起訴書認定湯曙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不符合法律規定,其一、華某公司少繳企業所得稅20082974.46元,這在當時國稅與地稅合并前,屬于地稅局征繳的職權范圍,湯曙沒有這個職責,指控沒有法律依據;其二、華某公司少繳增值稅23594905.35元,稅務機關已經作出處罰,且華某公司有資產,不符合法律意義上的損失;其三、即使這些損失存在,但因華某公司逃稅犯罪與湯曙的行為沒有因果關系,故不應認定為湯曙的犯罪所造成的損失。


              辯護人提出如下證據:


              一、湯曙主動到案和交代未被紀委掌握的犯罪事實的證據:


              1.荊州區稅務局《關于湯曙接受調查過程的情況說明》


              2.荊州區稅務局謝建國局長出具的《情況說明》


              3.荊州區稅務局人事科蔡榮科長出具的《情況說明》


              4.荊州區稅務局紀檢組長周昕出具的《情況說明》


              5.火車票訂票記錄


              6.石首監察委《關于被調查人湯曙到案經過相關情況》


              7.關于反映荊州區稅務局荊南稅務分局湯曙問題線索的核查情況匯報。


              證明內容為:湯曙是在接到荊州區稅務局的通知后,主動從異地返回接受調查;監察委調查前僅掌握湯曙受賄18萬元的犯罪線索,湯曙在被監察委第一次詢問時主動交待了未被掌握的受賄14萬元的犯罪事實。


              二、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的證據


              1.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做好納稅評估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2.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規范稅務機關進戶執法工作的通知》


              3.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規范國稅人員進戶執行公務的通知》


              證明內容為:對于稅收管理員的職責,因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做好納稅評估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一條作出了重新劃分,即納稅評估和數據分析、比對由專業部門完成;稅收管理員沒有進行納稅評估和數據分析、比對工作的職責;稅收管理員只負責對稅源管理部門審核分析并確定要求調查的申報異常的納稅人開展納稅約談、調查核實、做好工作記錄、并將情況及時反饋稅源管理部門。其次,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規范國稅人員進戶執行公務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納稅評估由省局或市州局稅源管理部門發布后進行,稅源部門要切實提高案頭評估分析能力。對稅務日常檢查的范圍、批準程序、入戶次數進行了規定。


              公訴機關質證意見為:對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認定為自首,因為被告人湯曙是接到通知后才立即返回荊州,沒有在第一時間交待自己的問題,只能說明被告人湯曙是主動返回荊州,所以不構成自首,故本院只認定為坦白。對玩忽職守方面的證據,只能說明與被告人湯曙有關聯性,同時也證明了被告人湯曙作為稅收管理員應有的職責。


              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一致。


              另查明,被告人湯曙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受賄的犯罪事實和玩忽職守的問題,并退繳了全部受賄贓款。


              又查明,被告人湯曙在負責華某公司稅源管理工作期間,華某公司少繳稅款為40546982.96元,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


              再查明,被告人湯曙2010年3月至2018年任稅源管理股負責人,分管稅源管理工作,履行稅收管理員職責,負責荊州華某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華某商混)稅源管理。


              經控辨爭議雙方舉證、質證,本院確認的證據如下:


              1.交辦案件決定書;


              2.指定審判管轄問題的復函、立案決定書、身份戶籍信息、干部任免審批表、任職情況說明;


              3.相關財務憑證、銀行賬戶憑證、銀行流水、稅收管理員制度,湖北省、荊州市國家稅務局文件;


              4.荊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稅務處理決定書、石首市監察委出具的相關情況說明、扣押財物清單、暫扣款票據等書證;


              5.湯曙任華某公司稅收管理員期間涉嫌玩忽職守造成損失情況;


              6.鄂稅復決字【2019】11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荊州稅二稽處【2019】2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荊州稅二稽處【2019】58號稅務處理決定書;


              7.國家稅務總局荊州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提供的少繳增值稅計算表;


              8.荊州稅二稽處【2019】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9.荊州市華某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案調查報告;


              10.到案經過;


              11.證人張某、陳某、李某、趙某等人的證言;


              12.搜查筆錄;視頻資料;


              13.被告人湯曙的供述與辯解。


              本院認為,被告人湯曙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玩忽職守,致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玩忽職守罪。故公訴機關指控其犯受賄罪和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事實和罪名成立。被告人湯曙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受賄和玩忽職守的犯罪事實,系坦白,且認罪認罰,依法對其從輕處罰;被告人歸案后,認罪態度好,真誠悔罪,退繳了全部贓款,酌情對其從輕處罰。被告人湯曙玩忽職守罪中所造成的國家經濟損失系多因一果造成,酌情對其從輕處罰。被告人多次索賄,依法對其從重處罰。對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湯曙積極退贓,應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對辯護人提出“被告人犯受賄罪符合自首情節,應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湯曙接單位通知返回后,即被辦案機關采取了調查措施,在此期間如實供述受賄的犯罪事實,且大部分犯罪事實已被辦案機關掌握,故不能構成自首,對該辯護意見不予采納。對辯護人辯稱“被告人犯玩忽職守罪不能成立。首先,起訴書依據的部門規章已被各級稅務局之后發布的新規定所改變,被告人不具有起訴書所指控的職責,沒有不履行法定職責的犯罪行為;根據新的規定,稅收管理員沒有納稅評估和風險數據分析的職責,對稅收管理員進戶的規定更嚴格,不能進行日常檢查;其次,華某公司逃稅與湯曙的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再則,起訴書認定湯曙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不符合法律規定,其一、華某公司少繳企業所得稅20082974.46元,這在當時國稅與地稅合并前,屬于地稅局征繳的職權范圍,湯曙沒有這個職責,指控沒有法律依據;其二、華某公司少繳增值稅23594905.35元,稅務機關已經作出處罰,且華某公司有資產,不符合法律意義上的損失;其三、即使這些損失存在,但因華某公司逃稅犯罪與湯曙的行為沒有因果關系,故不應認定為湯曙的犯罪所造成的損失”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湯曙作為稅收管理員,依照《稅收管理員制度(試行)》等規定履行工作職責為“第一、為納稅人提供辦稅輔導,督促納稅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及時足額申報納稅。第二、開展日常管理和檢查,調查核實納稅人納稅申報事項和其他核定、認定事項的真實性,了解掌握納稅人生產經營、財務核算的基本情況。第三、開展納稅評估,通過日常管理所掌握的納稅人生產經營實際情況(主要包括:生產經營規模、產銷量、成某、費用、物耗、能耗等各類與稅收相關的數據信息),對納稅人生產經營結構,主要產品能耗、物耗等生產經營要素的當期數據、歷史平均數據、同行業平均數據以及其他相關經濟指標進行比較,推測納稅人實際納稅能力,對重點稅源戶,要保證每年至少評估分析一次;同時,對發現的問題應以書面形式向分管領導報告,并提出管理建議”。實際工作中根據被告人多次供述和其單位負責人證言均證實被告人湯曙履行的工作職責與上述職責相一致。辯護人所依據2006年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做好納稅評估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2014年國家稅務局《關于進一步規范稅務機關進戶執法工作的通知》、2013年湖北省國稅局《關于進一步規范國稅人員進戶執行公務的通知》、2013年荊州市國家稅務局《規范國稅人員進戶執行公務實施辦法》的通知,明確了國稅機關內八個部門及稅收管理員在納稅評估工作中的職責,明確規定了稅務日常檢查的范圍、批準程序、進戶次數等。依據以上文件,被告人湯曙作為稅源管理股負責人和稅收管理員,在納稅評估工作中仍然擔負有工作職責,被告人湯曙的日常管理和檢查等職責沒有被取消,只是對日常管理和檢查要求更嚴格,更規范,對案源評估分析能力要求更高。被告人湯曙在工作中發現了華某公司有偷漏稅情況不報告、不跟蹤處理,在日常管理和檢查中流于形式不敢履職,在管理稅源中不掌握華某公司經營實際情況,這些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與華某公司少繳稅款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被告人湯曙玩忽職守造成的損失由國稅總局荊州市稅務局稽查部門核定,被告人表示無異議,現有證據不能證明華某公司少繳納稅款已被挽回。綜上,對辯護人以上辯護意見不予采納。故公訴機關量刑建議適當,本院予以支持。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作用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第二條第一款、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湯曙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已繳納);


              (有期徒期的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4日起至2023年10月23日止)


              二、被告人湯曙所退繳的贓款由辦案機關依法上繳國庫;扣押的物品由辦案機關依法處理。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審?判?長??黃盛東


              審?判?員??付長青


              人民陪審員??陳禮宏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書?記?員??付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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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10-15
              來源: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

              判例(2020)閩0425行監1號大田縣國家稅務局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20)閩0425行監1號


              監督機關:大田縣人民檢察院。


              原申請執行人:大田縣國家稅務局,住所地大田縣。統一社會信用代碼:11350425003766****。


              原法定代表人:莊志宏,局長。


              原被執行人:優斯達(大田)玩具實業有限公司,住所地大田縣。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50400751365****。


              法定代表人:陳進藩,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申請執行人大田縣國家稅務局與被執行人優斯達(大田)玩具實業有限公司行政非訴執行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閩0425行審33號行政裁定書,現已發生法律效力。2020年6月24日,大田縣人民檢察院以田檢行監[2020]35042500****號檢察建議書向本院提出撤銷檢察建議。本院經審查認為,對行政非訴執行審查作出的準予強制執行可能存在部分錯誤,經本院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本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該裁定確有錯誤,應予再審,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再審;


              二、再審期間,中止原裁定的執行。


              審 判 長?張五一


              審 判 員?陳夏瑛


              審 判 員?李承武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林明微


              書 記 員?林燕琴


              附本案適用的主要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九十二條第一款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或者發現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書內容違法,認為需要再審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


              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款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執行,但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費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案件,可以不中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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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10-06
              來源:福建省大田縣人民法院

              判例(2020)浙0702民初926號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王健、李剛追收未繳出資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

              民 事 判 決 書


              (2020)浙0702民初926號


              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金華市婺城區府上街147號。


              訴訟代表人:呂愛軍,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管理人負責人。


              委托訴訟代理人:余建平,管理人工作人員。


              委托訴訟代理人:陸佳,管理人工作人員。


              被告:王健,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漢族,住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


              被告:李剛,男,1975年10月24日出生,漢族,住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


              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為與被告王健、李剛追收未繳出資糾紛一案,于2020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因被告王健無法直接送達法律文書,于2020年4月15日轉為適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7月1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余建平到庭參加訴訟,被告王健、李剛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現已缺席審理終結。


              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判令被告王健繳納認繳應繳出資額0.5萬元;2.判令被告李剛繳納認繳應繳出資額0.5萬元;3.本案訴訟費用由兩被告承擔。事實和理由: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受理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債務人)破產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0月25日指定浙江君安世紀(金華)律師事務所擔任該公司管理人。管理人在依法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債務人章程規定公司注冊資本為1萬元,股東王健認繳出資0.5萬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足額繳納;股東李剛認繳出資0.5萬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足額繳納。但是管理人未發現股東王健和李剛有繳納出資的相關材料,該公司未開設銀行基本戶,未辦理過稅務登記?,F為維護原告合法權益,特依法向責院提起訴訟,懇請貴院查明事實支持原告的訴請。


              被告王健、李剛未作答辯。


              原告浙江眾彩服飾有限公司為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向本院提供如下證據:


              證據1,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2019)浙0702破19-1號決定書復印件各1份,證明原告代表人身份。


              證據2,被告身份證復印件2份,證明被告王健李剛的身份情況。


              證據3,工商內檔一份,證明被告王健認繳應繳出資額為0.5萬元;被告李剛認繳應繳出資額為0.5萬元;兩被告均未足額繳納出資的事實。


              證據4,婺城區稅務局函一份,證明債務人未辦理過稅務登記。


              證據5,婺城區人民法院協助查詢存款通知書一份,證明債務人未開設銀行基本戶。


              審理中,本院根據證據審核有關規定,依法對原告提交的證據進行了當庭審核,被告未提出反駁證據,本院確認其證明力。


              被告王健、李剛未向本院提供證據。其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參加訴訟,視為放棄舉證、質證的權利。


              本院經審理認定事實如下:2014年4月17日,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經金華市婺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注冊成立,初始注冊資本10000元,法定代表人為王健。被告王健、李剛系公司的登記股東,公司章程規定注冊資本10000元,股東王健出資5000元,出資方式為貨幣,于2014年12月31日前足額繳納;股東李剛出資5000元,出資方式為貨幣,于2014年12月31日前足額繳納。2019年10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請人程泉生對被申請人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的破產清算申請。同日,本院指定浙江君安世紀(金華)律師事務所為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后經管理人調查,被告王健、李剛作為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的股東尚未履行全部出資義務。2019年1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金華市婺城區稅務局出具關于申報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稅(費)債權的函(婺稅函(2019)30號)中載明: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未辦理稅務登記。


              本院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股東應當按期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股東以貨幣出資的,應當將貨幣出資足額存入有限責任公司在銀行開設的賬戶。本案被告王健、李剛作為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的登記股東,其各自應當繳納認繳的出資額為5000元,現被告王健、李剛未提供證據證明其已向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的銀行賬戶足額存入上述出資,同時根據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的出資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資義務的,管理人應當要求該出資人繳納所認繳的出資,而不受出資期限的限制。故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本院受理程泉生對其的破產清算申請后,管理人有權要求其股東即被告王健、李剛繳納所認繳的出資各5000元。對原告的訴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健、李剛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視為放棄舉證、質證和抗辯等權利,依法可缺席判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王健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繳納出資額5000元;


              二、被告李剛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原告金華市健剛房產代理有限公司繳納出資額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王健、李剛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朱偉良


              人民陪審員??豐黎霞


              人民陪審員??賈?磊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代書?記員??湯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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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9-02
              來源: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湘09刑終27號周小霆、吳云、周勁松犯受賄罪、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一案二審裁定書

              刑 事 裁 定 書


              (2020)湘09刑終27號


              抗訴機關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小霆,男,1964年1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寧鄉市,漢族,大學本科文化,原益陽市資陽區國家稅務局稅源管理三科科長,戶籍所在地益陽市朝陽區梓山西路,現住益陽市資陽區。因涉嫌犯受賄罪、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2018年10月11日被益陽市資陽區監察委員會留置。2019年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1日被執行逮捕?,F羈押于益陽市看守所。


              辯護人劉玲,湖南國緯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吳云,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陽市,漢族,大學??莆幕?,原益陽市資陽區國家稅務局稅源管理三科副科長,戶籍所在地益陽市朝陽區,現住益陽市資陽區。因涉嫌犯受賄罪、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2018年10月31日被益陽市資陽區監察委員會留置。2019年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1日被執行逮捕?,F羈押于益陽市看守所。


              指定辯護人姚海華,湖南天聲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勁松,男,1975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陽市,漢族,大學本科文化,原益陽市資陽區國家稅務局稅源管理三科科員(稅收管理員),戶籍所在地益陽市資陽區,現住益陽市赫山區。因涉嫌犯受賄罪、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2018年10月28日被益陽市資陽區監察委員會留置。2019年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1日被執行逮捕?,F羈押于益陽市看守所。


              辯護人陳清,湖南大民律師事務所律師。


              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法院審理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犯受賄罪、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湘0902刑初133號刑事判決??乖V機關即原公訴機關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原審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不服,均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聶資鈍出庭支持抗訴,上訴人周小霆及其辯護人劉玲、上訴人吳云及其指定辯護人姚海華、上訴人周勁松及其辯護人陳清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原審認定:


              受賄罪


              2011年至2017年期間,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分別利用擔任益陽市資陽區國家稅務局稅源管理三科科長、副科長、科員的職務之便,為林慧、黎銳鋒、鄭祥發、張云貴、楊德清、石放仁、夏獻軍、張熙謀取利益,共同或單獨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其中周小霆共同收受、索取他人財物人民幣528萬元,個人實際分得221萬元;單獨收受、索取他人財物人民幣43.8萬元,共計受賄金額人民幣571.8萬元,其中索賄金額532萬元。吳云共同收受、索取他人財物人民幣528萬元,個人實際分得150萬元;單獨收受、索取賄賂人民幣13萬元,共計受賄金額人民幣541萬元,其中索賄金額504萬元。周勁松共同索取賄賂共計人民幣504萬元,個人實際分得153萬元。具體事實如下:


              1、2011年林慧開始在益陽市資陽區成立了多家“空殼”公司(無實際注冊資本、生產經營等),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犯罪活動,其中有10余家“空殼”公司歸益陽市資陽區國稅局稅源三科管理。2012年9月,林慧為在益陽市資陽區擴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數量及開票金額,獲取益陽市資陽區國稅局稅源三科的關照,多次表示想向被告人周小霆送錢,均被周小霆拒絕。2012年10月,吳云、周勁松多次向周小霆勸說以“管理費”名義收取林慧費用,周小霆經多次勸說后表示同意。之后周小霆、吳云、周勁松三人商議向林慧提出按其每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的4‰收取“管理費”,具體由吳云負責數據統計及與林慧對接收錢事宜,林慧對上述方案表示同意。2013年3月吳云調至益陽市資陽區國家稅務局長春分局工作后,經林慧提出,雙方將“管理費”比例降為2‰。在此期間,經周小霆安排及三人商議仍由吳云繼續負責林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數據統計,另由周勁松與林慧對接收錢事宜,直至2014年4月吳云重新調回稅源三科。從2012年11月至2015年4月,周小霆、吳云、周勁松明知林慧名下實際控制的多家公司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犯罪活動,不僅未依法依規處理,還利用職權為上述公司在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申領增值稅專用發票等過程中給予便利,分14次向林慧索取財物共計人民幣480萬元。其中周小霆分得202萬元、吳云分得132萬元、周勁松分得146萬元。


              2、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發現益陽市華發包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發紙業”)存在稅負偏低的情況,三人經商議決定每年向華發紙業索取費用人民幣6萬元,后吳云、周勁松共計索取華發紙業出納黎銳鋒財物人民幣14萬元。其中周小霆、周勁松各分得5萬元,吳云分得4萬元。


              3、2014年8月,被告人吳云、周勁松經檢查發現鄭祥發企業違規開具“布票”,經吳云提議,周小霆同意,找鄭祥發以“科室經費”名義索要10萬元以解決此事,鄭祥發表示同意。后鄭祥發安排人送給吳云10萬元,之后根據周小霆安排三人各分得2萬元,剩余4萬元作為科室經費違規進行了開支和補助發放。


              4、2016年上半年,湖南華一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一紡織”)法人代表張云貴想擴大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金額及獲取稅負方面的關照,提出每月向周小霆、吳云支付6萬元“管理費”,周小霆、吳云表示同意。從2016年4月至7月,周小霆、吳云共同收受張云貴24萬元,每人各分得12萬元。


              5、2011年10月,被告人周小霆以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方面給予了關照為由向楊德清索要費用,楊德清表示同意。后楊德清在益陽市公務員小區門口將現金8萬元送給周小霆,周小霆收受后分給原稅源三科副科長楊柱石4萬元。


              6、2011年稅源三科經檢查發現益陽市春天電子有限公司存在偷稅問題,該公司法人代表石放仁委托周小霆同事唐世民幫忙說情,希望減免稅收并表示愿意支付8萬元“科室經費”,周小霆表示同意并減免了益陽市春天電子有限公司部分稅款。后石放仁將8萬元“科室經費”送至稅源三科稅收專管員龔月明手中,周小霆從中拿出3萬元個人使用,送給唐世民2萬元,剩余的3萬元作為科室經費違規進行了開支和補助發放。


              7、2012年年底,被告人周小霆以關照了公司稅負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為由向夏獻軍索要費用,并提出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1.5‰的比例提成,夏獻軍表示同意。后夏獻軍在益陽市福中福送給周小霆現金15萬元,周小霆予以收受。


              8、2013年4、5月,被告人周小霆以關照了張熙公司稅負為由向其索要費用,張熙表示同意。2013年7月下旬,張熙在益陽市福中福送給周小霆現金5萬元,周小霆予以收受。


              9、2011年至2017年,為感謝被告人周小霆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公司稅負等方面的關照,楊德清、林慧、黎銳鋒以拜年拜節的名義送給周小霆共計7.8萬元,周小霆予以收受。


              10、2015年4月,吳云以資金緊張為由向林慧借款10萬元,后吳云一直未予歸還。林慧為感謝吳云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上的關照,表示送給吳云,吳云予以默認收受。另在2013年至2014年,林慧分三次以拜年拜節的名義每次送給吳云1萬元,共計3萬元,吳云予以收受。


              二、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


              2012年8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在益陽市資陽區國稅局稅源管理三科工作期間,違反相關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林慧實際控制的11家“空殼”公司、王明生實際控制的4家“空殼”公司在申請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增值稅專用發票領購、增值稅納稅申報、稅款結算報告、注銷稅務登記等過程中,徇私舞弊、不履行及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嚴重不負責,導致上述公司肆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被認證抵扣,共計造成國家稅收損失111862676.89元。其中,周小霆對上述全部損失負責,吳云對104111597.85元負責,周勁松對108831133.07元負責。


              2018年10月11日,被告人周小霆經益陽市資陽區稅務局領導通知到達其辦公室,自愿配合益陽市資陽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至益陽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接受調查。2018年10月28日,益陽市資陽區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將被告人周勁松控制,隨后帶至益陽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進行調查。2018年10月30日,被告人吳云明知因涉嫌嚴重職務違法被益陽市資陽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立案調查,經組織及親屬勸說,主動從越南回國接受調查。被告人周小霆到案后,其家屬主動代為退繳違法所得226萬元。


              原審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戶籍信息、到案經過、公務員登記表、干部任免審批表、扣押決定書、湖南省非稅收入一般繳款書,資陽區國稅局稅源三科主要職責及崗位職責、銀行流水、刑事判決書、納稅人分戶檔案資料、納稅清單、領購及開票清單等書證,司法會計鑒定報告書,證人林慧、王明生、黎銳鋒、鄭祥發、張云貴、楊德清、石放仁、夏獻軍、張熙等人的證言,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的供述與辯解等。


              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法院判決:一、被告人周小霆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犯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上繳國庫。二、被告人吳云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犯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四個月。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上繳國庫。三、被告人周勁松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犯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上繳國庫。四、對被告人周小霆上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226萬元,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五、繼續追繳被告人周小霆違法所得人民幣38.8萬元六、追繳被告人吳云違法所得人民幣163萬元,上繳國庫。七、追繳被告人周勁松違法所得人民幣153萬元,上繳國庫。八、共同追繳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違法所得人民幣4萬元,上繳國庫。


              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檢察院抗訴提出:資陽區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要求資陽區國稅局局長通知周小霆到局長辦公室,然后將周小霆帶走。該行為具有控制性和約束性,周小霆是在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的控制和約束下到案,其行為不屬于主動投案,不能認定為自首。一審判決認定周小霆自首從而對其減輕處罰錯誤,導致量刑畸輕。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認為根據周小霆的到案經過,其行為不屬于自首,提請依法改判。


              上訴人周小霆上訴稱:1、其收受林慧80萬元、黎稅鋒2萬元、鄭祥發10萬元、張云貴12萬元、楊德清8萬元的事實證據不足,應從受賄數額中予以扣除;收受鄭祥發的10萬元中有4萬元用于科室經費,收受石放仁的8萬元中2萬元給了唐世民、3萬元用于科室經費,該9萬元應從受賄數額中予以扣除;2、一審認定的受賄罪與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屬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應僅認定為受賄罪;即使構成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也是聽從吳立的安排,應認定為從犯;3、其積極退贓、如實供述自己犯罪事實。其辯護人提出相同辯護意見,并認為:1、周小霆系主動歸案,如實供述自己犯罪事實,應依法認定自首;2、二審期間,周小霆積極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應認定其具有立功情節;3、現有法律并未對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中的“情節嚴重”及“情節特別嚴重”情節予以明確規定,故在本案不能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上訴人吳云及其辯護人提出:1、吳云于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期間調離資陽區國稅局稅源三科,其對此期間周小霆和周勁松收受林慧賄賂款的情況不知情,該189萬元不應認定為其受賄金額;2、在共同犯罪中吳云系從犯。


              上訴人周勁松否認自己受賄的犯罪事實,認為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系自己業務能力不足。其辯護人提出:周勁松不構成受賄罪。本案無直接證據證明周勁松收受了林慧146萬元賄賂,且資金去向不明。周小霆、吳云的供述與林慧的證言在收取管理費標準及實際數額、具體收受賄情節等方面存在諸多矛盾。對其他受賄及索賄的事實,只有周小霆、吳云的供述與證人王明生、廖星、黎銳鋒、鄭祥發的證言,且上述言詞證據存在前后矛盾,無法達到證明目的。周勁松對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有悔罪表現。


              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列舉了認定本案事實的證據,相關證據均已經在一審開庭審理時當庭出示并經質證。本院經依法全面審查,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及所列舉的證據予以確認。


              二審期間另查明,上訴人周小霆檢舉揭發他人販賣毒品犯罪,經查證屬實。上述事實,有經二審質證的湖南省公安監管部門違法線索轉遞函、接報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拘留證、逮捕證、到案經過、起訴意見書、起訴書、刑事判決書、詢問筆錄、證人曾輝、王勝、胡德平等人的證言等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小霆、吳云、周勁松身為國家稅務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共同或單獨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受賄罪;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辦理發售發票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均已構成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三上訴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應當按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三上訴人在受賄犯罪中,均有索賄情節,依法從重處罰。案發后,周小霆、吳云自動投案,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對兩人減輕處罰。周小霆到案后,其家屬代為積極退繳違法所得,可酌情從輕處罰。上訴人周小霆檢舉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其行為構成立功。但鑒于原審綜合上訴人周小霆的量刑情節,已對其減輕處罰,本院對上訴人周小霆的立功情節不再從輕處罰。


              關于抗訴機關認為上訴人周小霆不構成自首的抗訴意見。經查,根據中共益陽市資陽區紀委和益陽市監察委員會出具的到案經過,周小霆經局長通知到局長辦公室后,并不知在場另外兩人是紀委干部,在局長與周小霆交流過程中,局長告知周小霆因涉嫌違紀違法需接受監察委審查調查時,周小霆表示自愿到監察委接受調查。隨后,紀委干部才向周小霆表明身份將其帶走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周小霆如實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實。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分子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調查談話、訊問,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時,向辦案機關投案的,是自動投案。在此期間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的,應當認定為自首”。上訴人周小霆在不明知辦案機關工作人員身份且未對其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表明自愿投案,且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構成自首??乖V機關的抗訴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周小霆及辯護人提出應在受賄數額中剔除收受林慧80萬元、黎銳鋒2萬元、鄭祥發10萬元、張云貴12萬元、楊德清8萬元的訴辯意見。經查,上述數額相關行賄人的證言與上訴人周小霆的供述在行賄事由、時間、地點、數額等方面能相互吻合,且有上訴人吳云的供述、證人傅靜莉、楊柱石的證言、銀行轉賬記錄、收條等證據予以佐證,足以證實。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關于上訴人周小霆及辯護人另提出收受鄭祥發的10萬元中有4萬元用于科室經費,收受石放仁的8萬元中2萬元給了唐世民、3萬元用于科室經費,該9萬元應從受賄數額中扣除的訴辯意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出于受賄的故意,收受他人財物之后,將贓款贓物用于單位公務開支或者社會捐贈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吳云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吳云調離稅源三科期間,周小霆、周勁松收受的“管理費”不應計算為共同受賄金額的訴辯意見。經查,吳云雖然在該時間段調離稅源三科,但根據上訴人周小霆及吳云的供述可證實,吳云在該期間仍負責對林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的統計,在向林慧索取的189萬元“管理費”中,吳云仍分得32萬元。該189萬元犯罪數額仍在三人共同概括故意范圍內。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周勁松及其辯護提出的本案證據存在矛盾,不足以認定周勁松構成受賄罪的訴辯意見。經查,雖然周勁松歸案后,一直否認自己受賄的犯罪事實。但同案上訴人周小霆、吳云的供述與行賄人的證言均能相互吻合,并有證人證言及銀行交易明細等證據予以佐證,足以證實三上訴人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事實。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周小霆及其辯護人提出本案兩罪系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及徇私舞弊發售發票一罪,不應認定為“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訴辯意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三條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瀆職犯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并罰”。原審對兩罪并罰于法有據。本案因三上訴人徇私舞弊的行為,致使林慧、王明生利用15家“空殼”公司,在長達近三年的時間內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犯罪活動,遍及多個省、市,直接造成國家稅收損失上億元,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嚴重侵害了國家的稅收管理制度和稅務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綜合考慮本案犯罪手段、持續時間、虛開金額、社會影響范圍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原審對本案認定為“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并無不妥。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周小霆及其辯護人提出周小霆在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的犯罪中系從犯及上訴人吳云及其辯護人提出吳云系從犯的訴辯意見。經查,上訴人周小霆、吳云在共同犯罪中行為積極主動,起了主要作用,依法應認定為主犯。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抗訴及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 判 長?魯毅東


              審 判 員?雷?蕾


              審 判 員?喻?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夏?簡


              書 記 員?張?偉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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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28
              來源: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18)渝0106刑初1275號賀兵、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18)渝0106刑初1275號


              公訴機關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慶市沙坪壩區紅槽房正街99號附4號24-1。


              法定代表人賀兵。


              訴訟代表人白紅梅,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經理。


              被告人賀兵,男,1973年10月16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8年3月12日被取保候審,經本院決定于2018年11月19日被逮捕,現羈押于重慶市沙坪壩區看守所。


              辯護人陳艇、胡校溟,重慶華立萬韜律師事務所。


              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以渝沙檢刑訴(2018)799-3號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被告人賀兵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8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官謝徽出庭支持公訴,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的訴訟代表人白紅梅,被告人賀兵及其辯護人陳艇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2010年12月,被告人賀兵注冊成立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被告人賀兵在無真實貨物交易情況下,向重慶巨之力商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重慶昂豎商貿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余明鰲(另案處理)支付點子費,取得由重慶巨之力商貿有限公司向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67份,金額6515837.69元,稅額1107692.31元;取得由重慶昂豎商貿有限公司向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51份,金額6146256.42,稅額859589.70元。經國家稅務總局重慶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認定,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已將上述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提交給稅務機關予以認證并實際抵扣稅額。


              2018年3月12日,被告人賀兵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接受調查,上述被告單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實供述了自已的犯罪事實。


              2018年3月至6月期間,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向稅務機關足額補繳全部稅款及滯納金。


              上述事實,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被告人賀兵在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且有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記材料,銀行流水記錄,證人余某某的證言,到案經過,完稅證明,補繳稅款及滯納金票據,情況說明及被告人賀兵的供述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公訴機關建議對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判處罰金,對被告人賀兵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及被告人賀兵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均無異議。


              被告人賀兵的辯護人認為,賀兵系自首,且在稅務機關對其行政處罰之前就補繳了全額稅款,沒有犯罪前科,建議對賀兵適用緩刑。


              本院認為,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較大,其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賀兵作為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當予以處罰。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賀兵作為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及賀兵均可以認定為自首,可以從輕處罰,對被告人賀兵的辯護人提出的賀兵系自首的辯護意見予以采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補繳稅款并繳納滯納金,可以酌情從輕處罰。關于賀兵的辯護人提出的對賀兵適用緩刑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從賀兵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稅額、次數及社會危害性綜合評判,不宜對其宣告緩刑,對該辯護意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重慶寶磊建材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三十萬元。


              (罰金限本判決生效后五日內向本院繳納。)


              二、被告人賀兵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2023年5月18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審?判?長??湯?娜


              人民陪審員??唐金玉


              人民陪審員??陳?靜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記?員??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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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25
              來源: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蘇0411行審108號國家稅務總局常州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與常州君之興紡織有限公司行政非訴審查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20)蘇0411行審108號


              申請執行人國家稅務總局常州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區龍錦路1258號。


              法定代表人夏國平,該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姚偉偉,該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姚文浩,該局干部。


              被執行人常州君之興紡織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鐘樓區廣化街7、9號。


              法定代表人樊冬梅,該公司負責人。


              申請執行人國家稅務總局常州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就被執行人常州君之興紡織有限公司收受虛開增值稅發票抵扣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常稅稽一罰[2019]216564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處罰款45381.85元,并告知了行政復議、訴訟的權利及相應的法律后果。被執行人在法定期限內既未履行繳納義務,也未提起行政復議。2019年12月23日,被執行人繳納罰款16518.47元。申請執行人經催告,于5月27日向本院申請強制執行,要求本院強制執行欠繳的罰款28863.38元。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查后認為,申請執行人作出的常稅稽一罰[2019]216564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具備法定執行效力。被執行人應依法繳納欠繳的罰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裁定如下:


              申請執行人國家稅務總局常州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申請執行的常稅稽一罰[2019]216564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之內容,本院準予強制執行。被執行人應繳納欠繳的罰款28863.38元。


              申請執行費由被執行人常州君之興紡織有限公司承擔。


              本裁定送達后即發生法律效力。


              審?判?長??趙?旦


              人民陪審員??程堅忠


              人民陪審員??居建秋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書?記?員??鄒?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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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24
              來源: 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豫1702刑初186號瞿保強、王偏逃稅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20)豫1702刑初186號


              公訴機關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瞿保強,男,1968年1月15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東,戶籍地駐馬店市驛城區,住駐馬店市驛城區。因涉嫌犯逃稅罪于2019年6月6日被駐馬店市公安局西園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


              辯護人劉飛,河南發時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王偏,曾用名王小偏,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財務總監、股東,戶籍地駐馬店驛城區,住駐馬店市驛城區。因涉嫌犯逃稅罪于2019年6月7日被駐馬店市公安局西園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


              辯護人雷鋒,河南豫上律師事務所律師。


              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檢察院以駐驛檢二部刑訴(2020)18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瞿保強、王偏犯逃稅罪,于2020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馬慧出庭支持公訴,二被告人及各自辯護人均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13年至2017年,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在駐馬店市驛城區某交叉口東南角處開發某項目,在此期間被告人瞿保強、王偏采用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少繳納營業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稅款合計5879436.95元,占應繳納稅額的71.91%。


              針對指控,公訴機關提供了被告人瞿保強、王偏供述、證人證言、鑒定意見、視聽資料、書證等證據,認為二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逃稅罪,提請本院依法懲處。


              被告人瞿保強、王偏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和事實均無異議。


              被告人瞿保強的辯護人提出瞿保強有自首情節,系初犯,建議從輕處罰。


              被告人王偏的辯護人提出王偏有自首情節,系從犯、初犯偶犯,王偏在處理公司爛尾樓問題上有立功行為,建議減輕處罰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免刑或者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下稱某公司)的前身為駐馬店市某糧油工程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8日,公司股東變更為瞿保強、王偏和馬某,同月21日,經駐馬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名稱變更為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經營范圍為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注冊登記顯示,瞿保強出資300萬元,占股37.5%;王偏出資300萬元,占股37.5%;馬某出資200萬元,占股25%。瞿保強為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兼總經理,王偏為公司監事。


              2013年至2017年,某公司在駐馬店市驛城區某交叉口東南角處開發某項目,在此期間被告人瞿保強、王偏采用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少繳納營業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稅款合計5879436.95元,占應繳納稅額的71.91%。


              另查明,國家稅務總局駐馬店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3月28日向某公司下達駐稅一稽處(2019)11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認定某公司少繳納稅款,要求限期繳納;因某公司未在期限內申報繳納,同年4月11日,該局又向某公司下達駐稅一稽罰(2019)11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對某公司處以偷逃稅款三倍罰款計17539704.15元,并限期繳納。


              還查明,案發后,被告人瞿保強、王偏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到案后如實供述逃稅的事實;本案審理期間,被告人王偏親屬代為預繳罰金10萬元。


              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予以證實:


              1.被告人供述


              ⑴瞿保強供述:2012年12月份,他和王偏、馬某從梁某手中接手某公司,他和王偏各出資300萬元,馬某出資200萬元,他擔任法定代表人,負責公司全面工作,王偏負責財務和稅務工作,馬某負責工程進度和工程質量,公司辦公地點在駐馬店市驛城區某交叉口東200米某小區。公司會計魏某每月制作稅務報表,報給他們三個股東。從公司成立至2014年上半年,稅務局有事都與他聯系,2014年下半年之后,他讓稅務局跟王偏或者魏某聯系。2016年時,稅務部門的工作人員通知他,讓申報繳納稅款,他告知王偏。2019年4月1日,他和王偏、馬某在一起談事情,王偏稱稅務局通知有580多萬稅款沒繳,當時商定等賬算清后再繳。同年5月份,西園派出所的沈所長告訴他趕緊補繳稅款,否則后果很嚴重。因他們三人未能協商一致未繳,公安機關通知讓去派出所,后他就去了派出所。稅務局的通知書都是王偏簽收的,簽收時加蓋有公司印章。


              ⑵王偏供述:他是某公司股東之一,某公司股東有瞿保強、馬某和他三人,瞿保強任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記注冊顯示的他和瞿保強各出資300萬,馬某出資200萬,實際他出資400多萬,瞿保強未出資。平時公司稅務申報和繳稅由會計魏某負責,魏某每月給他們三人每人一份賬目報表。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之間,稅務局通知他們補繳稅款,魏某轉告他們三人,因賬面沒錢,未補繳稅款。2019年4月1日,稅務局的馮姓科長通知他領取通知單和補繳稅款,他讓妻子簽收通知單,并加蓋公司印章。后他和瞿保強、馬某在一起談事情時,告知瞿保強稅務局通知補繳稅款之事,因賬未算清,一直未補繳。


              2.證人證言


              ⑴馬某證言:2012年底,他和瞿保強、王偏作為股東成立某公司,瞿保強和王偏各出資300萬元,他出資200萬元,瞿保強任法定代表人,王偏任財務總監。某公司開發的某小區出售房屋時,需瞿保強簽字,他人向公司借錢也需瞿保強簽字,公司的稅務由會計魏某負責申報,魏某每次上報稅務時都向瞿保強和王偏匯報,會計也給他過報表,他沒看開支情況。2015年3月份,他離開公司,之后公司的事情他不再管。2019年4月1日,他和瞿保強、王偏見面時,王偏稱稅務局通知公司有幾百萬的稅款未繳,瞿保強當時稱公司核算后,其多拿的錢愿意拿出來。稅務部門的繳稅通知書都是王偏簽字,他沒見過,也不知情。


              ⑵魏某證言:2013年八九月份,他經王偏介紹到某公司工作,擔任會計職務,瞿保強、王偏和馬某是公司股東,瞿保強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負責公司全面工作,王偏負責財務工作,馬某負責工程施工。2013年至2016年期間,工作中簽字都是瞿保強簽字,2016年之后是王偏簽字。他負責向稅務部門申報繳稅,他每次申報時,給瞿保強、王偏和馬某每人一份紙質版支出匯總表,匯總表上有房款情況、每個月需繳稅數額、員工工資、工程施工費等。有時存在收入沒有開票情況,他發現后向瞿保強、王偏和馬某都反映過,瞿保強稱公司賬上沒有錢。在公司報銷憑證粘貼單上,有瞿保強的簽字,也有王偏作為財務總監的簽字。


              ⑶李某證言:2019年4月1日,他和瞿保強、王偏、馬某見面,目的為給王偏換一張借條。當時王偏稱公司有500多萬的稅款未繳,馬某稱瞿保強和王偏是當哥的,從公司拿走的多,把稅款補了,瞿保強稱其多拿的錢應繳的稅自己補出來。


              ⑷馮某證言:他是駐馬店市稅務局工作人員。稅務部門發現某公司欠稅后,于2018年11月19日向某公司下達稅務檢查通知書,2019年3月21日,查清某公司欠繳稅款500多萬元。2019年4月2日,他們向某公司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次日又送達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因當時聯系不上瞿保強,王偏在外地,王偏委托其妻子簽收的通知書,并加蓋某公司印章。除正式文書通知外,他還多次使用手機給瞿保強和王偏打電話告知繳納稅款之事,二人均稱公司需要股東共同商量,各人承擔各自的份額。


              ⑸王某證言,證明2019年4月2日和3日,因王偏不在家,她根據王偏的要求代王偏在稅務部門下達的稅務處理決定書和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上簽字。


              3.視聽資料,即公安機關對被告人瞿保強、王偏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證實公安機關依法對二被告人進行訊問,無違法取證行為。


              4.駐馬店永恒會計師事務所駐永恒鑒審字【2019】第58號鑒證報告,證明:某公司某項目銷售商品房收入及預收車位收入共計103487482元(房產收入102925482元、預收車位收入562000元),應繳稅金9986542.01元,已繳稅金2801603.11元,未繳稅金7184938.9元(包含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土地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其中,應預繳營業稅5174374.1元、未繳營業稅3730005.6元;應預繳城建稅362206.19元、未繳城建稅261100.39元;應預繳企業所得稅2587187.05元、未繳企業所得稅1865002.8元;應預繳印花稅51743.74元、未繳印花稅23328.16元,上述應預繳納稅金為8175511.08元,未繳稅金四項共計5879436.95元。


              5.書證


              ⑴稅務檢查通知書及稅務文書送達回證,證明2018年11月19日,駐馬店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向某公司送達《稅務檢查通知書》,要求對某公司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涉稅情況進行檢查,送達回證上有王偏簽字和加蓋某公司印章。


              ⑵某公司統計的售房明細表,證實某公司向客戶銷售的房產及收入情況。


              ⑶某公司稅收名目、繳稅表及納稅一覽表,證明某公司應繳納稅款征收項目、計稅依據、稅率及已繳納稅款等情況。


              ⑷稅務稽查報告,證明經駐馬店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檢查,2013年至2017年12月31日,根據某公司售房收入情況,查明某公司少交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企業所得稅等稅種,屬于偷稅行為。


              ⑸駐馬店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2019年4月2日和3日,稅務局工作人員馮某、田某向某公司送達駐稅一稽處(2019)11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和駐稅一稽罰告(2019)61號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告知某公司少繳稅款,并出具處罰意見,王某代王偏簽收并加蓋某公司印章。


              ⑹駐馬店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出具的情況說明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證明某公司在收到稅務部門下達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處罰決定書和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后,未提出聽證及其他訴求申請,也未繳納稅款、滯納金及偷稅所處的罰款。后經調查,該局發現某公司涉嫌逃稅,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⑺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證明該案系駐馬店市稅務局在工作中發現某公司涉嫌逃稅,移交公安機關而案發。


              ⑻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董事、監事和經理信息、企業名稱變更核準通知書、股權轉讓協議、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表,證明某公司的股東為瞿保強、王偏和馬某,變更登記附表顯示瞿保強出資300萬元,持股比例37.5%,王偏出資300萬元,持股比例37.5%,馬某出資200萬元,持股比例25%,瞿保強任法定代表人,王偏任監事。某公司系2012年12月份瞿保強等人從梁某手中接管,2012年12月21日名稱由駐馬店市某糧油工程有限公司變更為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某公司經營范圍為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注冊和實收資本均為800萬元,稅務登記表顯示財務負責人王偏,辦稅人魏某。


              ⑼駐市國用(2013)第8788號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證明某公司于2013年2月取得中華大道東段南側、發達商場東側土地使用權證,使用權類型為出讓,該公司取得的房地產開發資質時間段及房產預售時間情況。


              ⑽倪某出具的借據,證明倪某以代他人交房款、為他人擔保等名義從某公司借款情況。


              ⑾王某2出具的收據,證明王某2從某公司領取房產銷售傭金情況。


              ⑿李某出具的收條,證明李某從某公司領取工程款情況。


              ⒀某公司瞿保強、王偏、業主代表和施工方簽字的協議,證明某公司股東瞿保強、王偏和馬某于2017年6月15日達成協議,瞿保強和王偏比馬某挪用公司資金多,后續需要的300萬元資金,馬某拿出40萬元,剩余款項由瞿保強和王偏承擔,馬某不再承擔任何費用。


              ⒁某公司保險憑證粘貼單(復印件),證明該粘貼單上有瞿保強和王偏簽字。


              ⒂扣押清單,證明公安機關從被告人瞿保強處扣押黑色“華為”手機一部、某公司帳本83本。


              ⒃瞿保強、王偏銀行交易記錄,證明二被告人銀行交易流水情況。


              ⒄駐馬店市公安局西園分局沈某出具的情況說明,證明2019年4月20日左右,他在西園分局門口遇到瞿保強,告知瞿保強抓緊時間補繳稅款,如不補繳,后果很嚴重。


              ⒅公安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證明因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瞿保強及股東王偏被羈押,股東馬某為證人,時任會計魏某亦為證人,找不到其他人員作為某公司的訴訟代表人。


              ⒆本院出具的罰沒票據,證明被告人王偏親屬代為繳納罰金10萬元。


              6.抓獲經過,證明被告人瞿保強于2019年6月6日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被告人王偏于2019年6月7日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


              7.戶籍證明及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證明二被告人案發時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及無違法犯罪記錄情況。


              上述證據,對相互印證的內容,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人王偏的辯護人當庭提交某項目業主聯名懇求書,要求對王偏從輕減輕處罰,本院認為,王偏作為某公司股東和財務負責人,該公司逃稅5879436.95元,至判決前尚未補繳,造成國家稅款損失未挽回,業主聯名懇求書并非本案量刑考慮證據,對辯護人基于此提出從輕減輕處罰的意見,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違反國家稅收管理法規,不如實申報納稅,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在限定期間內不補繳應納稅款,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巨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單位行為已構成犯罪;被告人瞿保強作為駐馬店市某置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公司直接負責人,被告人王偏作為駐馬店市某置業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系公司直接負責納稅的主管人員,對公司開發的項目負有法定的申報納稅義務,在稅務部門多次下達追繳通知書,要求限期繳納所欠稅款后,仍未按照稅務機關要求的期限履行申報納稅義務,拒不補繳應納稅款及滯納金,未申報繳納營業稅、城建稅等稅款合計5879436.95元,占應納稅額的71.91%,二人的行為均構成逃稅罪,應予刑事處罰。公訴機關對瞿保強、王偏指控的罪名和事實成立,予以支持。因公訴機關未對駐馬店市某有限公司起訴,本院不予處理。二被告人分別作為法定代表人和財務負責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按照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二被告人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均系自首,依法均可從輕處罰。二被告人均系初犯、王偏親屬代為繳納罰金,以上情節在量刑時酌情考慮。對二被告人的辯護人提出二被告人均系初犯、構成自首的意見,均予以采納。


              對被告人王偏的辯護人提出王偏系從犯的意見,經查,根據在案瞿保強供述,魏某和馬某證言,可證實王偏為某公司股東,負責公司財務工作,稅收繳納屬其直接負責范圍,系申報納稅的直接管理人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對辯護人此項辯護意見,不予采納。對辯護人提出王偏在處理公司爛尾樓問題上有立功行為,建議減輕處罰,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免刑或者適用緩刑的意見,本院認為,辯護人提出的王偏在處理爛尾樓問題上所作出的努力并非本案量刑考慮的情節,王偏的犯罪數額屬巨大,應在三至七年有期徒刑量刑,雖有自首情節,但是稅款尚未補繳,國家的損失未挽回,不屬情節較輕,不予減輕處罰,亦不予適用免刑或者緩刑,對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根據被告人瞿保強、王偏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瞿保強犯逃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罰金限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一次性繳納)。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6日至2022年12月5日止)。


              二、被告人王偏犯逃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已繳納)。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7日至2022年8月6日止)。


              三、對扣押在案的瞿保強黑色“華為”手機一部、某公司83本帳本,由公安機關負責處理。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王紅宇


              審判員??王紀鋒


              審判員??張金燦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書記員??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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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23
              來源: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川06行終43號盧臻、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二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20)川06行終43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盧臻,男,1978年10月26日生,漢族,住北京市朝陽區。


              委托訴訟代理人:寇翼,北京盈科(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張宏,北京盈科(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住所地:四川省什邡市亭江東路198號。


              法定代表人:陳勇,局長。


              行政機關出庭應訴負責人:范軍,副局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李強,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訴訟代理人:譚金富,四川明炬(什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第一稅務分局,住所地:四川省什邡市亭江東路198號。


              法定代表人:唐寧,局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周學玲,四川明炬(什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第二稅務分局,住所地:四川省什邡市亭江東路198號。


              法定代表人:徐軍,局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劉濤,四川明炬(什邡)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盧臻訴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以下簡稱什邡市稅務局)、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第一稅務分局(以下簡稱什邡第一稅務分局)、國家稅務總局什邡市稅務局第二稅務分局(以下簡稱什邡第二稅務分局)稅務行政行為一案,不服四川省廣漢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1行初37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查明,2015年12月新疆機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通過發行股份的方式購買四川明日宇航工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明日宇航公司)的股權,盧臻用其明日宇航公司股權取得新疆機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5528542股。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盧臻轉讓持有的明日宇航公司股份行為,屬于財產轉讓所得行為,屬于應稅行為。由于盧臻購買的上市公司股票有限售期,一次性繳納上述應稅行為的個人所得稅有困難,于是盧臻在申報納稅時,填報了分期繳納計劃,并向被告備案。盧臻于2016年1月提交了《股權轉讓協議》等材料向主管稅務機關什邡市地方稅務局第七稅務所(因機構改革,現為什邡第二稅務分局)進行納稅申報,經確定盧臻應繳納個人所得稅36706805.84元,因盧臻的應稅行為符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41號)和《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20號),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同意盧臻分期繳納稅款,盧臻遂提交《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備案表》備案,其內容顯示:盧臻的納稅計劃為在2017-2019年各年1月15日分別繳納稅款7703897.52元、10876090.62元、18126817.70元。2017年1月,因第一次納稅計劃時間臨近,盧臻再次提交了《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備案表》備案,本次備案表對上次的備案表進行了變更,其變更后的分期繳納計劃為:在2017-2019年各年12月15日分別繳納稅款7703897.52元、10876090.62元、18126817.70元。什邡第二稅務分局于2017年3月6日向盧臻發出了什地七稅通[2017]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全文如下:“盧臻先生:事由:在新疆機械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四川明日宇航工業有限責任公司股權事宜中,你個人轉讓非貨幣性資產的所得,應申報繳納財產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依據:《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67號)第二十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繳義務人、納稅人應當依法在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一)受讓方支付或部分支付股份轉讓價款的;(二)股權轉讓協議已簽訂生效的;(六)稅務機關認定的其他有證據表明股權已發生轉讓的情形?!斦?、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41號)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個人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應于非貨幣性資產轉讓、取得被投資企業股權時,確認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收入的實現?!谒臈l第二款規定:‘個人在分期繳納期間轉讓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權,并取得現金收入的,該現金收入應優先用于繳納尚未繳清的稅款?!蛾P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20號)第二條規定:‘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個人所得稅由納稅人向主管稅務機關自行申報繳納?!谑粭l規定:‘納稅人在分期繳納期間轉讓股權的,應與轉讓股權之日的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约啊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規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納稅人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稅款額,扣繳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期限解繳稅款的,稅務機關除責令限期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ㄖ獌热荩赫埬阌谵D讓(減持)你持有的新疆機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的次月15日前向什邡市地方稅務局第七稅務所申報繳納此次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涉及應繳的財產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019年3月盧臻轉讓部分股權后,向被告申報納稅,被告知須繳納滯納金三百萬左右。2019年7月10日,盧臻在什邡市稅務局第一稅務分局共繳納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36706805.84元,滯納金3318113.98元。盧臻認為,什邡第二稅務分局要求繳納滯納金無法律和事實依據,依法向什邡市稅務局提起了行政復議,什邡市稅務局作出什稅復決字〔2019〕1號復議決定,維持了原征稅決定。盧臻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訴訟,請求:1.請求撤銷什邡市稅務局做出的什稅復決字[2019]1號行政復議決定書;2.請求判令被告加收滯納金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3.請求返還已繳納的滯納金3318113.98元并依法賠償按照銀行同期存款利率孳生的利息;4.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對以下事實均無異議:盧臻取得新疆機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權屬應稅行為,依法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盧臻一次性繳納稅款有困難,符合分期繳納情形;對盧臻第一次分期繳納計劃、第二次分期繳納計劃無異議;對繳納稅款36706805.84元無異議。雙方爭議點在于被告向盧臻征收滯納金3318113.98元有無法律和事實依據。本案是對被告向盧臻征收滯納金3318113.98元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復議機關復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什邡第二稅務分局于2017年3月6日向盧臻發出了什地七稅通[2017]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該如何認定。盧臻認為:通知書是由稅務機關發出的,是稅務機關的執法文書,具有普遍的公信力及法律效力,稅務機關向盧臻出具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改變了盧臻的納稅計劃。盧臻在未按分期繳納計劃納稅的情況下,被告未履行任何告知義務,同時被告以公文通知的形式變更了稅收繳納時間,足以讓盧臻產生信賴,對于行政相對人的此種信賴利益應當給予保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北R臻不應承擔因稅務機關的責任未繳稅而加收滯納金的不利后果。被告則認為: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向盧臻寄送《稅務事項通知書》的行為僅僅為一種提示性、指導性的行為,應當為行政指導行為,它只是一種建議性質的行為,并不具有強制性,不會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的影響,當然也不可能對盧臻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對此,一審法院認為,依法納稅是公民的法定義務,本案盧臻產生應稅行為,應按照其提交的分期繳納計劃的納稅期限繳納稅款,否則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本案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在盧臻分期繳納計劃期間向盧臻發出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本意是“在你五年分期納稅期間,應嚴格按分期計劃期間繳納稅款,如果你于分期繳納期間轉讓股權的,應于轉讓股權的次月15日內繳納個人所得稅,否則承擔限期繳納以及收取滯納金的法律責任”,該通知的初衷在于提醒盧臻如果在5年的分期計劃期間發生了股權減持行為,應該在轉讓股權的次月15日內繳納個人所得稅,否則可能承擔繳納滯納金的風險。該通知被盧臻錯誤地理解為股權減持后再繳納稅款,將自己提交的分期計劃置之腦后,最終導致滯納金的產生。其實,被告的本意并不是讓盧臻延后繳納稅金,被告也無意讓盧臻延后繳納稅金,被告也無權力讓盧臻延后繳納稅金,導致盧臻產生滯納金的原因,一是盧臻對《稅務事項通知書》錯誤理解,二是盧臻納稅法律意識不強,不了解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任何人違反法定義務均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抖悇帐马椡ㄖ獣酚绣e漏之處,但其本身對盧臻納稅義務不產出實際影響,因為法律并未賦予主管稅務機關有改變納稅期限的權力,因此,并非盧臻所述該《稅務事項通知書》有改變盧臻納稅期限的效力。因此,本案盧臻還是應該按其分期計劃繳納稅款,否則承擔滯納金等相關法律責任。


              除此之外,盧臻還列舉出被告其他錯誤:備案流于形式、對盧臻未實行動態管理、對盧臻的行為未作任何否定評價,使其確信《稅務事項通知書》的通知內容的正確性、足以讓盧臻產生信賴利益等,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北R臻不應承擔因稅務機關的責任未繳納稅而加收滯納金的不利后果。對此被告均有抗辯,一審法院采納被告的抗辯。一審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钡谌l規定:“納稅人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稅款的,扣繳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期限解繳稅款的,稅務機關除責令限期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迸袛嗍欠窦邮諟{金應基于納稅人是否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期限內結清稅款。盧臻訴稱其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不得加收滯納金的情形?!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八十條規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所稱稅務機關的責任,是指稅務機關適用稅收法律、行政法規不當或者執法行為違法?!北景副桓婕邮毡R臻滯納金的行為符合稅收法律、行政法規,其執法行為未違法,故本案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不得加收滯納金的情形。


              什邡第二稅務分局機構職能為主要負責縣級重點稅源集中管理,風險應對和縣直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費的征收工作,與什邡第一稅務分局機構職能為“主要負責稅收、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入的直接征收和服務工作”相輔相成、有機統一,均是本案適格被告。本案什邡第一稅務分局、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對盧臻加收滯納金的行為證據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盧臻訴請“請求判令被告加收滯納金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請求返還已繳納的滯納金3318113.98元并依法賠償盧臻按照銀行同期存款利率孳生的利息”均應被駁回。什邡市稅務局的行政復議行為合法,不存復議行為違法或可撤銷情形,盧臻對什邡市稅務局的訴訟請求依法亦不成立。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判決:駁回盧臻的訴訟請求。本案訴訟費50元,由盧臻負擔。


              宣判后,盧臻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1.一審法院僅片面強調上訴人應依法納稅,而回避《稅務事項通知書》正文載明的內容,屬于事實認定不清。2.《稅務事項通知書》屬于規范的稅收執法文書,是納稅人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的具體依據,被上訴人出具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是對上訴人的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該通知內容改變了上訴人原納稅期限,上訴人按照通知內容申報納稅沒有任何過錯。3.一審法院對《稅務事項通知書》載明內容作出無依據的擴大解釋和認定,混淆了執法的稅收法規依據和稅收執法行為。被上訴人出具的《稅務事項通知書》適用稅收法規錯誤,導致上訴人沒有按照原計劃依法納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八十條的規定,被上訴人征收滯納金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故請求:1.撤銷一審行政判決,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的一審訴訟請求;2.本案訴訟費由被上訴人承擔。


              被上訴人什邡市稅務局二審答辯稱,上訴人錯誤理解《稅務事項通知書》內容,導致其混淆了何為應稅行為,何為發生分期的原因及哪種情況下要突破原分期計劃,其上訴理由和上訴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依法不成立。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什邡第一稅務分局二審答辯稱,上訴人在理解《稅務事項通知書》時沒有將通知書整體進行閱讀理解,其拋開第一段、第二段內容,造成其理解錯誤,由此導致其違反自行制定的分期繳納計劃被征收滯納金,該錯誤后果應由上訴人自行承擔。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和上訴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依法不成立。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什邡第二稅務分局二審答辯稱,上訴人片面理解相關規定,對《稅務事項通知書》的適用范圍作了縮小解釋,同時斷章取義的理解被上訴人向其發送的《稅務事項通知書》內容。若按照上訴人的理解,只要其不轉讓(減持)持有的新疆機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權,就可以一直不用納稅,顯然與法律法規的規定不符。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和上訴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依法不成立。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中,各方當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證據。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案件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向盧臻發出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是否改變了原分期繳納計劃,被上訴人加收滯納金的行為是否違法。對此,本院評判如下。第一,盧臻應繳納的稅款系其轉讓持有的明日宇航公司股權產生的,因其以非貨幣性資產出資參與企業增資擴股屬于轉讓非貨幣性資產,即在轉讓過程中沒有取得現金對價,按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41號)的相關規定,如果一次性繳稅困難的,可以合理確定分期繳納計劃并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盧臻此后也按照上述規定兩次向被上訴人提交了分期繳稅計劃,其應該按照自行擬定的分期繳納計劃按時繳稅。第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全國統一稅收執法文書式樣的通知》(國稅發﹝2005﹞179號)附件中《稅務事項通知書》使用說明載明的適用范圍是,稅務機關對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通知有關稅務事項時使用,通知書由事由、依據、通知內容三部分組成。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向盧臻發出的《稅務事項通知書》第二部分依據中寫明了相關法律、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關于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個人應繳稅款的相關規定,即個人在分期繳稅期間轉讓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權,并取得現金收入的,該現金收入優先用于繳納尚未繳清的稅款,納稅人應于轉讓股權之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通過上述規定可知,盧臻一旦轉讓其持有的投資交易過程中取得的股權,獲得了現金收入,則就不再符合分期繳納稅款的前提條件,原分期繳納計劃不再執行,此時盧臻需用現金收入提前繳納尚未繳清的稅款,否則將加收滯納金?!抖悇帐马椡ㄖ獣返谌糠滞ㄖ獌热菀彩腔谏鲜鲆幎ㄏ虮R臻進行了提示性的告知,通知內容中并無否定盧臻之前分期繳納計劃的意思表示。雖然盧臻主張該《稅務事項通知書》改變了其原分期繳納計劃,但該理解是其個人的錯誤判斷,其并沒有結合《稅務事項通知書》的整體內容全面正確理解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個人應繳稅款的具體規定。第三,依法納稅是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應盡的法定義務,盧臻作為公司的股東和高級管理人員理應按照規定及時足額繳稅,由于盧臻個人對《稅務事項通知書》內容的錯誤認識,導致其沒有按照之前分期繳納計劃按時繳納分期稅款,由此產生的滯納金應由其自行承擔。什邡第一稅務分局和什邡第二稅務分局在本次稅收征收過程中盡到了提示告知義務,對盧臻逾期繳納分期稅款加收滯納金的具體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盧臻請求確認違法的訴請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什邡市稅務局受理盧臻的復議申請后,對其提出的行政復議事項進行了聽證和審查,并依法作出復議決定,亦及時告知其復議決定內容及不服行政復議決定的救濟程序,故,什邡市稅務局作出的什稅復決字〔2019〕1號《行政復議決定書》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正當,盧臻請求撤銷該復議決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返還已收滯納金及賠償利息問題。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行政賠償應以行政行為違法或無效為前提。如前所述,被上訴人作出的加收滯納金行為及行政復議決定并不存在違法或無效的情形,因此,上訴人盧臻要求被上訴人返還已收滯納金及賠償利息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盧臻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盧臻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羅為民


              審判員??王?劍


              審判員??陳洪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書記員??肖?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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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14
              來源: 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皖04刑終128號本溪坤埼精密鑄造有限公司、董時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二審刑事裁定書

              刑 事 裁 定 書


              (2020)皖04刑終128號


              原公訴機關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單位(原審被告單位)本溪坤埼精密鑄造有限公司,注冊號210522004011746,住所地遼寧省本溪市桓仁滿族自治縣雅河鄉董船營村,法定代表人董時海。


              訴訟代表人周本田,系該公司員工。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董時海,男,1972年3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市,漢族,大專文化,寧波漢旗集團有限公司、奉化市勝達物資有限公司、本溪坤埼精密鑄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戶籍地浙江省奉化市,住浙江省奉化市。因涉嫌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上網追逃,于2014年10月6日被浙江省寧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塘溪派出所民警抓獲,次日被淮南市公安局執行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騙取票據承兌罪,經淮南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同年11月13日被淮南市公安局執行逮捕,同年11月26日被淮南市公安局取保候審,2015年11月26日被淮南市人民檢察院取保候審,2017年3月9日被淮南市大通區人民法院取保候審,經淮南市大通區人民法院決定逮捕,2017年5月26日被淮南市公安局執行逮捕?,F羈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辯護人姜先良,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王忠道,安徽衡威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單位奉化市勝達物資有限公司,注冊號330283000037125,住所地浙江省奉化市錦屏街道廣平路12號,法定代表人董時海。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區人民法院審理淮南市大通區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單位奉化市勝達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精密鑄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溪坤埼公司)、原審被告人董時海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案,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皖0402刑初411號刑事判決。宣判后,原審被告單位本溪坤埼公司、原審被告人董時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通知淮南市人民檢察院閱卷、訊問上訴人、聽取訴訟代表人、辯護人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由于案情疑難復雜,本院報請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延長審限二個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被告人董時海系寧波漢旗集團有限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份,因董時海承擔了山西新絳祥宜工貿有限公司欠淮礦現代物流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淮礦物流公司)的債務,董時海向淮礦物流公司董事長汪曉秀(已判刑)提出擴大融資規模需求。董時海與汪曉秀謀劃,由淮礦物流公司提供擔保責任,通過簽訂虛假貿易合同,虛構資金用途,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從平安銀行福州分行騙取銀行承兌匯票給董時海的公司提供資金,共計騙取銀行承兌匯票67840萬元,尚有16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其中奉化勝達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25000萬元,尚有7000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本溪坤埼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42840萬元,尚有9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具體事實如下:


              1.2013年8月6日,淮礦物流公司與本溪坤埼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5張總金額為1428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資金已償還。


              2.2013年8月6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5張總金額為50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資金已償還。


              3.2013年9月2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5張總金額為50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資金已償還。


              4.2014年1月6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5張總金額為50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資金已償還。


              5.2014年1月8日,淮礦物流公司與本溪坤埼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16張總金額為1428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資金已償還。


              6.2014年3月3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6張總金額為50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敞口資金未償還。


              7.2014年6月20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3張總金額為25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敞口資金未償還。


              8.2014年6月24日,淮礦物流公司與奉化勝達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3張總金額為25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敞口資金未償還。


              9.2014年6月27日,淮礦物流公司與本溪坤埼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3張總金額為250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敞口資金未償還。


              10.2014年7月4日,淮礦物流公司與本溪坤埼公司利用虛構的貨物購銷合同騙取平安銀行福州分行12張總金額為11780萬元(繳納30%的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筆銀行承兌匯票敞口資金未償還。


              原判認定上述事實,有以下證據證實:


              1.戶籍信息證實:董時海身份情況。


              2.抓獲經過證實:董時海系網上追逃,被抓獲歸案。


              3.寧波漢旗集團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工商登記材料證實:三公司的工商注冊基本情況,董時海是上述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4.新增業務路徑會簽表、合作協議書、變更業務路徑會簽表、合作經營協議書、淮礦物流合同會簽審批表、工業品買賣合同;寧波漢旗集團公司、淮礦物流公司、本溪坤埼公司路徑相關憑證;寧波漢旗集團公司、淮礦物流公司、奉化勝達公司路徑相關憑證;本溪坤埼公司、奉化勝達公司及寧波漢旗集團公司提供的融資相關資料;淮礦物流公司提供取得票據承兌、金融票證情況一覽表、平安銀行提供的涉案銀行承兌匯票、承兌申請書、工業品買賣合同、收到商業匯票確認函證實:平安銀行承兌匯票申請人為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收款人為淮礦物流公司以及取得承兌匯票的時間、金額、開出銀行等情況,至2015年1月4日全部銀行承兌匯票均已到期,尚有16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其中奉化勝達公司7000萬元,本溪坤埼公司9996萬元。


              5.淮礦物流公司開給本溪坤埼公司、奉化勝達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增值稅專用發票認證結果通知書、增值稅專用發票申報抵扣明細、淮礦物流公司納稅申報表、本溪坤埼公司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本溪坤埼公司納稅申報表、本溪坤埼公司企業所得稅申報表、奉化勝達公司增值稅納稅申報表、奉化勝達公司企業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及附表、淮礦物流公司出具的關于漢旗系業務的說明證實:涉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情況。


              6.淮南市公安局函、淮南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復函證實:本溪坤埼、奉化勝達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中,未造成稅收損失,且未發現兩公司至案發前有欠繳稅款的情況。


              7.證人林某、上某(平安銀行福州分行工作人員)的證言證實:利用淮礦物流公司在平安銀行福州分行的間接授信,本溪坤埼公司、奉化勝達公司繳納30%保證金,提供與淮礦物流公司的購銷合同等資料,多次從銀行開具了銀行承兌匯票給淮礦物流公司。


              8.證人練某、李某1、舒某的證言證實:幾人分別是寧波漢旗、本溪坤埼、奉化勝達公司工作人員,根據公司領導董時海的安排辦理了涉案的相關合同、銀行承兌匯票、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具體事務。練某還證實,上述業務中,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行為,但需要支付給淮礦物流公司利息。


              9.證人楊某1、劉某、喻某、張某、宋某、趙某、顧某、牟某、廖某、賀某、李某2(淮礦物流公司工作人員)的證言分別證實:為達到淮礦物流公司給董時海實際控制的公司資金使用同時收取利息的目的,淮礦物流公司與董時海的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簽訂了貨物購銷合同,從平安銀行福州分行開具了涉案的銀行承兌匯票。上述業務中沒有真實貨物交易,但開具了涉案增值稅專用發票。


              10.證人楊某2的證言證實:他是淮礦物流公司杭州分公司經理,淮礦物流公司杭州分公司的業務單位為寧波漢旗集團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這三家。業務上游是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下游是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這三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都是董時海。本溪坤埼公司使用了淮礦物流公司在平安銀行福州分行的1億授信額度,奉化勝達公司使用了淮礦物流公司在平安銀行福州分行7千萬授信額度,這1.7億是運用“空轉”模式進行經營的,采取無實物流的方式進行三方貿易,淮礦物流公司變相借錢給董時海的公司,并收取相應的利息作為利潤。


              在“空轉”的1.7億中,光有票據流轉,沒有實物交易。要想達到這種目的,配套的必須要有一個業務為依托,或者說要有一個貿易背景,體現在具體業務流程上就是:分公司提報采購計劃給淮礦物流公司,然后確定寧波漢旗集團公司為上游企業,確定奉化勝達公司或本溪坤埼公司為下游企業,并確定購銷合同;之后按照合同文本,用銀行承兌匯票等方式付款;上游供應商向淮礦物流公司開具采購發票,淮礦物流公司在確認采購發票后,按照約定的利率向下游奉化勝達公司或本溪坤埼公司開具銷售發票,半年回款,把利潤入賬,按照制定的戰略計劃,再進行下一輪的資金借款業務操作。這樣做既可以規避貿易風險,又可掙取利息,還能通過虛構的交易完成上級下達的經營任務,增加業績。


              11.同案犯劉益彪(淮礦物流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供述證實:編號分別為NB13-2、SD13-1、NB13-1、KH13-2的合同是淮礦物流公司兩個貿易路徑的購銷合同,第一個貿易路徑上游是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下游是奉化勝達公司,與上游寧波漢旗集團公司簽訂的是采購球鐵合同,與下游奉化勝達公司簽訂的是銷售球鐵合同。第二個貿易路徑上游是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下游是本溪坤埼公司,與上游寧波漢旗集團公司簽訂的是采購焦炭、鐵精粉合同,與下游本溪坤埼公司簽訂的是銷售焦炭、鐵精粉合同。


              這四份合同的貿易路徑是汪曉秀審批的,由資金部的劉某安排淮礦物流公司杭州分公司經理楊某2具體與寧波漢旗集團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簽訂的。直到其當董事長后才知道這個事。目的是為了給寧波漢旗集團公司融資,利用平安銀行福州分行給予淮礦物流公司的間接授信額度,淮礦物流公司將這個間接授信額度轉給下游客戶本溪坤埼公司和奉化勝達公司使用。平安銀行根據奉化勝達公司和本溪坤埼公司提供的資料,分別從淮礦物流公司的間接授信中批給本溪坤埼公司1億元授信敞口、奉化勝達公司7000萬授信敞口,使用的方式為銀行承兌匯票。由于保證金比例是30%,所以奉化勝達公司可辦理銀票1億元,本溪坤埼可辦理銀票14280萬元。寧波漢旗集團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實際控制人都是董時海??鄢蜚y行繳納的保證金,董時??蓪嶋H取得借款1.7億元?;吹V物流公司每年收取利息。后來其當董事長后才知道就是無貨物交易的“空轉”。


              12.同案犯汪曉秀(淮礦物流公司董事長)的供述證實:四份編號分別為NB13-2、SD13-1、NB13-I、KH13-2的合同,是淮礦物流公司兩個貿易路徑的購銷合同,第一個貿易路徑上游是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下游是奉化勝達公司。第二個貿易路徑上游是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下游是本溪坤埼公司。這四份合同的貿易路徑是其審批的,由資金部的劉某安排淮礦物流杭州分公司經理楊某2具體與漢旗、奉化勝達、本溪坤埼公司簽訂的。在2010年左右,淮礦物流公司在山西做生鐵代理采購被騙,導致淮礦物流公司欠一筆債務。后來這筆債務由寧波漢旗集團公司董時海承擔了,在這個基礎上,淮礦物流公司便擴大對寧波漢旗集團公司貿易往來。當時寧波漢旗集團公司的董時海找其協商的,一是為了雙方擴大貿易;二是為了給寧波漢旗集團公司融資。利用平安銀行福州分行給予淮礦物流公司的間接授信額度,淮礦物流公司將這個間接授信額度轉給本溪坤埼公司和奉化勝達公司使用。平安銀行根據奉化勝達公司和本溪坤埼公司提供資料分別從淮礦物流的間接授信中批給本溪坤埼公司1億元授信敞口、奉化勝達公司7000萬授信敞口,使用的方式為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寧波漢旗集團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控制人都是董時海??鄢蜚y行繳納的保證金,董時??蓪嶋H取得借款1.7億元,淮礦物流公司按照風險敞口每年收取服務費。以上沒有真實貨物交易。


              13.被告人董時海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和辯解:其是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三家公司的法人、實際控制人。2009年開始與淮礦物流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起初一直有真實貿易往來,后來山西新絳祥誼工貿有限公司欠淮礦物流公司的債務由其承擔了,為了其公司融資需要,從淮礦物流公司弄到資金,經其和汪曉秀多次協商,雙方簽訂虛假產品供銷合同,實行“空轉”模式,沒有實際貨物交易,達到從淮礦物流公司借款的目的,其公司支付給淮礦物流公司利息。具體業務路徑,寧波漢旗集團公司與淮礦物流公司簽訂工業品買賣合同,再指定下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與淮礦物流公司簽訂工業品買賣合同。由淮礦物流公司在銀行擔保授信,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從銀行開具承兌匯票,用來支付名義上貨款給淮礦物流公司,然后,淮礦物流公司將銀行承兌匯票背書給上游公司寧波漢旗集團公司,之后,資金就流轉到其公司使用了。這當中雖然無實物交易,但相應合同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正常開具的。


              14.辨認筆錄證實:楊某2辨認出被告人董時海。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單位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伙同淮礦物流公司通過簽訂虛假貿易合同,虛構資金用途等欺騙手段,多次騙取銀行票據承兌資金共計67840萬元(其中敞口資金47488萬元),尚有16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其中奉化勝達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25000萬元,尚有7000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本溪坤埼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42840萬元,尚有9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造成金融機構特別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應依法懲處。被告人董時海系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法定代表人,屬于兩公司騙取票據承兌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亦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本案系共同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董時海、本溪坤埼公司上訴均提出:1、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涉案公司均存在真實貨物交易。2、本案與生效民事判決矛盾,涉案公司與相關銀行之間系民事糾紛,公司及董時海不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


              董時海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同董時海的上訴理由,并提交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原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與被告奉化勝達公司、董時海、淮礦物流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相關材料復印件。


              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的董時海作為寧波漢旗集團有限公司、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與淮礦物流公司董事長汪曉秀謀劃,在雙方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由淮礦物流公司提供擔保責任,通過簽訂虛假貿易合同,虛構資金用途,從平安銀行福州分行騙取銀行承兌匯票給董時海的公司使用,共計騙取銀行承兌匯票67840萬元,至案發時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尚有16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的事實,已有一審判決列舉的各項證據予以證實,本院予以確認。董時海辯護人提交的證據在一審時已經提交,并不屬于新證據,且能夠證實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民事訴訟的立案時間不早于2014年10月23日,而本案公安機關于2014年9月25日即已立案,董時海因本案被執行刑事拘留的時間為2014年10月7日。


              關于董時海、本溪坤埼公司及董時海辯護人提出本案涉案合同存在真實貨物交易的上訴理由、辯護意見,經查:董時海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與同案犯汪曉秀、劉益彪的供述、證人楊某2、練某等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證實了本案涉案合同是為了從銀行獲得承兌匯票,實現淮礦物流公司向董時海的公司提供資金,而簽訂的虛假貿易合同,根本沒有真實貨物交易。董時海亦未提交證據證明本案存在真實貨物交易,故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與審理查明的事實不符,不予采納。


              關于董時海、本溪坤埼公司及董時海辯護人提出兩被告單位及董時海不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的上訴理由、辯護意見,經查,根據董時海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同案犯的供述、相關證人證言、在案票據承兌資料、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等證據證實,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與淮礦物流公司為了從銀行獲得承兌匯票,采取簽訂虛假貿易合同等欺騙手段使銀行做出錯誤判斷,從而騙取了銀行承兌匯票,金額達67840萬元,尚有16996萬元未償還,應當認定被告單位具有騙取銀行資金的主觀故意。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機構財產權,本案中,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伙同淮礦物流公司,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承兌匯票,不僅損害了銀行正常放貸秩序,也使銀行資金安全處于危險狀態中,至案發時尚有約16996萬貸款無法歸還銀行,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符合犯罪構成。董時海作為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以騙取票據承兌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故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上訴單位本溪坤埼公司與原審被告單位奉化勝達公司伙同淮礦物流公司通過簽訂虛假貿易合同,虛構資金用途等欺騙手段,多次騙取銀行票據承兌資金共計67840萬元(其中敞口資金47488萬元),尚有16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其中奉化勝達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25000萬元,至案發尚有7000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本溪坤埼公司參與騙取銀行承兌匯票42840萬元,尚有9996萬元敞口資金沒有償還,造成金融機構特別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依法應予懲處。上訴人董時海系奉化勝達公司、本溪坤埼公司法定代表人,屬于兩公司騙取票據承兌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亦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依法亦應當懲處。本案系共同犯罪。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劉永


              審判員??趙可


              審判員??王艷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張曉虎


              書記員王曌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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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13
              來源:安徽省淮南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浙行再6號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再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20)浙行再6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寧波市開發區聯合區域倫敦樓。


              法定代表人陳偉明,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根美、鄒一馨,浙江浙經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住所地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新碶明州路170號。


              法定代表人鄔志明,局長。


              出庭應訴負責人馬鴻,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王穎,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錢黎明,浙江和義觀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住所地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百丈路8號。


              法定代表人梅昌新,局長。


              出庭應訴負責人李立峰,黨委委員、總經濟師。


              委托代理人畢競、陳玲,該局工作人員。


              再審申請人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億泰公司)因訴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以下簡稱稽查三局)、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以下簡稱寧波國稅局)稅務行政處理及行政復議一案,不服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的(2018)浙02行終135號行政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經審查后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浙行申454號行政裁定,對本案提起再審。2020年3月16日,本院依法對該案立案再審,并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開開庭審理本案。再審申請人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陳偉明及委托代理人李根美、鄒一馨,被申請人稽查三局的出庭應訴負責人馬鴻及委托代理人王穎、錢黎明,被申請人寧波國稅局的出庭應訴負責人李立峰及委托代理人畢競、陳玲,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寧波市江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0年9月23日,億泰公司與嘉誠電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嘉誠公司)簽署合同編號為JCETDZ2010-11號《售貨合約》1份,約定香港嘉誠公司以跨年度訂單方式向億泰公司購買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約41萬米。2011年12月9日,億泰公司與香港嘉誠公司續簽合同編號為JETCDZ2012《售貨合約》1份,香港嘉誠公司再次以年度訂單方式向億泰公司進口音響連接線35萬米。2011年4月5日,億泰公司與香港藍士頓國際音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藍士頓公司)簽署合同編號為LSD-C11-YC的《售貨合約》1份,香港藍士頓公司以下達八個月訂單方式向億泰公司購買音響連接線24萬米。2012年1月6日,香港藍士頓公司與億泰公司續簽合同編號為LSD-C12-YC的《售貨合約》1份,再次以年度訂單的方式向億泰公司進口音響連接線28萬米。此外,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0月22日,億泰公司先后與臨海市黃鑫電子元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黃鑫公司)簽訂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就委托代理出口貨物有關事宜作出約定。2010年10月至2012年4月期間,億泰公司又與黃鑫公司簽訂119份《工礦產品購銷合同》,其中9份在結算方式及期限中載明“出貨收匯后,憑增值稅發票結算”,在其他約定事項中載明“僅供商檢”。其余110份合同在結算方式及期限中載明“預付10%貨款,剩余貨款在出貨30日后憑增值稅發票結算”。上述《工礦產品購銷合同》項下貨物出口后,億泰公司通過出口退稅申報,陸續獲得出口退稅款25615391.31元。2014年2月21日,被告稽查三局作出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認定億泰公司構成外貿出口“真代理、假進銷”的違規操作,依據《關于進一步規范外貿出口經營秩序切實加強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的通知》(國稅發[2006]24號)第二條、《關于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的通知》第七條的規定,對億泰公司已獲得的出口退稅款25615391.31元予以追繳。后因億泰公司未在規定期限內將稅款繳納入庫,被告稽查三局于2015年9月6日向億泰公司送達甬國稅稽三處[2014]01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催告執行通知書》,要求億泰公司在收到通知書10日內繳稅。億泰公司仍未按要求繳納稅款。被告稽查三局遂于2015年9月24日從億泰公司銀行賬戶中強制扣繳人民幣25615391.31元執行入庫。億泰公司不服上述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于2015年11月10日向寧波國稅局申請行政復議。被告寧波國稅局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對原行政行為予以維持。


              一審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條規定,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稅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應當按照國務院規定的稅收征收管理范圍分別進行征收管理。第十四條規定,本法所稱稅務機關是指各級稅務局、稅務分局、稅務所和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并向社會公告的稅務機構。被告稽查三局作為國家稅務機關的直屬機構,具有作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的行政主體資格。被告寧波國稅局作為被告稽查三局直屬上級機關,具有就被訴稅務處理決定進行行政復議審查并作出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職責。正當程序原則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的基本要求。根據正當程序原則,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決定時,應當履行事前告知義務、充分保障相對人陳述、申辯的權利。本案中,被告稽查三局作出的被訴稅務處理決定對原告億泰公司已申報并實際取得的25615391.31元出口退稅款予以追繳,對原告億泰公司的權益產生重大影響。被告在作出該處理決定前,未因影響重大利益舉行聽證,未充分保障原告億泰公司陳述、申辯的權利,違背了正當程序原則,程序違法,應予撤銷。被告寧波國稅局所作行政復議決定認定被告稽查三局作出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程序合法,該事實認定錯誤,同樣應予撤銷。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三)項、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判決撤銷稽查三局2014年2月21日作出的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行政處理決定書》;撤銷寧波國稅局2017年6月30日作出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案件受理費50元,由稽查三局和寧波國稅局共同負擔。


              稽查三局和寧波國稅局不服,上訴至二審法院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審期間,稽查三局提供了:1.稽查三局稅務稽查工作底稿(二)違法事實記錄,擬證明2014年1月7日已告知億泰公司追繳退稅、該公司簽章知情的事實;2.2014年1月8日、4月2日、11月26日億泰公司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說明、補充情況說明,擬證明已經聽取億泰公司陳述申辯保障其相關權利。億泰公司認為,該幾份證據,在復議以及一審法院的審理過程當中未作為證據提交過,根據行政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不得作為認定原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該院認可億泰公司的質證意見,上述證據依法不能作為證明原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至于稽查三局是否保障億泰公司的正當程序權利,將在以下另行論述。被上訴人億泰公司向該院補充提供一份《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試行)》,擬證明稽查三局處理程序違法,上訴人稽查三局提供甬國稅發[2004]71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以證明本案不屬于重大稅務案件,經質證該院認為,本案不適用重大稅務案件的審理辦法規定。


              二審法院認為,根據查明的事實,對本案各爭議焦點問題分析認定如下:一、稽查三局作出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是否需要進行聽證,有無保障億泰公司的程序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務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一百條等法律的規定,追回退稅是稅務行政處理行為。就直接規定而言,僅2015年2月1日起實施的《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要求聽證的,由稽查局組織聽證”,該規定因涉案事實發生在2015年2月1日之前而不能直接適用于本案,故本案無直接法律規定應適用聽證程序。但鑒于涉案追繳退稅數額達兩千多萬,數額巨大,依行政執法的正當程序原則,應保障億泰公司在決定作出過程中的程序參與、陳述申辯的權利。上訴人稽查三局提供的稅務稽查工作底稿等證據,源自行政處理的案卷中,是稽查三局在追繳退稅處理與相對人億泰公司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因稽查三局未在一審時作為證據提供、根據證據規則不能直接認定該證據。但本案在處理過程中,“億泰股份自2014年3月起,多次通過寧波市商務委員會、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等與寧波國稅局及稽查三局協調、溝通”,具體包括:“2014年5月22日,原寧波市對外貿易合作局向商務部遞交《關于要求協調解決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退稅問題的請示》(甬外經貿財[2014]45號)。2014年6月3日,商務部財務司向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發出《關于商請解決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退稅有關問題的函》。2014年7月30日、9月22日,原寧波市對外貿易合作局和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共同向寧波市人民政府報送《關于要求協調寧波億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退稅有關問題的請示》(寧開政[2014]9號)?!痹撛海?017)浙02行再1號判決書對此過程予以了確認。對照億泰公司一審時提供的甬外經貿財[2014]45號、寧開政[2014]9號兩份文件和該公司給稽查三局提供的陳述申辯情況說明,其內容基本一致,可知億泰公司的意見已經通過上述行政機關進行了轉達。而稽查三局2014年2月21日作出處理決定,時隔9個月后才于2014年11月28日留置送達該稅務處理決定書,也給了億泰公司足夠的時間表達意見。該稅務處理決定也是在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給商務部財務司作出了稅總貨便函[2014]152號答復之后送達的,即稽查三局系認真聽取和研究各方意見后才正式發送處理決定的。綜上,應認定本案雖未組織正式聽證,但億泰公司相關實質性陳述、申辯權利應認為已經得到保障。億泰公司強調稽查三局未對黃鑫公司進行調查而程序違法,稽查三局認為,一方面本案源自海關查處黃鑫公司出口騙稅案,因黃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逃,最終海關未認定刑事犯罪,后案件移交給國稅部門,其間寧波海關查處過程中已進行了調查取證,向國稅部門移交了100多份合同,即本案已由海關進行了調查;另一方面,國稅部門調查時,該公司已經人去樓空,故無法再對黃鑫公司再另行核實,即認為該局系調查未果。該院對此予以認可。億泰公司又認為本案存在兩份稅務行政處理決定,稽查三局認為,首先在處理過程中確實曾經作出過兩份處理決定,第一份決定引用了國稅發[2012]39號文件,但報市局審查的時候未獲通過,故重新起草第二份決定;其次,實際最后送達的是未引用39號文件的這份決定書,對此億泰公司代理人已于一審時當庭自認;第三,送達文書以后,億泰公司代理人曾經到該局查閱案卷,在還沒有最后裝訂的檔案袋里找到這份未送達生效的決定書并復印走。故一審認定相關事實錯誤。該院認為,億泰公司一審作為證據提供了兩份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行政處理決定書,第一份(一審案卷第2卷4-5頁)上面有稽查三局局長簽名且引用了國稅發[2012]39號文件,第二份(一審案卷第4卷3-4頁)上無稽查三局局長簽名,亦未引用國稅發[2012]39號文件,因億泰公司不能提供第一份處理決定蓋紅章的原件,鑒于其承認到稽查三局查閱并復印案卷的事實、且正常對外送達法律文書不可能在蓋章之外另由法定代表人簽名,故該份處理決定不能視為正式送達的法律文書。本案應認定億泰公司舉證的第二份未引用國稅發[2012]39號文件的稅務處理決定書才應是稽查三局留置送達的生效法律文書。億泰公司另主張本案稽查三局違反《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試行)》的規定而構成程序違法,該院經審查認為,甬國稅發[2004]71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系寧波國稅局根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試行)》的規定制定的有效規范性文件,該《通知》第三條明確規定稽查局查處的重大稅務案件限于以下三種情形:偷稅、逃避追繳欠稅,騙取出口退稅額在50萬元以上;罰款數額50萬元以上的;沒收違法所得在10萬元以上的。本案系億泰公司違規出口獲取退稅而予以追回,不屬于上述任一情形,故本案難以認定為前述試行《辦法》規定意義上的重大稅務案件,對億泰公司相關程序違法的主張不予支持。綜上,稽查三局作出被訴行政處理,其程序應認定合法,一審判決相關認定錯誤。二、本案適用國稅發[2006]24號文件雙合同不能退稅的規則是否正確。本案中,億泰公司和黃鑫公司先后簽訂了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和119份《工礦產品購銷合同》,除9份購銷合同外,110份購銷合同中雙方約定預付款10%、其余在出貨后30天后憑增值稅發票結算,這種結算方式更接近于購銷合同的結算方式,但因之前的委托代理協議中有著由億泰公司與外商簽訂出口合同、負責辦理出口報關、收匯及億泰公司不承擔貨物質量和知識產權等糾紛及收匯風險的約定。故上述預付款及定期付款也應視為不影響委托代理出口關系的成立。兩公司之間的真實關系應該認定為委托代理出口合同關系,即便在履行過程中有變更合同的意思,也因沒有明確的書面合同終止原委托代理協議內容而不應認定。億泰公司關于其與黃鑫公司之間只有一個實質的購銷合同而不存在雙合同的主張,該院不予采信,鑒于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之間存在代理與購銷雙合同,故稽查三局適用雙合同規則追回退稅的處理決定,事實認定清楚。被上訴人億泰公司主張其有真實貨物出口亦不存在騙取出口退稅,故雙合同不能退稅的規則在本案中不應適用。對此二上訴人認為,出口有自營和委托代理兩種出口模式,根據相關規定,只有自營商(包括自主出口的生產廠商或者出口貿易商在購買商品后以自己名義出口)才能夠退稅;如果是代理模式,不能由代理人即外貿公司以自己名義申請退稅,而應該由其委托方(無出口資質的生產廠商)取得委托出口貨物證明后在所在地辦理退稅。目前一些未取得出口資質的生產企業,委托異地大的出口平臺公司出口貨物,不是按規定拿到委托出口貨物證明后在企業本地自行申請退稅,而是通過簽訂雙合同的方式,由外貿出口公司以自營出口的名義在外貿公司所在地申請退稅。這種操作模式有別于傳統的兩種出口模式,雖有一定的便捷優勢,但也給出口管理增加了風險——因目前出口及退稅主要是單證管理,存在不法企業或個人通過偽造單證出口限制出口貨物或單純制造出口假象以騙取退稅等現象,相關案件即便事后查出往往也難以追回損失;而嚴格自營出口及委托代理出口,因為生產環節即由稅務部門介入監管,出問題的可能性會因此降低。故出于整體監管秩序的需要,在沒有發展出新的有效監管方式之前,禁止雙合同出口是合理、相對有效和必要的,該院對此予以認可。國稅發[2006]24號文件雖然是規范性文件,但有著合法的法律授權,各方對此均無異議。且截至日前,該規則仍然普遍適用,故稽查三局適用雙合同不能退稅規則對億泰公司進行處理并無不當。另,《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關于切實加強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的通知》(國稅發[2006]24號)第二條(三)項規定,出口企業以自營名義出口,其出口的同一批貨物既簽訂購貨合同,又簽訂代理出口合同(或協議)的出口企業不得將該業務向稅務機關申報辦理出口貨物退(免)稅。第三條規定出口企業凡從事本通知第二條所述業務之一并申報退(免)稅的,一經發現,該業務已退(免)稅款予以追回,未退(免)稅款不再辦理。根據本案查明事實,億泰公司所獲取的退稅因違反了雙合同禁止退稅規則而應由稽查三局依法予以追回,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行政處理決定書認定了億泰公司違反了國稅發[2006]24號文件第二條的規定,也明確了其違法獲取的出口退稅應予追回,但該處理決定沒有明確適用國稅發[2006]24號文件第三條,“其違法獲得的出口退稅應予駁回,應追繳已退稅款25615391.31元”也應按上述文件的規定規范表述為“其違法獲得的出口退稅稅款25615391.31元應予追回”,該院對以上問題均予以指正。上訴人寧波國稅局依法受理億泰公司的行政復議申請后,依申請人的申請,于2017年6月16日組織進行了聽證,保障了億泰公司的陳述、申辯權利,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相關程序合法,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基本正確,應予以維持。綜上,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行政處理決定書》和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基本正確,程序合法,均應維持其法律效力。一審原告訴請撤銷該二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應予以駁回。一審判決以違反正當程序理由撤銷二具體行政行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錯誤,該院依法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二)項的規定,判決撤銷寧波市江北區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7)浙0205行初85號行政判決;駁回億泰公司要求撤銷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行政處理決定書》和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的訴訟請求;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50元,由億泰公司負擔。


              億泰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請再審稱:一、二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一)二審法院判決在遺漏重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認為本案不適用重大稅務案件的審理辦法規定,屬于嚴重的事實認定不清。(二)二審法院認定“被訴稅務處理程序、被訴行政復議程序合法”錯誤。1.稅務稽查中檢查程序違法。實際詢問人只有一人,詢問筆錄中寫明兩人。2.被訴處理決定未適用《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的規定舉行聽證程序錯誤。3.未對黃鑫公司調查取證即作出事實認定,取證程序違法。4.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作出前未能保障申請人的實質性陳述、申辯權,其作出決定的程序違法。(三)二審法院認定“被訴稅務處理決定、被訴行政復議決定事實清楚”錯誤。(四)被訴稅務處理決定的文書內容存在違法事項。二、二審法院認定“稽查三局作出被訴決定、寧波國稅局作出復議決定適用法律正確”的結論錯誤?;槿肿鞒鎏幚頉Q定適用法律依據錯誤,理由有三:(一)根據“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財稅[2012]39號文件不能作為稽查三局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依據。(二)國稅發[2006]24號同樣不應作為本案稅務處理決定的依據。(三)形式上存在“雙合同”與“真代理、假進銷”的違規操作無必然聯系。三、億泰公司作為出口退稅主體應當享有出口退稅權。出口退稅是我國為鼓勵出口而采取的措施。本案中所有交易的環節均表明已滿足出口退稅要求,在黃鑫公司已經開具增值稅發票收款后,作為唯一的退稅主體億泰公司若不能退稅,則其增加的成本或者虧損則無任何救濟途徑,這完全不符合我國對外貿易政策及相關出口退稅政策。億泰公司從無出口許可的生產企業購貨,再以外貿公司自己的名義出口,交易過程合法,稅收流程完備(生產企業依法納稅、貨物完成出口且已收匯),不存在騙取出口退稅的情形,國家稅收沒有受損,現僅僅以形式上的“雙合同原則”通過稅務處理決定書的方式將已退稅款予以追繳,有失政策公平性且是對民營企業的致命打擊,不利于民營企業的成長和發展。請求本院:1.依法撤銷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浙02行終135號行政判決;2.依法撤銷甬國稅稽三局[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3.依法撤銷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4.請求稽查三局依法退還扣繳的全部款項25615391.31元,并賠償相應的利息損失(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4.35%計算)。


              被申請人稽查三局答辯稱:一、二審法院判決認定的被訴行政行為程序合法正當。(一)本案嚴格依照《稅務稽查工作規程》規定的稅務行政處理程序進行處理。2013年12月24日,答辯人向億泰公司送達《稅務檢查通知書》和《詢問通知書》,其于同日簽收。2013年12月31日,答辯人向億泰公司送達《調取賬簿資料通知書》,其于同日簽收。答辯人查閱億泰公司的賬簿資料,從該公司處取得的證據均由其簽字蓋章確認。答辯人的二位工作人員依法對億泰公司業務八部經理竺一凡做了詢問筆錄,該事實已由一審法院在一審判決中明確認定。2014年1月7日,答辯人將載明有陳述申辯權內容的工作底稿告知億泰公司,由其簽字蓋章確認。2014年11月28日,答辯人向億泰公司登門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億泰公司又拒絕簽收,答辯人對留置送達情況進行了錄像,并在送達回證上注明。(二)被訴稅務處理行為依法無需進行聽證。1.此類案件法律等依據并未設定聽證程序?!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及國家稅務總局制定的《稅務稽查工作規程》(國稅發[2009]157號)均只規定在對當事人進行行政處罰時,才應當履行法定的聽證程序。本案所涉的追回出口退稅行政爭議不是行政處罰行為。2.答辯人必須遵循依法行政、稅收法定等原則。(三)答辯人稅務檢查程序正當合法,且已充分保障了億泰公司的陳述申辯權利。1.答辯人在作出甬國稅稽三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前,已通過多種形式告知了億泰公司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在對億泰公司業務員竺一凡所做的兩份《詢問筆錄》上,在權利告知環節均明確告知“你有權對自己的納稅情況進行解釋和說明,對稅務機關的決定進行陳述申辯”,竺一凡均表示“清楚”。在答辯人制作的稅務稽查工作底稿(二)上,在檢查環節已明確告知被答辯人的違法事實為“違反規定獲取出口退稅款”,“應追繳已退稅款25615391.31元”,并注明“請閱后簽證,如有異議,應如實申辯,并提供相關證據”。億泰公司也在“被查單位意見”欄注明“關于高保真音響連接線出口業務經過,我公司已用書面材料作出說明”,并簽字蓋章確認??梢?,答辯人已將認定的違法事實和依據、擬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以及陳述申辯權利清楚、明確地書面告知了億泰公司,且其也完全清楚并明確表示以書面材料進行陳述申辯。2.事實上,答辯人也收到了億泰公司提交的多份書面陳述申辯材料,分別為《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說明》(2014年1月8日)、《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補充說明》(2014年4月2日)、《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補充情況說明》(2014年11月26日)??梢?,答辯人在2014年11月28日向億泰公司留置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前,多次聽取了億泰公司的陳述申辯意見,已充分保障了其陳述申辯權利。(四)該案件不屬于規定的重大稅務案件,不適用重大稅務案件審理程序。1.答辯人在二審期間向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的《關于億泰公司案件有關重大稅務案件審理的情況說明》中已列舉相關規定證明,該案件不屬于規定的重大稅務案件。2.根據《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甬國稅發[2004]71號)第二條和第四條的規定,由于該案件不屬于規定的重大稅務案件,因此答辯人作為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的本級稅務稽查部門,根據程序規定無需將案件移交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審理,但答辯人基于謹慎辦案的考慮,仍對該案件在本局內部進行集體討論,體現了答辯人行政執法的嚴謹性,符合法治精神。3.《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甬國稅發[2004]71號)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由移送單位按規定程序進行處罰事項告知,舉行聽證,作出處理決定書、處罰決定書”。因此,并非所有的重大稅務案件都適用聽證,即便屬于規定的重大稅務案件,也只有在進行處罰時才適用聽證,未進行處罰的,不適用聽證。這一規定也與《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相一致。綜上,答辯人的稅務行政處理程序取證程序正當合法。二、二審法院認定的事實清楚,適用依據正確,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是實質上的委托代理關系。(一)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在委托代理關系存續期間,分別于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0月22日簽訂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同時又分別簽訂119份《工礦產品購銷合同》,且多份《工礦產品購銷合同》中均明確約定“僅供商檢”,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也明確約定“所有甲方和乙方簽訂的貨物購銷合同僅供商檢用”。同時,第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在第七條“結算形式及付款方式”中將第1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約定的“按照1美元收取1角人民幣的費用”補充修改為“按照1元美金收取人民幣0.10/元的代理費用”,特意增加了“代理”二字。此外,上述《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的部分主要內容明顯有悖常理,比如,第一條“質量標準、技術標準,供方對質量負責的條件和期限:按需方提供的樣衣及資料打樣并封樣,需方確認后方可進行大貨生產?!痹摋l所載的“樣衣”與出品的高保真音響連接線“風馬牛不相及”,所謂的“打樣”乃是服裝行業的專用名詞。這些條款表明,被答辯人與黃鑫公司簽訂的《工礦產品購銷合同》存在極大的隨意性,根本無法作為涉案的買賣合同進行履行。結合諸如該筆業務的業務員竺一凡的詢問筆錄、款項收付情況等各種證據,不難發現其目的僅為憑借該購銷合同辦理出口商檢手續從而獲取出口退稅款,而非真正履行該購銷合同,雙方實際履行的為《委托代理出口協議》,該協議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二)兩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的效力及于整個出口業務存續期間。(三)在最根本的款項結算和發票開具上,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也是按照《委托代理出口協議》的約定在實際操作。根據答辯人在檢查期間取得的億泰公司收匯、退稅以及其與黃鑫公司之間的款項支付和發票開具的相關證據,其實際操作完全是按照《委托代理出口協議》的約定在履行。(四)至于億泰公司所謂的向黃鑫公司支付300萬“預付款”,事實上這一款項并不符合預付款的特征,因為根據往來明細賬可以表明,在2012年1月16日,黃鑫公司已將該300萬元返還給億泰公司,其實質上乃是企業間的一種資金拆借。綜上,無論是在約定條款的文本形式上,還是實際履行上,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都是無可爭議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假借“進銷”名義而行“代理”之實,即為“真代理、假進銷”。三、二審法院認定本案適用國稅發〔2006〕24號文件“雙合同”不能退稅的結論正確無誤。(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明確規定“稅務機關應當加強對納稅人出口退稅的管理,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家稅務總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睋?,為了加強出口退稅管理,國家稅務總局與商務部根據授權,聯合制定了《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關于進一步規范外貿出口經營秩序切實加強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的通知》(國稅發[2006]24號),其上位法依據明確。(二)國稅發[2006]24號文件第二條第(三)項明確規定,出口企業以自營名義出口,其出口的同一批貨物既簽訂購貨合同,又簽訂代理出口合同(或)協議的,出口企業不得將該業務向稅務機關申報辦理出口退(免)稅。第三條又明確規定,出口企業凡從事本通知第二條所述業務之一并申報退(免)稅的,一經發現,該業務已退(免)稅款予以追回,未退(免)稅款不再辦理。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既簽訂《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又簽訂《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的行為,完全符合該文件規定的不得退稅的情形,其違規取得的退稅款應予以追回,答辯人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于法有據,法律依據明確。(三)國家打擊出口企業簽訂“雙合同”的政策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且越來越嚴格。2012年7月1日實施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調整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39號)第七條第(一)項第7目同樣規定出口企業在簽訂“雙合同”的情形下不予退稅,不僅如此,還要視同內銷征收增值稅??梢?,從始至終,出口企業以簽訂“雙合同”的形式規避出口監管,違規獲取出口退稅款的行為都不被國家認可,明令禁止并予以嚴厲打擊。(四)答辯人以國稅發[2006]24號文件的規定作為作出稅務處理決定的依據,向億泰公司送達的《稅務處理決定書》也僅引用了國稅發[2006]24號文件,并未引用億泰公司違規行為發生時尚未生效的財稅[2012]39號文件作為依據,這一事實已在一審庭審時由億泰公司代理人當庭自認,并被二審法院予以明確認定,對此不存在爭議。四、億泰公司簽訂“雙合同”的行為嚴重擾亂了國家出口退稅秩序。(一)國家對出口貨物退稅管理具有明確規定。出口分為自營出口和委托代理出口兩種模式,不同的出口模式有其嚴格的條件和程序要求。億泰公司通過與黃鑫公司簽訂“雙合同”的手段,故意模糊委托代理出口和自營出口的界限,規避監管,擾亂國家出口退稅秩序。(二)黃鑫公司作為無出口經營資格的生產企業,生產的又是國家限制出口的銀制品,如果采用正規的委托代理出口模式,因為未辦理出口退稅的各項備案和認定手續,是無法取得出口退稅款的。于是,黃鑫公司與億泰公司采取既簽訂《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又簽訂《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的手段,借助億泰公司這個平臺,明面上由億泰公司以自營名義出口,實質上卻是代理出口,從而避開海關、稅務等部門的監管,由億泰公司取得出口退稅款后再回流至黃鑫公司。這樣,黃鑫公司最終取得了原本無法取得的退稅款,億泰公司則收取代理費。億泰公司與黃鑫公司的行為,事實上擾亂了出口退稅秩序,造成了國家稅款流失。(三)必須明確的是,有出口行為,并不意味著國家必然給予出口退稅。企業從事出口業務,并非一定可以取得出口退稅款,還必須具備規定的條件,國家行政機關為規范出口退稅管理,有權對出口退稅設定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相應條件。本案中,國家稅務總局在國稅發[2006]24號文件中將出口企業簽訂“雙合同”行為設定為出口退稅的否定性條件,即使億泰公司有出口行為,但因其行為符合規定的不得退稅的條件而不得退稅,已退稅款應予追回。(四)億泰公司既簽訂《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又簽訂《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的行為,置國家政策于不顧,嚴重擾亂了國家的出口退稅秩序,若縱容這一行為,勢必嚴重沖擊現有的出口退稅管理機制,導致國家稅款的流失,不利于我國外貿行業的良性健康發展。綜上,二審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判決,客觀公正,維護了稅法權威,挽回了國家稅款損失,請求依法駁回億泰公司的再審請求。


              被申請人寧波國稅局答辯稱:一、答辯人作出甬國稅復決字[2017]1號行政復議決定,主體適格。二、答辯人作出的被訴行政復議決定,程序合法。三、答辯人作出的被訴行政復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再審申請人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不能成立。(一)申請人符合“雙合同”違規出口情形,稽查三局作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1.代理協議一直有效,條款約定詳實,并按此履行。第一,申請人與黃鑫公司簽訂的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明確約定“本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如無書面通知更改或取消本協議,則一直生效”。第二,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明確出現了“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就委托代理出口貨物的有關事宜,達成如下協議”、“按照1元美金收取人民幣0.10元的代理費用”等跟代理相關的條款。第三,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對第1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的部分條款進行了補充和改動,將原來“按照1元美金收取1角人民幣的費用”的條款修改為“按照1元美金收取人民幣0.1元的代理費用”,條款中增加了“代理”二字,通過這種方式再次著重強調了雙方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第四,申請人與黃鑫公司簽訂的《委托代理出口協議》明確約定,由黃鑫公司承擔出口貨物及收匯過程中各環節發生的一切費用,如系申請人墊付的,黃鑫公司應及時償還,也可由申請人在收匯后扣除。這一條款足以證明,即使申請人在以自己名義辦理出口業務的過程中支付了相關費用,那也只是“墊付”,而非“最終承擔者”,費用的最終承擔者是黃鑫公司。2.購銷合同僅供商檢,有名無實。申請人與黃鑫公司簽訂的《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明確約定“僅供商檢”。同時,雙方簽訂的2份《委托代理出口協議》也明確約定“雙方簽訂的所有購銷合同僅供商檢用”。這些條款表明雙方簽訂的購銷合同僅僅是用于獲取出口退稅的手段,因為如果沒有購銷合同,就無法取得出口退稅款。3.國家稅務總局作為稅收最高主管部門已對本案的性質作出了認定。(二)對“雙合同”違規出口,稽查三局作出處理決定適用依據正確。申請人的出口行為符合《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關于進一步規范外貿出口經營秩序切實加強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的通知》(國稅[2006]24號)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的不得退稅的情形。(三)稽查三局已充分保障了申請人的陳述申辯權利,程序合法正當。1.被訴稅務處理行為不適用重大稅務案件審理程序。根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試行)》(國稅發[2001]21號)第三條第一款對重大稅務案件標準的授權,原寧波市國家稅務局于2004年4月14日印發了《寧波市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通知》(甬國稅發[2004]71號),對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進行了細化規定,其第三條明確規定“寧波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查處的稅務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為本辦法所稱的重大稅務案件:(一)偷稅、逃避追繳欠稅、騙取出口退稅額在50萬元以上的;(二)罰款數額50萬元以上的;(三)沒收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痹摪赶瞪暾埲诉`規出口獲取退稅而予以追回,不符合上述情形中的任何一種,因此不屬于重大稅務案件。再審申請人將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與內部集體審議相混淆,誤認為經稽查三局內部集體審議的案件就屬于重大稅務案件,實屬誤解。2.被訴稅務處理行為不屬于法定聽證范圍。該案系申請人違規出口獲取退稅而予以追回,是稅務行政處理行為而非行政處罰行為。只有對當事人進行特定的行政處罰時,當事人才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稅務機關才負有舉行聽證的義務?,F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規定作出稅務處理決定之前必須實施聽證,因此稽查三局在程序上完全符合稅收征管法、《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等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的規定。3.稽查三局已充分保障了申請人的陳述申辯權利?;槿址謩e通過《詢問筆錄》等多種形式,告知了申請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而再審申請人也通過《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說明》(2014年1月8日)、《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補充說明》(2014年4月2日)、《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補充情況說明》(2014年11月26日)提出了陳述申辯。在稽查三局向再審申請人留置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前,再審申請人一直在通過各種途徑表達意見,前述商務部財務司向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的發函就是明證。再審申請人在再審申請中提出未能保障其實質性陳述、申辯權,完全與事實不符。四、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正當合法。二審法院對于稽查三局和再審申請人提交的補充材料,因為已過舉證期限,均未作為新證據進行認定,因此不存在再審申請人所主張的遺漏涉案證據的問題,二審審判程序正當合法。綜上,再審申請人陳述的事實和理由不成立,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正當合法,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再審申請人的訴請。


              再審庭審中,各方當事人圍繞被申請人稽查三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及被申請人寧波國稅局作出的復議決定是否合法等審理重點進行了辯論。


              經審理,本院對原一審判決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行政機關作出對行政相對人不利的行政處理決定之前,應當依據正當程序原則的要求,事先告知相對人,并聽取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以充分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本案中,被申請人稽查三局作出的被訴稅務處理決定,系決定追繳再審申請人億泰公司已申報并實際取得的25615391.31元出口退稅款,該處理決定明顯對億泰公司的權益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槿衷谧鞒錾鲜鎏幚頉Q定的過程中,應當按照正當程序原則的要求,依法告知,并充分保障億泰公司的陳述、申辯權利。但稽查三局在原審法定期間內提交的證據顯示,其在作出該處理決定前,未因影響重大利益舉行聽證,亦未充分保障原告億泰公司陳述、申辯的權利?;槿洲q稱其于2014年1月7日已將載明有陳述申辯權內容的稅務稽查工作底稿(二)告知億泰公司,億泰公司也分別于2014年1月8日、4月2日、11月26日向稽查三局出具億泰公司關于出口高保真音響連接線的情況說明、補充情況說明。但該稅務稽查工作底稿及億泰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材料系稽查三局在二審期間提交,在復議和一審期間均未提交,二審法院已依法認定上述證據不能作為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故稽查三局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二審法院認為,億泰公司自2014年3月起,多次通過寧波市商務委員會、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等與寧波國稅局及稽查三局協調、溝通,億泰公司的意見已經通過上述機關進行了轉達。且稽查三局于作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9個月以后的2014年11月28日才予以留置送達,也給億泰公司足夠的時間表達意見。但本案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于2014年2月21日作出,寧波市商務委員會、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等進行協調、溝通的時間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作出以后,此時億泰公司客觀上已無法進行陳述、申辯,即使表達意見,對于被訴稅務處理決定的處理結果亦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槿肿鞒霰辉V稅務處理決定,應依法及時進行送達,其時隔9個月才進行送達,程序明顯違法。據此,二審法院關于被訴稅務處理決定保障了億泰公司實質性陳述、申辯權利的觀點難以成立。綜上,稽查三局作出被訴稅務處理決定,程序違法,依法應予撤銷。寧波國稅局復議維持稽查三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錯誤,亦應予以撤銷。一審法院判決撤銷稽查三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以及寧波國稅局作出的復議決定正確。二審法院改判撤銷一審判決不當,依法應予糾正。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浙02行終135號行政判決;


              二、維持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人民法院(2017)浙0205行初85號行政判決。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100元,由被申請人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此頁無正文)


              審判長??馬國賢


              審判員??劉家庫


              審判員??徐亮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穆詠梅


              書記員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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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10
              來源: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遼02行終392號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大連誠信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二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20)遼02行終392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住所地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北四街200號。


              法定代表人徐葛明,該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吳曉棠,遼寧碧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大連誠信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住所地大連市甘井子區六一路13號。


              法定代表人朱延喜,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王勝東,男,1978年11月21日生,漢族,該公司辦公室主任,住大連市甘井子區。


              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司因與被上訴人大連誠信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政府信息公開答復糾紛一案,不服大連市甘井子區人民法院(2020)遼0211行初48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認定,2010年2月20日,原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地方稅務局征收了位于大連開發區××辦公區××公寓××號房屋的過戶稅費。2019年5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請求公開大連開發區××辦公區××公寓××號房屋的完稅檔案。被告當日受理。同年6月26日,被告將答復期延長至同年7月18日前。同年7月2日,被告作出大開稅信息公開[2019]7號決定,不予公開原告申請的信息。大開稅信息公開[2019]7號《依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告知書》于當日送達原告。原告不服,遂于法定期限內訴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訴訟請求。另查,原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地方稅務局的職權現已由被告承繼。


              原審法院認為,第一,被告具備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定職權?!吨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令第711號)第十條規定,行政機關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本案中,案涉房屋的過戶稅費是由原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地方稅務局征收的,該局現已撤銷,其職權已由被告承繼,原告依法向被告申請公開完稅信息,所以,被告具備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定職權。第二,被訴行政行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被訴行政行為認定,權利人不同意公開完稅信息。但被告提供的證明此節事實的唯一證據即電話錄音未被本院采信。被訴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第三,被訴行政行為程序違法?!吨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令第711號)第三十二條規定,依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公開會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行政機關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本案中,被告沒有提供書面征求第三方意見的證據,應當認定程序違法。第四,被訴行政行為適用法律錯誤?!吨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令第711號)第三十二條規定,第三方不同意公開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機關不予公開。本案中,被告并未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更談不上考量其理由是否合理,即適用上述規定決定不予公開,顯然適用法律錯誤。綜上所述,被訴行政行為具備法定職權,但主要證據不足,程序違法,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撤銷。原告請求撤銷被訴行政行為的訴請,于法有據,應予支持。原告請求判令被告公開完稅信息,因尚需征求第三方的意見并由被告方裁量,本案中不宜判決公開,原告的這一訴請不應支持。被訴行政行為撤銷后,被告應當對原告的申請重新作出答復。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㈠、㈡和㈢項之規定,判決如下:一、撤銷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大開稅信息公開[2019]7號政府信息不予公開決定;二、被告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于本判決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內對原告大連誠信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2019年5月30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重新作出答復;三、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0元(原告已預付),由被告負擔,于本判決生效后30日內給付原告。


              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上訴稱,1、請求撤銷大連市甘井子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遼0211行初48號行政判決書,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2、本案訴訟費由被上訴人承擔。事實與理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依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公開會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行政機關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第三方不同意公開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機關不予公開?!币虮簧显V人申請公開的信息涉及到第三人杜新甫的個人信息,2019年6月26日,上訴人通過被上訴人提供的電話聯系到第三人,第三人在電話錄音中明確表示不同意公開自己的納稅資料,并拒絕向上訴人提供郵寄地址,致使上訴人無法向第三人郵寄書面征求意見函。上訴人已經盡到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定職責。法庭對于第三人電話錄音的真實性有異議,可以當庭與被上訴人及第三人進行核實,而非簡單以真實性不能確定為由不予采信。上訴人不掌握第三人的相關身份信息,在第三人明確拒絕提供郵寄地址等相關信息的情況下,上訴人根本上無法取得第三人的書面意見。信息公開案件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是否公開必須以取得第三人書面意見為前提。而根據法律規定征求第三人意見的期限又不計算在信息公開的法定期限內,在此情況下,信息公開機關完全可以以尚未取得第三人書面意見為由不予公開,這對于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也是一種損害。


              被上訴人大連誠信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令第711號)第三十二條規定,依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公開會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行政機關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吨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令第711號)第三十二條規定,第三方不同意公開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機關不予公開。被上訴人申請公開的信息系其與第三人杜新甫房屋買賣的完稅信息,上訴人應當首先評估該信息的公開是否會損害第三人杜新甫的合法權益,如該信息公開會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上訴人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上訴人在本案中沒有提交該信息的公開是否會損害第三方的合法權益的證據,而且也沒有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因此原審法院撤銷上訴人大開稅信息公開[2019]7號政府信息不予公開決定并限期上訴人重新作出答復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判決并無不妥,本院予以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車兆東


              審判員??李?健


              審判員??徐建海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書記員??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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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08
              來源: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浙0211刑初186號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俞小春逃稅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20)浙0211刑初186號


              公訴機關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住所地寧波鎮海區招寶山街道平海路北側1188號。


              訴訟代表人劉桂芬,女,1967年1月13日出生,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職員。


              被告人俞小春,男,1967年11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漢族,初中文化,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因涉嫌犯逃稅罪于2018年5月30日被寧波市公安局鎮海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2日被取保候審,2019年6月11日被監視居住,同年12月11日被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檢察院監視居住,2020年5月12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馬列,浙江甬友律師事務所律師,由寧波市鎮海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檢察院以甬鎮檢刑訴[2020]866號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犯逃稅罪,于2020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郭斐然出庭支持公訴,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的訴訟代表人劉桂芬、被告人俞小春及其辯護人馬列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俞小春為逃避繳納稅款,在沒有真實業務往來的情況下,于2013年12月從天津志達運輸有限公司處虛開貨物運輸業增值稅專用發票43份,并用于抵扣增值稅稅款共計人民幣453174.36元。上述增值稅專用發票被證實虛開后,2016年3月23日,寧波市國家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向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依法下達《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要求寧波唐榮鋼鐵公司補繳上述增值稅稅款,以及因虛開上述增值稅發票結轉成本從而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人民幣726514.89元。


              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俞小春在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長期未補繳應納稅款,直至2018年5月份寧波市國稅局向寧波市公安局鎮海分局報案。經查,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及實際控制人俞小春共計逃避繳納稅款人民幣1179689.25元,逃避繳納稅款占應納稅款百分之五十一。案發后,寧波市公安局鎮海分局已暫扣被告單位唐榮公司人民幣1179689.25元。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巨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應當以逃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俞小春到案后能如實供述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的犯罪事實,系坦白,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從寬處理。建議對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判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對被告人俞小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公訴機關提交了書證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記信息、被告人俞小春的戶籍證明、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私營公司基本情況、過磅清單、工礦產品購銷合同、貨物運輸業增值稅專用發票、銀行存款賬、記賬憑證、調查報告、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銀行流水賬單、到案經過、扣押決定書,證人俞某、馬某、李某的證言,被告人俞小春的供述等證據。


              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對指控事實、罪名及量刑建議沒有異議且簽字具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被告人俞小春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是被告人俞小春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認罰,已退繳稅款,請求對其從輕處罰。


              經審查查明的事實、證據與公訴機關的指控一致。


              本院認為,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構成逃稅罪。公訴機關的指控成立。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人俞小春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被告人俞小春有坦白情節,愿意接受處罰,且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已退繳稅款,對其均可以從輕處罰。根據被告人俞小春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可以宣告緩刑。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適當。被告人俞小春雖系主動到案,但到案后首次訊問中未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不能認定為自首,故辯護人關于被告人俞小春有自首情節的辯護意見不成立,不予采納;辯護人的其他相關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已退繳的稅款人民幣1179689.25元,依法應當予以沒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犯逃稅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罰金限本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二、被告人俞小春犯逃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限本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向本院繳納。)


              三、被告單位寧波唐榮鋼鐵有限公司已退繳的稅款人民幣一百一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九元二角五分,由暫扣機關寧波市公安局鎮海分局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李世超


              人民陪審員??姜曉玲


              人民陪審員??羅青云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代書?記員??張燕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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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8-03
              來源: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

              判例(2019)浙0781行初603號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與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一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19)浙0781行初603號


              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浦江縣體育場東路51號辦公樓1011-6房間。


              法定代表人王鵬程。


              委托代理人王紅超、張天銘,江蘇匯典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住所地浦江縣恒昌大道186號。


              法定代表人程曉明,局長。


              委托代理人金?,?、張晶瑩,浙江弘哲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訴被告浙江省浦江縣國家稅務局確認行政行為違法一案,原告于2019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及應訴通知書。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張天銘、王紅超、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出庭負責人徐上、委托代理人金?,摰酵⒓釉V訟?,F已審理終結。


              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訴稱,2017年5月22日,原告在浦江縣依法注冊成立并登記,經營范圍為:汽油、柴油、煤油等。公司成立后,原告開始投入運營,并與多家公司建立了買賣合同關系,原告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出具發票收取貨款,是正常交易習慣與規則,原告向被告根據買賣交易的實際情況,申報納稅請求開具貨款發票,既是納稅人的義務也是權利。被告作為原告的稅務管轄機關,應當依法履行法定職責。2017年11月9日,原告接到被告的口頭通知,要求停止經營活動,并鎖死稅盤,暫停企業開具發票(通常稱:稅盤關停決定),造成原告3000余萬元的貨款因為無法開具發票,至今無法收回。原告認為,被告作為國家稅收行政管理機關,應當依法履行管理職責,維護公司企業的合法權益,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此,原告多次到被告處當面或書面方式請求被告糾正行政行為,允許被告開具發票,但被告始終不予正面回應和答復。因此,為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請求法院確認被告作出的暫停原告開具發票的行政行為違法,并撤銷暫停開具發票的行政行為,允許原告開具發票;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同時要求對稅總發(2017)51號文件進行合法性審查。


              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證據有:1、經營許可證、開戶許可證,證明原告主體資格。2、被告的函及郵寄資料,證明原告在被告停票后積極主動與被告溝通,要被告讓原告開票的事實。原告單位不存在被告適用51號適用停票的任何情形。被告適用51號文件是沒有法律依據的。3、視聽資料(光盤2張),證明被告沒有約談過,包括約談后的調查了解。被告停止開票要有事實和法律依據,51號文件不適用原告停票的依據。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辯稱,一、原告錯列被告。原告起訴浙江省浦江縣國家稅務局為本案被告,屬于錯列被告,被告的法定名稱是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在原告拒絕變更被告的情況下,法院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原告已變更被告名稱此項不作為答辯的理由。二、原告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告暫停原告開具發票的行為合法。被告在日常管理中,通過國家稅務總局大數據系統票流分析、稅務協查、約談企業等調查措施,發現原告存在下列涉稅風險:1、原告的上下游企業存在進銷項貨物品名嚴重背離的變票行為,上下游企業所在地稅務機關稅務協查的回函中明確表示:被協查企業存在購銷貨物名稱嚴重不符,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原告處在虛開發票鏈條的其中一環,且原告的大部分發票頂額開具,發票金額一致,存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重大嫌疑。2、原告無商務部《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所規定的《成品油批發經營批準證書》、《成品油零售經營批準證書》,即沒有成品油批發、零售經營資格,但卻存在從其上游企業浙江沐華能源有限公司取得購買成品油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三、暫停開具發票的行為屬于內部過程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被告因原告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依法將其列入風險納稅人名單,只是在排除嫌疑前暫停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限制其生產、經營活動,并不是對其最終的處理結果,屬于內部過程行為。這種“過程行為”尚不具備最終的、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效力將被最終行政行為所吸收和覆蓋,不屬于可訴的行為,故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四、原告因不履行納稅申報義務被認定為非正常戶而暫停發票使用。原告除了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行之外,還存在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納稅申報義務的違法行為。2018年7月,被告根據《稅務登記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認定原告為非正常戶,并暫停其稅務登記證件、發票領購簿和發票的使用。綜上,原告的起訴既無事實依據,也無法律依據,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起訴或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1、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2018年第1號《關于稅務機構改革有關事項的公告》,證明在2018年7月機構改革之后,原浦江縣地方稅務局與原浦江縣國家稅務局進行機構合并,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依法概括承接了原浦江縣國家稅務局的權利和義務。2、國家稅務總局大數據系統票流分析圖,證明原告的購買方、銷售方中多家企業存在變票行為。3、《增值稅抵扣憑證委托審核檢查函》、《待審核檢查增值稅抵扣憑證清單》、相關稅務主管部門回函等稅務協查文件,證明被告發函原告的多家購買方、銷售方企業的稅務主管部門協助核查異常票據。已有兩家稅務主管部門回函表示,被協查企業存在購銷貨物名稱嚴重不符,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4、原告開具的增值稅務票清單,證明原告存在“大部分發票頂額開具”的異常情況。5、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說明》、被告約談原告實際負責人繆永勝的談話筆錄、原告企業的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證明原告的實際控人是繆永勝。原告沒有成品油批發經營資格,卻存在經銷成品油,從不具備成品油批發經營資格的企業取得成品油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及與原告有貿易關系的單位。6、《浦江縣公安局立案決定書》,證明原告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由浦江縣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立案偵查。7、《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增值稅發票管理的通知》(稅總發(2017)51號文件),證明被告將原告列為風險納稅人,暫停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是合法的。8、《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證明企業從事批發、經營成品油必須具備相應的資格。9、《稅務登記管理辦法》第四十條,證明被告依法將原告認定為非正常戶。10、《發票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四十四條,證明被告將原告列入風險納稅人。


              經庭審質證,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1無異議;對證據2,被告認為原告涉嫌違法經營,被告只是暫停開具發票,原告向被告申請在排除疑點后可以重新開票。對證據3,被告認為與本案無關,視聽資料文字整理不規范,原告主張開票的申請不明確。經審查本院對原告證據的真實性予以認定。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予以認可,對證據2的關聯性有異議,不能作為其停止開具發票的依據,只能證明原告單位實際經營的表現,是不是可以認定為虛開增值稅發票,這不是被告有權認定的。對證據3,發函時間是2017年11月27日,當時沒任何證據涉嫌虛開。對證據4,認為頂額開具并不違法。對證據5,達不到被告的證明目的。本院對被告證據真實性予以認定。


              經審理查明,本院認定如下事實,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經浦江縣市場監督管理局批準成立,并領取了營業執照,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法定代表人王鵬程,注冊經營范圍為:不帶儲存經營汽油、柴油、煤油等。2017年5月23日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依法辦理了稅務登記。2017年6月20日登記認定為一般納稅人,6月23日領取了稅控盤。首次開票時間為2017年9月13日。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在日常管理中,通過國家稅務總局大數據系統票流分析、稅務協查等調查措施,發現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存在涉稅風險: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上下游企業存在進銷項貨物品名嚴重背離的變票行為;同時也沒有成品油批發、零售經營資格,卻從其上游企業取得購買成品油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所開具的583份發票有581份是頂額開具的,因此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于2017年11月9日以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為由,暫停了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的開票行為。2018年5月10日將原告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移送浦江縣公安局立案。2018年6月30日,浦江縣公安局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決定對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予以立案偵查。


              本院認為,根據《稅務登記管理辦法》(2014修正)第三條規定,縣以上國家稅務局(分局)、地方稅務局(分局)是稅務登記的主管稅務機關,負責稅務登記的設立登記、變更登記、注銷登記和稅務登記證驗證、換證以及非正常戶處理、報驗登記等有關事項?!吨腥A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2010修訂)第四條規定,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統一負責全國的發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依據各自的職責,共同做好本行政區域內的發票管理工作。因此,被告具有相應職責,其主體適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開具發票應當按照規定的時限、順序、欄目,全部聯次一次性如實開具,并加蓋發票專用章。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有下列虛開發票行為:(一)為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二)讓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三)介紹他人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第二十三條,安裝稅控裝置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規定使用稅控裝置開具發票,并按期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開具發票的數據。第三十七條規定,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虛開發票的,由稅務機關沒收違法所得;虛開金額在1萬元以下的,可以并處5萬元以下的罰款;虛開金額超過1萬元的,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秶叶悇湛偩株P于進一步加強增值稅發票管理的通知(稅總發[2017]51號)》規定,…六、實行發票異常數據監控。各地國稅機關要積極增值稅管理新系統功能優勢,以信息比對為抓手,探索建立信息數據分析系統,通過設置風險分析指標觸發重點監控,及時發現虛開發票風險并通過管理和執法手段進行有效應對。各地國稅機關要結合本地實際,通過購銷貨物勞務品名比對、發票開具特點分析等方法,對納稅人開票數據進行實時監控分析預警,重點監控發票開具異常指標,如:納稅人是否存在購銷不匹配、銷售成品油消費稅應稅產品、進銷項明顯異常、大部分發票頂額開具、發票開具后大量作廢紅沖、發票開具金額突增等異常情形。對系統預警的風險納稅人,主管國稅機關應及時約談其法定代表人、財務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因地址、電話等稅務登記信息與實際情況不符無法聯系,或者經稅務機關兩次約談不到的,以及經過約談發現納稅人存在虛開發票嫌疑的,主管國稅機關暫停其開具發票。排除疑點后,主管國稅機關應及時處理,允許其正常開具發票。本案中,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浦江縣稅務局在發現原告的虛開發票嫌疑后及時鎖死稅控盤,目的是避免國家遭受相應損失,是依法行使行政職責的行為。因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鵬程對經營一無所知,而控制人繆永勝又無法及時取得聯系,被告即采取了暫停原告開具發票的措施,事后對繆永勝進行了二次約談和調查取證后,認定原告有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嫌疑,并將案件移送浦江縣公安局,該局現已立案偵查,因此,被告程序上雖然存在輕微瑕疵,但其執法目的正當,實體處理并無不當。原告要求確認被告作出的暫停原告開具發票的行政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對稅總發(2017)51號文件進行合法性審查,與法不符,不予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浙江萃能石化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50元,由原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施俊慧


              人民陪審員??祝麗香


              人民陪審員??樓?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代書?記員??黃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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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31
              來源:浙江省蘭溪市人民法院

              判例(2020)皖1202刑初94號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熊小波逃稅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20)皖1202刑初94號


              公訴機關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412005704330350),住所地: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劉琦花園內,法定代表人程付新。


              訴訟代表人侯魯文,女,1985年6月10日出生,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員工。


              辯護人潘勇,安徽意揚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潘凱華,安徽意揚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被告人熊小波,男,1965年2月10日出生,漢族,大學文化,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安徽省合肥市人,戶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現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被告人熊小波因犯逃稅罪,于2018年5月11日被阜陽市公安局潁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被該局取保候審,2019年5月13日阜陽市潁州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其取保候審。


              辯護人潘佳佳,安徽意揚律師事務所律師。


              阜陽市潁州區人民檢察院以州檢二部刑訴(2020)4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被告人熊小波犯逃稅罪,于2020年2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阜陽市潁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王某1出庭支持公訴,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訴訟代表人侯魯文及其辯護人潘勇、潘凱華、被告人熊小波及其辯護人潘佳佳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2011年3月4日,被告人熊小波代表蕪湖市君泰置地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君泰公司)與安徽皖能置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皖能公司)簽訂項目開發協議書,合作開發阜陽南京路2010-37號地塊,協議約定項目以皖能公司注冊成立的項目公司名義實施,君泰公司必須確保項目依法納稅。2011年3月14日,皖能公司注冊成立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君和公司)。2013年12月25日,皖能公司與君泰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皖能公司將君和公司100%股權轉讓給君泰公司,“君和皇家花園”項目依法納稅的要求由君泰公司全部承擔。同年12月27日,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熊小波。2016年12月20日,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程付新,但實際控制人仍為熊小波。


              2012年至2016年間,君和公司采用少列收入的方式少繳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合計稅款人民幣16454523.84元。其間,2015年6月君和公司向稅務部門申請緩交2012-2014年度少繳稅款。其中2015年度君和公司采用少列收入的方式少繳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計801896.48元,占當年應納稅額的百分之二十四。2018年1月22日阜陽市潁州區地稅局稽查局向君和公司下達處理決定及處罰決定,要求該公司補繳稅款并決定罰款8041324.45元,君和公司補交稅款及滯納金500000元,同年3月23日稅務機關向君和公司下達通知書,通知責令該公司在2018年4月10日前補繳應納稅款。君和公司及被告人熊小波一直未補繳應繳稅款。2018年4月20日稅務機關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同年4月28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11月30日君和公司補繳稅款共計人民幣16706483.22元。


              另查明:案發后,公安機關通知被告人熊小波到案。2018年5月11日被告人熊小波主動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到案后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對因逃稅罪


              涉及的稅款進行了補繳。


              上述事實,被告單位及被告人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且有戶籍信息、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抓獲經過、前科情況查詢、稅務處罰決定書、情況說明、被告人的供述、證人王某2、劉某、曹某等人證言、視聽資料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2015年度,通過虛假申報或不申報的方式逃避繳納稅款801896.48元,數額較大,且占當年應納稅額的百分之二十四,被告人熊小波系公司實際控制人,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及被告人熊小波的行為均已構成逃稅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對辯護人提出關于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主動對因逃稅罪涉及的稅款進行了補繳;被告人熊小波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從輕處罰辯護意見和庭審查明事實一致,本院予以采納。對公訴機關提出對被告人熊小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個月,建議適用緩刑,并處罰金的量刑建議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采納。根據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被告人熊小波的犯罪事實、情節、認罪態度及其悔罪表現,結合被告人熊小波居住地司法行政部門出具的社區矯正影響意見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阜陽君和置業投資有限公司犯逃稅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此款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繳納)。


              二、被告人熊小波犯逃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已繳納)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


              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劉?志


              人民陪審員?杜?梅


              人民陪審員?王?炯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書?記?員?**飛


              附本案適用的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五十二條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


              第五十三條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者分期繳納。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納。對于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繳納確實有困難的,可以酌情減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被采取強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


              被告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第七十二條第一款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第七十三條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


              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第二百零一條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扣繳義務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繳或者少繳已扣、已收稅款,數額較大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對多次實施前兩款行為,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數額計算。


              第二百一十一條單位犯本節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零九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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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29
              來源: 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豫16刑終198號劉宜斌、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逃稅二審刑事裁定書

              刑 事 裁 定 書


              (2020)豫16刑終198號


              原公訴機關鹿邑縣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劉宜斌,男,漢族,1970年5月20日出生,??莆幕?,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捕前住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因涉嫌逃稅犯罪,于2018年6月30日被鹿邑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日被逮捕。


              辯護人崔效林,河南大象(鹿邑)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單位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宜斌,單位住所鹿邑縣產業集聚區恒豐路西段吉貞路東段,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41162839558525XD(1-1)。


              訴訟代表人徐玉蘭,女,1971年4月7日出生,漢族,住江蘇省江都市。系該公司監事。


              鹿邑縣人民法院審理鹿邑縣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單位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原審被告人劉宜斌犯逃稅罪一案,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豫1628刑初174號刑事判決。宣判后,被告人劉宜斌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審理后,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豫16刑終354號刑事裁定書,以“原審程序嚴重違法”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鹿邑縣人民法院重審后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19)豫1628刑初469號刑事判決。宣判后,被告人劉宜斌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再次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上訴人、原審被告單位、聽取辯護人辯護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F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公司(以下簡稱中原鈴木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0日,法定代表人為程澤洪,成立之時辦理了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2015年5月26日,中原鈴木公司競得鹿邑縣政府掛牌出讓的位于產業集聚區志遠大道北側一宗面積為87.1995畝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于2015年6月10日簽訂《出讓合同》,鹿邑縣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8日批準使用該塊土地,土地部門于2015年11月5日頒發《土地使用權證》。由于缺乏資金,公司的辦公樓和廠房一直處于停建狀態,沒有進行生產經營。2016年5月,股東程澤洪和另一股東秦偉將全部股權轉讓給劉宜斌,法人代表也變更為劉宜斌,同時變更了工商登記,但劉宜斌沒有申請變更稅務登記。2017年11月、12月份,鹿邑縣地稅局派人到中原鈴木公司所在地對該公司的納稅情況進行檢查,認為該公司存在未繳納土地使用稅的情況。經計算,稅務機關認為,自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該公司應繳納土地使用稅523197元而未繳納,占應納稅額1075460.52元的48.64%,涉嫌逃稅。


              鹿邑縣地稅局工作人員于2017年12月4日、12月19日兩次通知劉宜斌到稅務局接受詢問,劉宜斌到鹿邑縣地稅局說明了公司現狀。鹿邑縣地稅局于2018年1月29日向中原鈴木公司下達“補稅通知書”和“處罰事項告知書”,但劉宜斌仍拒不繳納。稅務機關于2018年3月27日以中原鈴木公司涉嫌逃稅罪向公安機關移交,要求追究中原鈴木公司和劉宜斌的刑事責任。劉宜斌于2018年6月30日被抓獲。


              中原鈴木公司所在地塊于2012年10月22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準征收。


              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被告單位中原鈴木公司營業執照、法人代表信息、《鹿邑縣政府關于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批復》、《稅務事項通知書》、《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聽證通知書》、《涉嫌犯罪案件情況調查報告》、《鹿邑縣地稅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等書證;證人李某1、崔某、于某、李某2等人證言,被告人劉宜斌供述與辯解等。


              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鹿邑縣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認定:被告單位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制造有限公司犯逃稅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劉宜斌犯逃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繼續追繳稅款523197元,上繳國庫。


              上訴人劉宜斌上訴及其辯護人辯稱,1.涉案土地屬于耕地、非政府儲備土地;2.原審認定的逃稅數額違反了罪刑相一致原則,上訴人劉宜斌不應對其擔任法定代表人之前的逃稅行為承擔法律責任;3.上訴人劉宜斌不構成逃稅罪,應依法改判。


              經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證據和重審一審相同,且經一審法院當庭舉證、質證,查證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關于上訴人劉宜斌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辯護意見,經查,原審被告單位中原鈴木公司系納稅主體,其采取不申報等方式逃避繳納稅款,存在逃稅行為。鹿邑縣稅務局對中原鈴木公司逃稅行為依法進行調查并進行行政處罰,并無不當。原審被告單位中原鈴木公司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逃避繳納稅款523197元、占應納稅額1075460.52元的48.64%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上訴認劉宜斌及其辯護人關于對公司土地性質提出的異議,不屬于本案審查范圍。原審被告單位中原鈴木公司逃稅數額巨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為已構成逃稅罪,應依法懲處。


              本案系單位犯罪,上訴人劉宜斌承擔逃稅罪的刑事責任,并非系因其存在逃稅行為,而是其作為原審被告單位中原鈴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單位犯罪的主管人員而依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將上訴人劉宜斌在公司逃稅犯罪中的作用考慮在內(包括接手公司并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時間較晚、公司未履行納稅義務存在客觀原因等),并依法對其從輕處罰,量刑適當。上訴人劉宜斌及其辯護人關于“不應對擔任法定代表人之前的逃稅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不構成逃稅罪”的上訴理由、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單位河南中原鈴木電梯公司作為納稅人,采取不申報的方式,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巨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為已構成逃稅罪。本案系單位犯罪,被告人劉宜斌作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應依法承擔逃稅罪的刑事責任。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劉宜斌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倪善心


              審判員??張福友


              審判員??李?靜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唐瑋


              法官助理郭東景


              書記員胡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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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24
              來源: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滬03刑初57號鄭某某、陸某2等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20)滬03刑初57號


              公訴機關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


              被告人鄭某某,男,1972年3月12日出生,漢族,戶籍地北京市,住上海市徐匯區。


              辯護人沈堅峰、楊順海,上海共識久久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陸某2,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漢族,戶籍地上海市閔行區,住上海市閔行區。


              辯護人屈建軍、宋艷紅,上海融力天聞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沈忠華,男,1977年3月5日出生,漢族,戶籍地上海市徐匯區,住上海市長寧區。


              辯護人劉衛,上海普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高某某,男,1976年4月28日出生,漢族,住上海市普陀區。


              辯護人戴書暉,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顧某某,男,1961年4月14日出生,漢族,戶籍地上海市閔行區,住上海市嘉定區。


              辯護人楊陽陽,上海美易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王某2,男,1964年1月11日出生,漢族,戶籍地上海市徐匯區,住上海市閔行區。


              辯護人高琦,上海思義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以滬檢三分金融刑訴[2020]4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鄭某某、陸某2、沈忠華、高某某、顧某某、王某2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于2020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依法通知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為被告人王某2指派律師提供辯護,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檢察員吳某某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鄭某某及其辯護人沈堅峰,被告人陸某2及其辯護人屈建軍、宋艷紅,被告人沈忠華及其辯護人劉衛,被告人高某某及其辯護人戴書暉,被告人顧某某及其辯護人楊陽陽,被告人王某2及其辯護人高琦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起訴指控,上海普天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碼600680,2019年5月18日終止上市),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2014年間,被告人鄭某某(時任上海普天副董事長、總經理)為實現上海普天年度報告盈利,授意被告人陸某2(時任上海普天總會計師)、沈忠華(時任能源公司總經理)等人虛增利潤。當年,上海普天采用與其他公司開展無實物交割、資金閉環的虛假貿易,并違規延期結轉成本費用的方式,虛增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其間,沈忠華指使被告人顧某某(時任能源公司商務經理)制作虛假合同、單據開展虛假貿易;被告人高某某(時任上海普天副總會計師、財務部總經理)負責虛假貿易合同審核及資金流轉;被告人王某2(時任上海普天總工程師、采購中心負責人)負責虛假采購合同審批;陸某2負責虛假貿易合同審批并將虛假財務數據編入2014年財務報告。


              2015年3月,被告人鄭某某作為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陸某2和王某2作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明知財務報告虛假,仍對2014年年度報告書面確認。被告人鄭某某作為公司負責人、陸某2作為財務負責人、高某某作為會計主管人員在虛假財務報告上簽字確認。同年3月20日,上海普天將上述虛假財務報告在2014年年度報告中對外披露。經鑒定,上海普天共計虛增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12,295.28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虛增利潤1,810.35萬元,虛增利潤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133.61%,將虧損披露為盈利。


              2019年10月15日,被告人鄭某某、顧某某、陸某2、高某某經偵查機關通知主動到案;同月31日,被告人王某2經偵查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被告人沈忠華在服刑期間,偵查機關發現其涉案犯罪事實。被告人陸某2、沈忠華、顧某某、王某2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被告人鄭某某、高某某到案后未能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在審查起訴階段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


              為支持上述指控事實,公訴機關出示了證明上述指控事實的相關證據,認為上海普天作為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被告人鄭某某、陸某2、沈忠華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高某某、顧某某、王某2作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構成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告人陸某2、王某2、顧某某系自首,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鄭某某、沈忠華、高某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沈忠華在判決宣告后,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在判決宣告前還有其他犯罪沒有判決,應當實行數罪并罰。六名被告人均認罪認罰,可以從寬處理。建議判處被告人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二十萬元,適用緩刑;判處被告人陸某2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適用緩刑;判處被告人沈忠華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實行數罪并罰;判處被告人高某某拘役四個月,并處罰金五萬元,適用緩刑;判處被告人顧某某拘役三個月,并處罰金五萬元,適用緩刑;判處被告人王某2拘役二個月,并處罰金三萬元,適用緩刑。據此提請本院依法審判。


              六名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及量刑建議均沒有異議且簽字具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


              鄭某某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罪名無異議,認為:1、鄭某某根據上海普天前三季度報表數據判斷無法完成當年考核指標,遂向中國普天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普天)匯報預虧,但遭到中國普天否決,其只能服從上級公司的指示完成考核指標,主觀上不存在追求造假以實現年報盈利的動機;2、鄭某某通過原定的目標管理和業績考核制度完成上海普天的考核指標屬于正常的經營管理行為,因能源公司盈利能力強,故找到沈忠華要求能源公司多做貢獻,并不是施壓也不是授意造假,沈忠華關于鄭某某授意造假的供述前后矛盾,沈忠華相關供述的真實性存疑;3、鄭某某雖是主要領導,但不是董事會成員,其作為受托人出席董事會會議,在董事會決議上簽字僅是履行程序上的義務,其在虛假合同上沒有簽過字,不了解虛假貿易的具體情況,其僅是放任了造假后果的發生,因此其不應當承擔主管人員的職責,而是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作用較小情節輕微,請求法庭對其在有期徒刑八個月以下判處刑罰,并處10萬元以下罰金,同時宣告緩刑。為證明上述辯護意見,鄭某某的辯護人當庭提交了《上海普天2014年年度報告重要提示》、上海普天在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的營業執照信息以及鄭某某與曹宏斌的往來郵件。


              陸某2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無異議,認為陸某2經電話通知主動到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接受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并已繳納了行政罰款,可以折抵罰金,其系初犯,認罪悔罪態度較好,身體狀況不太好,希望法庭對陸某2在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判處刑罰并適用緩刑。


              沈忠華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無異議,認為沈忠華不是上海普天的高管人員,鄭某某是能源公司的分管領導,能源公司沒有主觀意愿去造假,其受鄭某某的授意指使顧某某開展虛假貿易,能源公司只負責銷售環節,鄭某某才能調動各環節相互配合,實現最終虛增收入和利潤,且沈忠華對年報的編制不清楚,按照沈忠華的任職情況應系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并非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沈忠華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已經繳納了罰款,并在前罪審理過程中退繳了違法所得,希望法庭對沈忠華在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判處刑罰。


              高某某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無異議,認為高某某不負責年報編制,其僅是參與審批流程,屬于配合行為,作用較小,同意公訴人的量刑建議。


              顧某某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無異議,認為顧某某根據沈忠華的要求被動參與犯罪,起輔助配合作用,系初犯,具有自首情節,此次犯罪并非暴力型犯罪,主觀惡性較小,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已向證監會繳納了罰款,可折抵罰金,希望法庭對顧某某從輕處罰。


              王某2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無異議,同意公訴人有關自首情節的意見,還認為鄭某某平時關注財務數據,明知業績指標不可能完成而向下壓任務,正是自上而下的要求,王某2按其職責需要履行簽字義務故涉案,其一方面是服從領導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挽救公司,因此主觀惡性較輕;王某2在采購合同、評審表上簽字只是流水線上的一環,其未制作虛假財務報告,未獲得任何收益,作用較??;王某2工作勤勉,已向證監會繳納了罰款可折抵罰金,患有憂郁癥,希望法庭對其適用盡可能短的緩刑考驗期,同意公訴人的量刑建議。


              經本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公訴機關起訴指控的事實相同。另查明,被告人鄭某某、陸某2、沈忠華、顧某某、王某2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繳納了行政罰款十萬元、二十五萬元、三十萬元、五萬元和三萬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確認的《營業執照》《公司章程》《上海普天董監高信息表》、職位聘任通知、崗位職責說明、任職情況表、《上海普天銷售、采購和外協管理審核批準權限及簽訂規定》、采購申請表、銷售合同、采購合同、銷售合同評審表、合同法律評審申請單、付款申請表、增值稅發票、商業承兌匯票、出入庫單、入庫結算單、銀行流水、記賬憑證、用款申請單、領用單、《上海普天2014年年度報告》《上海普天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2014年度報告的書面確認意見》、上海普天董事會會議紀要、會議表決票、會議決議公告、上海滬港金茂會計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會計鑒定意見書》、上海市公安局出具、調取的《受案登記表》《到案經過》《常住人口信息》《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證人李1、蘇某、關某某、劉某某、張某某、李某2、陳某、林某某、王某1、陸某1、孟某某的證言等證據證實,六名被告人亦供認不諱,足以認定。


              本院審理期間,被告人鄭某某、高某某分別向本院繳納了十萬元和五萬元。


              關于被告人鄭某某和沈忠華的地位作用以及能否認定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渡虾F仗於O高信息表》、職位聘任通知、崗位職責說明等書證,證人關某某、陸某1等的證言,與各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證,證實2014年期間鄭某某作為上海普天的副董事長、總經理,系董事會成員,統籌負責公司的經營業務,其在明知2014年年度報告無法實現盈利的情況下,仍與陸某2、沈忠華溝通,要求能源公司繼續增加指標以實現盈利,其雖沒有直接明確指示陸某2、沈忠華去虛增利潤,但作為能源公司的分管領導,平時關注財務數據,經常聽取陸某2關于財務報表的匯報,應當知曉能源公司在短時間內不可能通過正常貿易以彌補盈利缺口,其還在多次經營分析會議上要求在案相關被告人等“該做的貿易要做,該開的票要開”,亦暗示通過虛假貿易虛增利潤,據此鄭某某主觀上為了2014年年度報告能實現盈利,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負責采購、銷售、法務和財務等各環節的在案其余被告人推進虛假貿易的開展,以至于2014年度財務數據扭虧為盈,并在鄭某某主持召開的董事會決議上表決通過2014年年度報告后向社會公眾披露,其在整個違規披露重要信息過程中起決策、主導作用,不能認定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鄭某某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證人劉某某、李某2、林某某、張某某等的證言,與被告人陸某2、沈忠華、顧某某的供述相互印證,證實被告人沈忠華系能源公司總經理,其接受鄭某某的授意后,與上海中瀚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巴斯巴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晟飛商貿有限公司、上海九高節能技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負責人聯系,要求對方公司作為通道公司幫助上海普天開展虛假貿易,通過增加三方循環虛假貿易實現虛增利潤,指使被告人顧某某具體對接并制作虛假合同以實施具體的虛假貿易,其雖不是上海普天的高管人員,但其聯系介紹通道公司、直接組織指使下屬推進具體虛假貿易的開展,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重要,不應認定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沈忠華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上海普天作為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被告人鄭某某、陸某2、沈忠華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高某某、顧某某、王某2作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應予依法懲處。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被告人沈忠華在判決宣告后,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在判決宣告前還有其他犯罪沒有判決,應當實行數罪并罰。被告人陸某2、王某2、顧某某犯罪后能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鄭某某、沈忠華、高某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從輕處罰。六名被告人均自愿認罪,且均已繳納了罰款或罰金,可以從寬處理。本案中,公訴機關根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區分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并結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情節等,提出的量刑建議符合法律規定,量刑適當,本院予以支持。各辯護人提出的相關合理意見,本院予以采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鄭某某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緩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已折抵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其余罰金均已繳納)。


              二、被告人陸某2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已折抵)。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三、被告人沈忠華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與前罪原判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合并,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一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6日起至2030年1月25日止。已折抵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其余罰金于本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向本院一次繳納。)


              四、被告人高某某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拘役四個月,緩刑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已繳納)。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五、被告人顧某某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拘役三個月,緩刑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已折抵)。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六、被告人王某2犯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拘役二個月,緩刑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已折抵)。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鄭某某、陸某2、高某某、顧某某、王某2回到社區后,應當遵守法律、法規,服從監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勞動,做一名有益社會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高衛萍


              審?判?員??程亭亭


              人民陪審員??徐玉蘭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邵?清


              書?記?員??邵?清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六十一條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九條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


              ……


              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其中附加刑種類相同的,合并執行,種類不同的,分別執行。


              第七十條判決宣告以后,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對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后兩個判決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計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


              第二十五條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


              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第七十二條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


              第七十三條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


              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第五十二條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


              第五十三條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者分期繳納。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納。對于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


              ……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第二百零一條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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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24
              來源: 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皖0802刑初58號張宣進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一審刑事判決書

              刑 事 判 決 書


              (2020)皖0802刑初58號


              公訴機關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張宣進,男,1970年12月11日出生,漢族,大專文化,無業,戶籍所在地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住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2016年5月30日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安慶市大觀區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于2018年8月11日被安慶市公安局迎江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經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于當日取保候審(期間羈押一個月零七天),2019年9月12日經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當日被依法執行逮捕,現羈押于安慶市看守所。


              辯護人呂琦,安徽益上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殷軍,北京京師(合肥)律師事務所律師。


              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以慶迎檢刑訴【2020】42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張宣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案,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適用普通程序,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鄭某1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張宣進及其辯護人呂琦、殷軍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11年至2016年間,被告人張宣進利用其親戚朋友沈某1、黃某、姚某1等人的身份證注冊成立安慶市歐倍爾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歐倍爾公司”)、安慶市天驕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驕公司”)、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軒瑞公司”)、安慶市譽豪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譽豪公司”)、安徽華之杰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之杰公司”),系該5家公司(以下簡稱“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一、被告人張宣進向深圳蔡某控制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


              被告人張宣進通過姚某2(另案處理)、董某(另案處理)的介紹結識廣東籍人蔡某(另案處理),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歐倍爾公司、天驕公司、軒瑞公司、譽豪公司、華之杰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多家公司(以下簡稱“深圳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由蔡某通過公司對公賬戶將發票價稅合計金額轉入軒瑞等五家公司對公賬戶,形成虛假的銀行轉賬流水,之后張宣進將收到的資金轉入其控制的個人銀行賬戶,然后從個人銀行賬戶再轉回蔡某提供的個人銀行賬戶,以完成資金閉合循環,張宣進按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的5.5%-6.8%收取開票費用。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張宣進利用軒瑞等五家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認證抵扣)共計1095份,貨物金額106388635.59元,稅額18086064.06元,價稅合計124474699.65元,收取開票費4030740元。


              二、被告人張宣進向安慶、舒城等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


              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張宣進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安徽華之杰紡織有限公司向安慶懷寧在地公司(以下簡稱“懷寧公司”)、舒城在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105張(已認證抵扣),貨物金額9693579.67元,稅額1647908.47元,價稅合計11341488.14元,張宣進按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的7%-8%收取開票費用。


              公訴機關就上述指控事實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證據:


              1.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戶籍證明、歸案經過、協查函、證明、私營企業基本注冊信息查詢單、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股東會議紀要、股權轉讓協議、情況說明、房屋租賃合同、銀行轉賬明細、快遞數據、稅務調查報告、生產能力檢查說明等書證;證人李某、沈某1、鄭某2、張某1、姚某1、焦某、袁某、鄭某3、張某2、孫某、胡某、何某、華某、楊某1、朱某、宋某、王某、金某、黃某、戴某、檀某、姚某2、董某、蔡某、丁某、楊某2等人證言;被告人張宣進的供述與辯解;辨認筆錄;審計報告等證據。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張宣進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規定,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200份,虛開發票價稅合計人民幣135816187.79元,稅額合計人民幣19733972.53元,稅款數額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三款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故提請本院依法懲處。


              被告人張宣進辯稱,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李某,其只是五家公司從事生產的負責人。安慶五家公司與起訴書指控的受票公司均存在真實的貨物交易。陳虎負責銷售,向懷寧、舒城等涉案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由陳虎負責聯系。


              辯護人認為,本案應定性為單位犯罪。從整個案件來看,安慶五家公司獲取工商登記都很早,開辦公司非以犯罪為目的,是正常經營一段時間后發生犯罪行為。偵查部門僅對軒瑞公司、華之杰公司決定立案偵查,但實際上卻超出立案范圍對歐倍爾公司、譽豪公司、天驕公司進行了違法偵查。公安機關錯誤將相關嫌疑人員列為追責對象并分別予以移送起訴,程序錯誤。即使認定被告人張宣進構成犯罪,其也并非唯一擔責主體。涉案公司主要涉案人員有三個,分別是李某、陳虎、被告人張宣進。李某為實際控制人,陳虎主要負責日常經營和貨物銷售,張宣進主要負責生產。張宣進并非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陳虎是虛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唯一負責人,其具有成為單位犯罪主要責任人員的嫌疑。


              資金回流情況與相關人員訊問供述不一致,即使按照開票金額另行收取6%—7%的好處費,交易資金與回流資金依然有出入。部分受票公司回流資金為空白,應認定二者資金不存在資金回流。


              占本案涉案稅額較大比重的深圳公司是否已認證抵扣或騙取出口退稅,是否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尚不明確。安慶、舒城、岳西方面公司是否已對抵扣稅款進行補繳,尚不明確。關于是以票面金額還是抵扣金額予以定罪量刑,其立法精神就是以虛開為目的,給國家造成損失。


              公訴機關將稽查局《案件調查報告》列為證據并直接引用其列明的發票金額及數額作為犯罪數額,不符合證據要求。審計鑒證報告存在重大邏輯錯漏。該《審計鑒證報告》是由一個無鑒定資格的人員鑒定、不具備鑒定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一份形式與內容均不符合法律規定,且違背了會計鑒定應具備的科學性、客觀性、嚴謹性、中立性原則的所謂“鑒定意見”。


              關于被告人認罪態度,辯護人認為,張宣進歸案后一直配合公安機關,正是因為本案幾個關鍵人物未進入案件訴訟,才導致證據缺失,誤讓辦案單位認為他認罪態度不好,這也從反面表明,被告人如實供述大部分案件事實,結合其自動投案,應認定為自首,故應當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經審理查明:2011年至2016年間,被告人張宣進借用或冒用沈某1、鄭某2、黃某、張某1、姚某1、袁某、焦某、鄭某3、呂某等人的身份信息注冊成立軒瑞公司、華之杰公司、歐倍爾公司、天驕公司、譽豪公司,張宣進系該5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一、被告人張宣進向深圳蔡某控制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


              被告人張宣進通過董某、姚某2的介紹結識廣東籍人蔡某,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安慶五家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由蔡某通過公司對公賬戶將發票價稅合計金額轉入安慶五家公司對公賬戶,形成虛假的銀行轉賬流水,之后張宣進將收到的資金轉入其控制的個人銀行賬戶,然后從個人銀行賬戶再轉回蔡某提供的個人銀行賬戶,以完成資金閉合循環,張宣進按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金額的5.65%到5.85%收取開票費用。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張宣進利用安慶五家公司向深圳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認證抵扣)共計稅額17406064.06元,價稅合計120474699.65元,收取開票費4030740元。


              具體犯罪事實如下:


              1.2017年2月至12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歐倍爾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市創欣通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7份(稅額604807.55元,價稅合計4162500.00元)、向深圳市海浪鼎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25份(稅額408653.75元,價稅合計2812500.00元)、向深圳市凱鴻鑫紡織服飾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85份(稅額1389422.75元,價稅合計9562500.00元)、向深圳市泰吉達針織服飾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20份(稅額326923.00元,價稅合計2250000.00元)、向深圳市泰盛協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82份(稅額1340384.30元,價稅合計9225000.00元)、向深圳市意欣鵬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50份(稅額817307.50元,價稅合計5625000.00元)、向深圳市兆達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05份(稅額1716345.75元,價稅合計11812500.00元);


              2.2017年5月至8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天驕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市旭天服裝紡織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9份(稅額800961.00元,價稅合計5512499.65元);


              3.2016年3月至9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軒瑞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市凱鴻鑫紡織服飾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80份(稅額1325128.00元,價稅合計9120000.00元)、向深圳市麗港海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0份(稅額496923.00元,價稅合計3420000.00元)、向深圳市瑞旺盛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7份(稅額775897.30元,價稅合計5340000.00元)、向深圳市泰吉達針織服飾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0份(稅額676396.56元,價稅合計4655200.00元)、向深圳市泰盛協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15份(稅額1915623.70元,價稅合計13184000.00元);


              4.2016年4月至5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譽豪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市海浪鼎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0份(稅額669538.40元,價稅合計4608000.00元)、向深圳市泰盛協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75份(稅額1261923.00元,價稅合計8685000.00元);


              5.2016年9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市滿源錦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85份(稅額1416375.90元,價稅合計9748000.00元)、向深圳市海浪鼎實業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30份(稅額2143452.60元,價稅合計14752000.00元)。


              上述開具的發票價稅金額中,除400萬元不予認定為虛開外,其他均為非真實貨物交易的虛開數額。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一)張宣進為“安慶五家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證據


              (1)華之杰公司、軒瑞公司、歐倍爾公司、譽豪公司、天驕公司工商注冊登記信息、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股東會議紀要、股權轉讓協議、情況說明、房屋租賃合同。證實:五家公司基本信息;


              (2)證人沈某2的證言。證實:張宣進借用其身份信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登記成立軒瑞公司,并借用其子鄭某2的身份信息辦理了兩張農行卡用于公司資金流轉;


              (3)證人張某1的證言。證實:張宣進借用其身份信息將其登記為華之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東,并借用其身份信息辦理銀行卡用于公司資金流轉;


              (4)證人姚某1的證言。證實:張宣進借用其身份信息將其登記為歐倍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帶她到徽商銀行和農業銀行辦理了銀行卡并拿走;


              (5)證人焦某的證言。證實:張宣進借用其身份信息將其登記為天驕公司的股東;


              (6)證人袁某的證言。證實:張宣進借用其身份信息將其登記為天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借用其身份信息辦理工商銀行卡由張宣進使用;


              (7)證人鄭某3證言。證實:其不是安慶市譽豪紡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文件上“鄭某3”的簽名不是他簽的,文件中他的身份證復印件是他2015年丟失的身份證;


              (8)證人呂某的證言。證實:未曾到過安慶,未曾聽說過譽豪公司,也非譽豪公司的股東;


              (9)證人張某2的證言。證實:2016年,其用自己的身份證辦過一張尾號0338的徽商銀行卡和一張尾號6177的農業銀行卡給張宣進使用;


              (10)證人孫某的證言。證實:其時任新譽財務公司代賬會計。2013年7月份,胡某安排其幫助沈某1代辦注冊成立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的手續,軒瑞公司的注冊資本是由新譽公司墊付;


              (11)證人胡某的證言。證實:2016年10月張宣進找新譽公司給軒瑞公司代過三個月的賬,代賬費用由張宣進每次以現金方式支付。2016年底,其安排何某配合稅務稽查局對軒瑞公司進行檢查;


              (12)證人何某的證言。證實:其時任新譽公司會計。2015年10月,其受公司老板胡某安排配合稅務稽查局對軒瑞公司檢查,當時只有一個張總(經辨認是張宣進)全程陪同檢查;


              (13)證人華某的證言。證實:其時任新譽財務公司員工。安慶市軒瑞公司是張宣進要求其公司幫忙辦理工商變更手續的。歐倍爾公司是張宣進從原歐倍爾商貿公司處轉讓來的,變更手續費是張宣進交付的。


              (14)證人朱某、王某、楊某1的證言。證實:王某曾為華之杰公司代過賬,2015年張宣進委托其辦理注冊譽豪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及股東的身份證。王某找華信會計財務代理有限公司的丁德平幫忙,華信公司安排公司會計朱某具體操作。朱某證實,工商注冊資料的法定代表人鄭某3和股東呂某的簽字,是由他們把資料備好交給中間人帶回去,讓法定代表人和股東簽字,但具體是否由法定代表人和股東本人簽字,沒有核實。張宣進曾找朱某為華之杰公司辦理變更手續。出面聯系辦理法定代表人、股權變更、代賬事宜的均是張宣進,張宣進應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


              (15)證人宋某的證言。證實:其從2014年至2016年擔任華之杰公司代賬會計,華之杰公司老板是張宣進,2015年稅務局去華之杰生產地點(安慶一鄉下)檢查時只有幾個工人在廠房里紡紗,辦公室就張宣進一人;


              (16)證人金某的證言。證實:2016年底,張宣進委托其代辦安慶市天驕紡織有限公司注冊手續,張宣進給了其2個人的身份證作為公司法人代表和股東,2人沒有到現場辦理手續,代辦資料上的簽名是張宣進代簽的;


              (17)證人黃某的證言(張宣進妻子)。證實:華之杰公司實際負責人是張宣進,張宣進因之前經營眾旺紡織廠不善倒閉,沒有辦理注銷手續,市工商部門在一定期限內不允許張宣進注冊作為公司法人,只好用其的名字注冊。其名下尾號9871的農行卡、尾號5502的徽商銀行卡、尾號3505的郵政儲蓄卡非其本人辦理和使用,卡內資金與其沒有關系;


              (18)證人戴某證言。證實:其時任隆昌紡織公司總經理,2014年初至2016年,其公司與張宣進簽訂的租賃協議,將廠房租給華之杰紡織公司。黃某尾號9871農行卡是張宣進在使用;


              (19)證人余某的證言。證實:發票出現問題后,其曾通過中間人彭某在安慶大學旁邊一小巷子找到戴著口罩的開票人,該人唆使余某指控陳虎,并提供陳虎照片供其認識;


              (20)證人彭某的證言。證實:發票出現問題后,其帶著余某在安慶大學旁邊與張宣進見面,張宣進當時戴著口罩;


              (21)證人吳某證言。證實:發票出了問題后,張宣進曾打電話告知他作假證稱相關布料是從陳虎手里進的貨,他不認識陳虎也未與陳虎聯系,張宣進稱陳虎已經死亡。2018年12月23日早上,張宣進約吳某在黃墩鎮秀山中學門口見面,張宣進向吳某出示陳虎照片,以便吳某指認陳虎,推卸責任;


              (22)證人方某1的證言。證實:其是吳某的兒媳婦。2018年12月23日張宣進到辦公室找吳某,張宣進與吳某電話通話時,聽到“黃墩”、“秀山”之類的地方,以及張宣進提及去找吳某;


              (23)拍攝于2018年12月23日318國道黃墩鎮秀山中學門口的視頻截圖,畫面中出現吳某及登記在黃某名下的HN4881號車輛;


              (24)證人李某的證言:不認識軒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1、不認識鄭某2,是張宣進找的。軒瑞公司注冊資金100萬肯定是我本人支付的。經營活動由我本人負責。我也不知道和哪些公司做生意,都是與深圳一個姓蔡的老板做生意,他讓我給哪家公司發貨,我就給哪家公司發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帶著現金和我們做生意,我也不知道他經營什么公司。在成立軒瑞公司之前,還成立了安徽華之杰有限公司。張宣進幫我聯系了一套設備,花了50多萬。我給現金給張宣進,讓他去買機器。給材料商都是現金支付。公司的會計,都是我看廣告以后,打電話找的。兩家公司與別人做生意,都是公對公,沒有私人銀行賬戶往來,要不就是直接付現金。我在安慶就這兩家公司,沒有其他公司了。與曹縣金茂源紡織有限公司174萬元貨款均為現金支付,現金怎么來的,記不清了。在安慶開廠租賃廠房購買設備的資金均是現金支付。用軒瑞、華之杰法人私人銀行卡是因為業務需要,我私人用錢不從他們賬戶拿錢。華之杰公司是2013年成立的,我是找代辦公司代辦成立的,是我打電話給代辦人員,然后我讓張宣進準備一張身份證給我,我把資金給了代辦人員,代辦人員就幫我把公司注冊了。華之杰公司注冊資本100萬,我不知道是誰的,如何支付出去的,記不清了。華之杰公司設備是到鄭州、廣東等地現場購買,付現金。張宣進工資發現金,陳虎工資發現金。華之杰公司是賺了錢的,毛利潤大概是開票金額,賺的錢主要用于看病和生活開支。軒瑞公司注冊資金100萬,這100萬是誰的我不知道。我還在安慶注冊了安慶市歐倍爾、天驕兩家公司,借錢給陳虎開了安慶譽豪公司。歐倍爾公司是從別人手上變更過來的,天驕公司是我找張宣進找代辦公司成立的,兩個公司我投了一百萬。兩家公司我負責銷售。安慶譽豪公司是我出資的,但是交給陳虎經營,我沒管過,如何注冊成立不清楚,陳虎辦的。我是2015年認識蔡老板,蔡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找到廠里,看中了我的貨。私人賬戶的資金主要用于買賣貨物,發放工資。陳虎每個月工資5000元、張宣進每月工資8000元,我也都是現金發放。代辦公司我找的用現金支付,張宣進找的,我付現金給張宣進,張宣進再支付給他們。投資譽豪公司的資金是現金支付給陳虎的;


              (25)河南省沈丘縣白集鎮后三莊村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證實:該村村民李某,長期患有重病,屬村低保戶,長期不在家居??;


              (26)取款憑證。證實:銀行卡于2016年4月18日取款4萬元的憑證上“黃某”簽名是張宣進簽字的,2017年4月19日和2018年4月5日的取款憑證上簽名是黃某本人簽名的;


              (27)張宣進的供述與辯解:2014年在安慶市公安局大觀分局所作的訊問筆錄中,張宣進明確承認,2011年12月15日開辦安徽華之杰紡織有限公司,法人是黃某,我是公司實際負責人。之所以以黃某作為法定代表人是因為眾旺紡織經營不善倒閉,市工商部門不允許以我的姓名注冊為公司法人,我只好用我老婆黃某的姓名,公司實際的經營負責人是我,我負責一切對外業務。在2015年6月4日大觀區人民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中,明確承認,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我,我負責公司全面業務,華之杰公司的法人章、合同章都由我自己保管。在2016年10月26日,安慶市國稅局所作的詢問筆錄中,明確承認,軒瑞公司是以沈某1名義注冊,我是實際經營人,總經理。但在2018年8月以后供述中,張宣進先后稱李某是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投資人、控制人,五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是由其借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找財務公司代為注冊成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東的個人銀行賬戶是其借用他人身份信息開設的,用于公司資金流轉,但交給李某使用。軒瑞公司注冊資金100萬是財務公司墊資,李某并未實際出資;


              (28)個人業務憑證、張宣進出具的說明。證實:黃某尾號9871的農行卡是黃某辦好后交張宣進。個人業務憑證上的黃某的簽名是張宣進或黃某所簽。張宣進出具說明稱此卡辦好后交給李某使用,其和黃某都沒有使用過這張銀行卡,顯與事實不符;


              (29)辨認筆錄。姚某2辨認張宣進為安慶軒瑞公司老板;張某2是張宣進的侄子,替張宣進辦事的人;沈某1是張宣進妻子,軒瑞公司法人代表;辨認不出李某;焦某、姚某1辨認張宣進是向其借身份證、銀行卡的人;華某辨認張宣進是到新譽財物公司要求代辦軒瑞和歐倍爾公司工商變更手續的人;楊某1辨認張宣進是找他們華信會計公司給華之杰代賬的人;王某辨認張宣進是聘請他給譽豪公司做代賬的人;金某辨認張宣進是其筆錄中提到的讓其代辦天驕公司的張總;何某辨認張宣進是軒瑞公司的張總;戴某辨認張宣進就是華之杰公司生產廠長。


              (二)被告人張宣進向深圳蔡某控制的公司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證據


              (1)深檢刑訴【2019】13號起訴書。證實: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姚某2在明知蔡某為騙取出口退稅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通過其上家董某向蔡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收取蔡某開票費;


              (2)證人姚某2證言。證實:其受蔡某委托通過董某從張宣進掌控的公司購買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以發票價稅合計金額5.65%到5.85%不等的價格拿到發票,再以5.8%到6%不等的價格賣給蔡某,以及開票的流程、走賬和轉賬方式?;亓髻Y金的數額有一定的出入是因為打多少錢,回多少錢完全一樣,容易被公安和稅務發現問題,那么做是為了逃避檢查;


              (3)證人蔡某的證言。證實:其所控制的公司與“安慶五家公司”沒有真實的業務往來,但后又稱在安慶買過400萬元棉紡紗,但記不清是哪家公司生產,其他均非真實交易,按票面金額的6%到6.8%不等支付開票費用,主要是票面金額的6%,通過姚某2購買虛開的增值稅發票,以及資金循環的流程;


              (4)證人董某的證言。董某辯解其介紹姚某2和張宣進做棉紗生意,但其承認幫張宣進轉交過發票給姚某2,其不知道姚某2和張宣進之間是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姚某2向其匯的款全部匯給張宣進收款賬戶,即黃某尾號9871農行卡賬戶;


              (5)姚某2尾號6774銀行賬戶向董某尾號4314銀行賬戶轉賬交易明細、董某尾號4314銀行賬戶向黃某尾號9871銀行賬戶轉賬明細表。證實: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姚某2銀行賬戶向董某銀行賬戶轉賬33筆,共計轉賬4963179元;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董某賬戶共計向黃某賬戶轉賬19筆,共計轉賬4030740元;


              (6)29家公司明細。證實:蔡某指認29家公司是其購買的由其實際控制的公司。包括與張宣進控制的5家公司合作的深圳泰盛協公司、深圳凱鴻鑫紡織公司、深圳瑞旺盛實業公司、深圳泰吉達針織公司、深圳麗港海實業公司、深圳海浪鼎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市滿源錦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市旭天服裝紡織有限公司、深圳意欣鵬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兆達實業有限公司;


              (7)順豐快遞數據。證實:2016年4月至7月,董某通過順豐快遞郵寄網銀、文件給姚某2;2016年1月至12月,姚某2郵寄U盤、文件、資料到深圳。據姚某2供述郵寄的是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購銷合同、網銀U盾、出庫單等材料;


              (8)軒瑞公司、譽豪公司、華之杰公司、歐倍爾公司、天驕公司調查報告、詢問筆錄、發票明細、資金回流明細、勘驗筆錄。證實:經國家稅務總局安慶市稅務局稽查局調查:軒瑞公司注冊虛假,無實際經營場所,賬戶資金轉賬不實,資金回流、大額尾款未收付等現象,認定該公司對蔡某虛開騙稅團伙控制的5家企業開具的317份發票沒有真實業務,均為虛開發票。2016年稅務機關在調查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過程中,張宣進供述其為該企業實際經營人。安慶譽豪紡織公司銷售貨款資金大量回流,無實際經營場所,沒有取得進項發票,無電費、加工費和運費支出,存在明顯資金回流、該公司對深圳海浪鼎實業公司和深圳泰盛協公司開具的11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定性為虛開。華之杰公司銷售貨款資金回流率達76.7%,絕大部分是收款當日等額100%回流,生產能力嚴重不匹配,該公司開具給深圳海浪鼎實業公司和深圳滿源錦實業公司的21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虛開發票,2016年底該局對該企業實施過檢查,確認該公司實際經營人和財務負責人是張宣進。歐倍爾公司絕大部分銷售收款于銷售當日100%回流,大宗交易未付款,生產能力嚴重不匹配,該公司向蔡某掌控的深圳公司開具的423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虛開發票。該公司與安慶市天驕紡織公司的注冊地址和生產經營地址相同,系“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天驕公司銷售貨款資金回流率達97%,資金交易不真實,生產能力嚴重不匹配,運輸費用不匹配,該公司向蔡某掌控的深圳旭天服裝紡織公司開具的49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虛開發票。該公司與安慶市歐倍爾紡織公司系同一注冊生產地址、公用生產設備、同一生產人員和管理人員;


              (9)生產能力檢查說明。證實:根據安慶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調查,軒瑞公司無實際經營場所,不具備與開票業務量相應的生產能力。華之杰公司對外主要開具各種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但該廠沒有紡紗和軋花設備,也沒有相關委托加工發票,且電費能耗與生產嚴重不符,故該公司生產能耗與銷售嚴重不符。譽豪公司無任何進項發票,無電費、加工費、運費支出,無農產品收購發票,無實際經營場所和生產設備,法定代表人失聯,不具備生產能力;


              (10)證人丁某的證言。證實:其系安慶市沿江東路162號房產的所有人,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其將該處房產出租給胡江穩了,其不認識沈某1、張宣進。軒瑞公司注冊資料中的房屋租賃合同不是其簽訂的;


              (11)證人楊某2證言。證實:其是2014年6月前后幫蔡某打工,主要幫他實際控制的公司做賬,申報增值稅或者出口退稅。上述這些企業(蔡某控制的企業)沒有實際生產和經營。蔡某控制的29家企業的進項票都是蔡某向上游企業買來的;


              (12)資金回流銀行轉賬記錄明細。證實:蔡某控制的公司與張宣進控制的公司出現資金回流,通過私人賬戶完成資金循環閉合。資金回流比例達67%-100%;


              (13)被告人張宣進的供述與辯解:李某安排其開過增值稅專用發票,李某本人不會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大部分發票是由其開具,代賬會計也開過,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否虛開,不清楚。幫助姚某2開辦過工廠,和董某之間有資金往來。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都是李某,是李某讓其借他人身份證委托會計公司注冊成立的,其在公司負責生產,陳虎負責銷售。深圳蔡某在李某的5家公司都購買過混紡紗,其受李某安排到稅務局領過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的票都有真實貨物往來;


              (14)審計報告。經安徽恒健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認為: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張宣進利用軒瑞、華之杰、歐倍爾、天驕、譽豪五家公司向蔡某控制的深圳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認證抵扣)共計1095份,貨物金額106388635.59元,稅額18086064.06元,價稅合計124474699.65元。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二、被告人張宣進向安慶、舒城等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


              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張宣進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安徽華之杰紡織有限公司向安慶、舒城等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105張(已認證抵扣),貨物金額9693579.67元,稅額1647908.47元,價稅合計11341488.14元。具體犯罪事實如下:


              1.2016年1月至8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軒瑞公司向懷寧縣鑫華制衣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0份,稅額148638.98元,價稅合計1022986.05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增值稅專用發票明細表、懷寧縣稅務局的說明、國稅納稅申報表、認證結果通知、認證清單。證實:2016年1月至8月,安慶市軒瑞紡織有限公司開具給懷寧鑫華制衣有限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共10張;


              (2)視頻截圖、機動車信息證明。證實:經吳某辨認,2018年12月23日10時13分,張宣進駕駛皖H×××××本田轎車到懷寧縣黃墩鎮秀山中學大門口與吳某見面。皖H×××××本田轎車登記在黃某名下;


              (3)不起訴決定書。證實:懷寧縣人民檢察院懷檢刑不訴【2020】12號不起訴決定書認定:被告人吳某成立懷寧縣鑫華制衣有限公司,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形下,于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通過支付票面金額7%手續費的方式從張宣進經營的軒瑞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0份,稅額148638.98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4)證人吳某證言。證實:其在無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從張宣進處虛開軒瑞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10張用于抵扣稅款。按票面金額(價稅合計)7%—8%支付費用。張宣進曾在黃墩鎮秀山中學門口與其見面,并指示他向公安機關作偽證,謊稱其是向陳虎處購買貨物。虛開的發票都認證抵扣了;


              (5)證人夏某證言。證實:相關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對應的入庫單等單據,相關入庫單是其補做的;


              (6)證人程某證言。證實:鑫華制衣公司是為委托方純加工生產衣服,面(布)料及輔料由委托方提供,沒有在外采購過面(布)料;


              (7)證人方某1的證言。證實:鑫華制衣公司沒有自產自銷業務,都是來料加工服裝。2018年12月23日上午,有名男子(經辨認是張宣進)到鑫華公司找吳某,并電話聯系吳某,聽到對話中有提到“黃墩”、“秀山”之類的地方;


              (8)辨認筆錄。證實:吳某辨認張宣進就是以安慶市軒瑞紡織公司的名義向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姓張的”。方某1辨認張宣進是2018年12月23日到鑫華公司找吳某的男子;


              (9)被告人張宣進供述和辯解:我安排過華之杰公司向懷寧鑫華制衣服飾有限公司發貨,發票是陳虎或李某開好了交給我,有時是我交給對方老板,有時是對方到廠里來拿的;


              (10)審計報告、認證結果通知書、認證結果清單、發票抵扣聯、發票清單。證實:2016年1月至8月,軒瑞公司向懷寧縣鑫華制衣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0張,稅額148638.98元,價稅合計1022986.05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2.2016年6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安徽應潔利新材料包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3份,稅額217973.89元,價稅合計1500173.30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立案決定書。證實:懷寧縣公安局于2019年5月28日對安徽應潔利新材料包裝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立案偵查;


              (2)審計報告、懷寧縣稅務局說明、申報抵扣發票明細表。證實:2016年6月,華之杰公司向安徽應潔利新材料包裝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3張,稅額217973.89元,價稅合計1500173.30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3)證人張某3證言。證實:華之杰公司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向應潔利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3張;


              (4)證人陳某1證言。證實:其作為會計只收到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對應的入庫單等單據;


              (5)被告人張宣進供述和辯解:不知道應潔利新材料包裝有限公司,記不清華之杰公司與應潔利公司是否有真實交易往來,華之杰公司開給應潔利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知道是誰開的;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3.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安慶市寶潔麗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6份,稅額61404.87元,價稅合計422610.00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立案決定書。證實:懷寧縣公安局于2019年1月15日對安慶市寶潔麗紡織品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立案偵查;


              (2)不起訴決定書。證實:懷寧縣人民檢察院懷檢刑不訴【2020】16號不起訴決定書認定,被告人汪某1成立寶潔麗公司,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形下,于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通過支付票面金額7%手續費的方式從張宣進經營的華之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6份,稅額61404.87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3)證人汪某1的證言。證實:其通過劉來保獲取了張宣進的電話號碼后,與張宣進聯系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后華之杰公司向寶潔麗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按票面價稅合計金額7%支付開票費用。其曾與張宣進在安慶見面,拿增值稅發票,這些發票都認證抵扣了;


              (4)證人劉某證言。證實:汪某1曾問過他在哪能搞到增值稅專用發票,其將張宣進的電話號碼給了汪某1,叫他自己與張宣進聯系;


              (5)證人陳某2證言。證實:其是代賬會計,當時只收到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對應的入庫單等單據;


              (6)辨認筆錄。證實:劉某辨認張宣進;汪某1辨認劉某是給張宣進手機號碼的人;


              (7)審計報告、認證結果通知書、認證結果清單、發票抵扣聯、發票抵扣清單。證實:2014年至2016年,華之杰公司向安慶市寶潔麗紡織品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6張,稅額61404.87元,價稅合計422610.00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4.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懷寧縣汪某1衛生制品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份,稅額272841.12元,價稅合計1877788.91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立案決定書。證實:懷寧縣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3日對懷寧縣汪某1衛生制品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立案偵查;


              (2)不起訴決定書。證實:懷寧縣人民檢察院懷檢刑不訴【2020】13號不起訴決定書認定:被告人方某2成立懷寧縣汪某1衛生制品廠,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形下,于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通過支付票面金額7%手續費的方式從張宣進經營的華之杰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份,稅額272841.12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3)證人方某2證言。證實:張宣進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華之杰公司向懷寧縣汪某1衛生制品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張。按票面上價稅合計6%至8%付費用。這些發票都到懷寧縣國稅局認證抵扣了;


              (4)證人汪某2證言。證實:其是懷寧汪某1衛生制品廠的代賬會計,只收到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對應的入庫單等單據;


              (5)辨認筆錄。證實:方某2辨認張宣進就是以華之杰公司名義向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人;


              (6)被告人張宣進供述和辯解:懷寧汪某1衛生制品廠老板好像姓方,這家廠在華之杰公司購買過廢布、廢紗,是我安排發貨的,華之杰公司開給汪某1衛生制品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有真實交易的,陳虎是華之杰公司銷售負責人,他開好票,我發貨時把票給方老板;


              (7)審計報告、認證結果通知、認證結果清單、發票認證抵扣聯、發票及其抵扣清單。證實:2015年至2016年,華之杰公司向懷寧汪某1衛生制品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7張,稅額272841.12元,價稅合計1877788.91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起事實。


              5.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安徽偉業制衣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6份,稅額585713.47元,價稅合計4031086.90元;向舒城偉美制衣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0份,稅額162695.63元,價稅合計1119728.87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立案決定書。證實:舒城縣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7日對舒城偉美制衣廠、安徽偉業制衣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立案偵查;


              (2)舒城縣公安局起訴意見書。證實:舒城縣公安局舒公(經)字【2020】1號起訴意見書認定:被告單位舒城偉美制衣廠、安徽偉業制衣,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形下,涉嫌接受華之杰紡織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46張,稅額合計748409.10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3)證人劉和云證言。證實:舒城偉美制衣廠、安徽偉業制衣有限公司通過一個自稱陳虎的人,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以安徽華之杰紡織有限公司的名義向舒城偉美制衣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0張,向安徽偉業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6張,收取開票金額6%-7%的開票費,并走賬。發票全部認證抵扣了;


              (4)辨認筆錄。證實:劉和云辨認陳虎是其筆錄中提到推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人;


              (5)審計報告、認證結果通知書、認證清單、發票抵扣認證清單。證實:2015年至2016年,華之杰公司向安徽偉業制衣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6張,稅額585713.47元,價稅合計4031086.90元;向舒城偉美制衣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0張,稅額162695.63元,價稅合計1119728.87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6.2015年2月至2016年4月,被告人張宣進利用華之杰公司向岳西縣千層浪服飾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3份,稅額198640.51元,價稅合計1367114.11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證據加以證實:


              (1)立案決定書。證實:岳西縣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2日對岳西縣千層浪服飾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立案偵查;


              (2)轉賬記錄。證實:彭某自2013年至2017年與張宣進、黃某、張某1的銀行轉賬記錄;


              (3)證人余某證言。證實:其是岳西千層浪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其通過彭某購買過華之杰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015年3月的2筆業務進項價稅額224400元有真實棉布業務,后期沒有其他業務。虛開的增值稅發票按價稅的8%支付費用;


              (4)證人汪某3證言。證實:岳西千層浪公司的進項專用發票由其向稅務機關申請抵扣,安徽華之杰公司進項價稅合計1130731.97元,抵扣稅款164294.38元經查證認證清單,都抵扣了;


              (5)證人彭某證言:其介紹余某到華之杰公司購買棉布,并居中聯系陳虎和張宣進多開發票給余某,但不是虛開,發票下個月購貨沖抵。黃某尾號9871的銀行卡是張宣進在使用;


              (6)被告人張宣進的供述和辯解:我知道岳西千層浪服飾有限公司,這家公司在華之杰買過棉布,是我安排發貨的,發票是陳虎或李某開的,發票對應的交易往來是真的,我沒開過這些發票,我不認識千層浪公司余某,沒有賣過虛開的發票給他;


              (7)辨認筆錄。證實:余某辨認彭某是幫其聯系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人;彭某辨認張宣進是華之杰公司開發票的人;


              (8)審計報告、(2020)皖0828刑初17號刑事判決書、認證結果通知書、認證清單、發票認證抵扣清單。證實:2015年至2016年,華之杰公司向岳西千層浪服飾有限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3張,稅額198640.51元,價稅合計1367114.11元,已全部認證抵扣。


              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本案事實。


              除上述證據證明本案事實外,還有經庭審質證并查證屬實的下列綜合證據:


              (1)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證實:2018年7月9日,安慶市公安局迎江分局接市局經偵支隊轉發的云端廣東省深圳市蔡某等人騙取出口退稅案集群戰役線索。安慶市公安局迎江分局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偵查;


              (2)戶籍證明、不起訴決定書。證實:被告人張宣進達到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其于2016年5月30日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安慶市大觀區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


              (3)歸案經過。證實:2018年8月11日,張宣進主動到安慶市公安局迎江分局經偵大隊投案,當日被刑事拘留。


              綜合控辯雙方的意見,對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作如下評析:


              一、張宣進是否為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公訴機關認為,張宣進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冊成立安慶五家公司,為安慶五家公司實際控制人。被告人及辯護人認為,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李某,陳虎為公司銷售負責人。經查,李某屬村低保戶,身患尿毒癥,未為安慶五家公司注冊、運行提供任何資金支持,以及人、物、力的支持,與名義股東、法定代表人互不認識。李某陳述曾為相關公司注冊提供過現金,但與相關公司注冊資金系財務公司墊資的事實也明顯矛盾,故被告人及辯護人認為李某是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既與相關證據證明的客觀事實不符,也與常理相悖??v觀被告人張宣進,借用他人身份注冊成立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合同、聯系財務公司代辦注冊、借用他人身份信息開辦銀行賬戶并使用、聯系并開具、交付增值稅專用發票、與受票公司進行外圍協調等,同時結合張宣進在2014年安慶市公安局大觀分局、2015年大觀區人民檢察院、2016年安慶市國稅局對其所作的筆錄當中,均明確承認其是華之杰公司、軒瑞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其妻黃某也在相關筆錄中明確證實張宣進為華之杰公司實際負責人。上述證據足以認定安慶五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被告人張宣進。故對被告人及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不予采信。關于陳虎,不排除參與部分開票業務,但不就此否定張宣進為安慶五家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身份,張宣進應當對虛開的全部增值稅專用發票承擔刑事責任。


              二、本案是否屬于單位犯罪


              辯護人認為,本案屬于單位犯罪,公安機關僅對部分公司進行立案,卻對安慶五家公司超范圍偵查,公訴機關列張宣進為被告人,均屬于程序違法。經查,張宣進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冊成立安慶五家公司后,主要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活動,賺取開票費用,相關開票費也是進入由張宣進控制并使用的個人銀行賬戶,故本院認為,本案涉及的犯罪不應以單位犯罪論處。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行為是以公司面目出現的,公安機關對相關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立案偵查,偵查中,公安機關認為張宣進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公司的犯罪行為即為張宣進個人的犯罪行為,在此,公安機關將張宣進作為公司實際控制人實施的全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一并納入偵查,并無不當。故對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信。


              三、安慶五家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否存在真實的貨物交易


              關于辯護人提出岳西千層浪服飾有限公司負責人余某曾供述與華之杰公司有部分真實交易,但在(2020)皖0828刑初17號刑事案件中,余某對公訴機關指控其接受華之杰公司虛開13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不持異議。該判決已認定案涉13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均為虛開,對此,本院依法予以認定。故對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不予采信。


              關于安慶五家公司向深圳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否存在真實貨物交易,蔡某對此陳述先后不一,先前陳述與安慶五家公司不存在真實的貨物交易,但在2019年7月23日的證言中,蔡某稱在安慶買過400萬元的棉紡紗,但不能確認由哪家公司生產,其他均非真實貨物交易。因蔡某對該400萬元的供述前后矛盾,故基于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對該存疑的400萬元價稅金額不宜認定為虛開。根據已經查明的開具給深圳公司的稅額比例,該400萬元的價稅金額,應認定稅額為68萬元,上述價稅金額及稅額應當予以扣除。


              除此外,安慶五家公司向深圳公司虛開的其他增值稅專用發票,有國稅部門的調查報告、蔡某、姚某2、董某等相關人的供述及證言、資金回流憑證、審計報告等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關于國稅局出具的調查報告,系國稅部門基于法定職能對安慶五家公司涉案情況進行調查后,出具的綜合性意見,該意見并非單獨作為定案的依據,而是與相關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共同證明本案事實。


              辯護人認為即使扣除開票費的折扣,資金回流數額依然有出入。對此,本院認為,就價稅金額部分已經扣除了存疑的400萬元。其次,據姚某2證實,如果打多少錢,回多少錢完全一樣,容易被公安機關和稅務機關發現問題,資金回流有出入是為了逃避檢查。同時考慮到,雙方公司開票往來截止至2017年12月,但2018年1月份深圳市公安機關即對蔡某涉嫌騙取出口退稅罪進行偵查。綜上,本院認為,開、受票雙方在一段時間內資金回流數額存在部分出入,不影響本院根據相關證據對虛開行為的認定。


              四、案涉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否已經認證抵扣


              辯護人認為,部分發票沒有相應的證據證明已被抵扣。經查,向深圳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深圳市稅務局已出具認證相符的明細清單,審計報告根據相關資料進行了審計,應當認定向深圳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已認證抵扣。關于向懷寧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雖然懷寧縣稅務局出具說明,部分發票抵扣情況未在電子底賬系統查詢到。但經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提交了當初的發票抵扣聯、認證結果通知書、認證結果清單等會計資料,會計師事務所對此進行了補充審計,出具了補充說明,案涉向懷寧公司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已全部認證抵扣,上述抵扣情況與受票企業相關負責人的供述及證言也相互印證,應予認定。故對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不予采信。


              關于審計報告,在本案中屬于書證,非司法鑒定意見,辯護人以司法鑒定意見的標準來考察審計報告于法無據。審計報告前期分為報告和補充說明,報告中部分文字性錯誤,已經修正、整合為一份新的審計報告。該份報告審計主體具有相應資質、程序合法。審計報告意見,本院將結合相關證據依法予以認定。辯護人認為報告引用了已經廢止的法律文件。經查,報告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指出,關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再參照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本院認為,被告人張宣進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規定,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款數額合計19053972.53元,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且虛開稅款數額巨大,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應當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辯護人認為部分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未予認證抵扣,未造成稅款流失,不應以犯罪論。本院認為,根據相關學術觀點及判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認定,有三種觀點,即行為犯、目的犯及結果犯,但結果犯在學術界及司法實務中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辯護人片面以稅款是否抵扣來定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實為將本罪以結果犯論,不足為取。相關學術觀點及判例只是認為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的虛開行為,不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論處。辯護人將此簡單理解為沒有認證抵扣就不構成犯罪的辯護觀點,與刑法相關條文、最高人民法院相關通知的規定相悖,也與相關學術觀點、判例不符。而且本案涉及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已認證抵扣。綜上,對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不予采信。


              被告人張宣進雖自動投案,但未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應認定為自首,故對辯護人關于被告人構成自首的辯護意見,不予采信。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張宣進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罰金限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繳納);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12日至2034年8月4日);


              二、被告人張宣進違法所得人民幣四百零三萬零七百四十元,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安徽省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審?判?長??胡毅杰


              人民陪審員??凌?紅


              人民陪審員??唐?明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書?記?員??潘?晶


              附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零五條第一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三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第五十二條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


              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者分期繳納。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納。對于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


              第六十四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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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23
              來源: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

              判例(2020)皖11行終56號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二審行政判決書

                行 政 判 決 書


              (2020)皖11行終56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花園路85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11341100MB18838291。


              負責人吉霖,該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馬小,安徽江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花園西路85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113411000032055386。


              負責人張昌德,該局局長。


              出庭負責人甄煜,該局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常春,該局法制科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馬小,安徽江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凱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中都大道1555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41103556312536D。


              法定代表人朱啟龍,該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委托代理人李榮法,北京國楓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趙義華,安徽元貞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以下簡稱市稅務稽查局)、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以下簡稱市稅務局)因與被上訴人凱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迪公司)稅務行政管理稅務征收及行政復議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南譙區人民法院(2019)皖1103行初70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10年8月16日,滁州市招商局(甲方)與凱迪公司(乙方)簽訂一份投資協議書,乙方決定在滁州投資興業。協議約定了投資的數額、項目、占地面積、優惠政策、雙方義務、違約責任等。協議簽訂后,凱迪公司通過招拍掛取得了上述建設用地,并陸續投入資金進行開發建設。2016年7月,滁州市地方稅務局征管分局委托亞太鵬盛稅務師事務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對凱迪公司2013、2014、2015年企業所得稅進行評估鑒證,根據該所出具的評估鑒證報告,凱迪公司無需繳納2013年至2015年的企業所得稅。


              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于2017年5月8日作出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載明:我局于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月13日對你單位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地方稅收及基金、附加申報繳納情況進行了檢查,載明了違法事實,處理決定如下:對凱迪公司2011-2013年度少申報繳納的企業所得稅29113818.1元,依法予以追繳,并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限你單位自收到本決定書15日內到滁州市地方稅務局辦稅服務分局,將上述應補繳的企業所得稅29113818.1元,以及應按規定加收的滯納金繳納入庫,并進行相關賬務調整。逾期未繳,按規定強制執行。2017年5月9日,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向凱迪公司送達了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2017年8月15日,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作出并向凱迪公司送達的滁地稅催[2017]1號催告書載明:“我局于2017年5月9日向你單位送達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但你單位在法定期限內仍未繳清稅款29113818.1元,現向你單位催告,請你單位自收到本催告書之日起十日內到滁州市地方稅務局辦稅服務分局繳納稅款及滯納金。逾期未履行義務,我局將依法強制執行。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4月26日,凱迪公司多次共繳納稅款29113818.1元、滯納金4819138.04元。


              2018年8月9日,市稅務稽查局向凱迪公司送達滁稅稽通[2018]10號稅務事項通知書,通知凱迪公司“因稅務機構改革,原對你單位開展檢查的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現已變更為市稅務稽查局,將繼續對你單位開展后續的執法事項”。2018年8月29日,市稅務稽查局作出滁稅稽強催[2018]1號催告書,載明:“本機關于2017年5月9日向你單位送達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你單位在法定期限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五條規定,現依法向你單位催告,請你單位自收到本催告書之日起二日內履行下列義務:1、繳納自稅款滯納之日起,依法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21764504.84元。逾期未履行義務的,本機關將依法強制執行。2018年9月13日,市稅務稽查局作出并向凱迪公司送達滁稅稽強扣[2018]1號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決定從凱迪公司交通銀行、徽商銀行等銀行賬戶扣繳滯納金21764504.84元。后作出并向交通銀行、徽商銀行等送達滁稅稽扣通[2018]1號、2號、3號、4號、5號扣繳稅收款項通知書,共從凱迪公司賬戶中扣繳21764504.84元。


              后凱迪公司向該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市稅務稽查局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的滁稅稽強扣[2018]1號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市稅務稽查局返還凱迪公司人民幣26583642.88元等。該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8)皖1103行初37號行政判決:一、撤銷市稅務稽查局作出的滁稅稽強扣[2018]1號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二、市稅務稽查局返還凱迪公司人民幣21764504.84元;三、駁回凱迪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市稅務稽查局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皖11行終5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19年7月24日,市稅務稽查局作出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載明:“由于你單位未完全履行已送達生效的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稅務處理決定書(滁地稅稽處[2017]12號)所作出的處理決定,未足額繳納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計算加收的滯納金。即應繳滯納金為26513761.82元,已繳滯納金4819138.04元,應繳未繳的滯納金21694623.78元(滯納金的加收標準、計算方法及具體金額等詳見滯納金計算表)。對你單位應繳未繳的滯納金21694623.78元,限你單位于收到本通知書之日起7日內申報繳納。后凱迪公司向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市稅務局受理后,向凱迪公司送達了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向市稅務稽查局送達了行政復議答復通知書;2019年10月16日,市稅務局作出并向凱迪公司送達滁稅復決字[2019]7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市稅務稽查局作出催繳應繳未繳滯納金的稅務行政行為(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凱迪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中,凱迪公司對2011年和2012年其從滁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征遷和社區建設管理中心取得的拆遷補償款119095300元是否應繳納企業所得稅,因其對投資協議書及稅收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未將政府補貼及時確認為當期損益,不存在偷稅的主觀故意?!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七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加收滯納金的起止時間,為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稅款繳納期限屆滿次日起至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實際繳納或者解繳稅款之日止?!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八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補繳和追征稅款、滯納金的期限,自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應繳未繳或者少繳稅款之日起計算。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于2017年5月9日作出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限凱迪公司自收到本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補繳稅款及滯納金,未查明或認定凱迪公司少繳稅款日期。市稅務稽查局作出的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決定分別從2012年6月1日、2013年6月1日、2014年6月1日開始加收凱迪公司2011年至2013年滯納金無法律依據。綜上,市稅務稽查局作出的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認定事實不清,依據不足。市稅務局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認定事實不清。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之規定,判決:撤銷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和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作出的(滁稅復決字[2019]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負擔。


              上訴人市稅務稽查局上訴稱:1.原判認定稅務處理決定書未查明或認定凱迪公司少繳稅款日期與事實不符。原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依法作出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的違法事實部分、處理決定部分不僅告知了補繳稅款的所屬期,同時還告知了加收滯納金的起始時間即“從滯納稅款之日起”。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十四條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這應該屬于法庭可以直接認定的事實。而凱迪公司作為一個財務健全的納稅人,也應當知曉上述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只要求行政機關將“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標準”告知當事人,沒有其他任何法律要求將“少繳稅款日期”告知當事人。2.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是依據已生效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作出的,責令凱迪公司限期繳納剩余未繳清的滯納金,事實清楚,且有明確的法律依據。3.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僅是告知凱迪公司依法履行繳納滯納金義務的催繳稅款文書。該文書作出的依據是已生效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該文書為擬作出行政強制行為而實施的準備等過程性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故原判事實認定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駁回凱迪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市稅務局上訴稱:1.原判認定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未查明或認定凱迪公司少繳稅款日期與事實不符。2.原判認定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加收滯納金無法律依據,與事實不符。3.原判對已生效的稅務處理決定書審查違反納稅爭議復議前置規定。4.稅務事項通知書為擬作出行政強制行為而實施的準備等過程性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5.對凱迪公司補繳和追征稅款、滯納金的期限應從稽查開始的時間2016年12月起算。故原判事實認定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駁回凱迪公司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凱迪公司辯稱:1.稅務機關無權要求其公司補繳稅款及滯納金?!吨腥A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企業所得稅分月或者分季預繳;企業應當自月份或者季度終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稅務機關報送預繳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預繳稅款;企業應當自年度終了之日起五個月內,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并匯算清繳,結清應繳應退稅款;企業在報送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應當按照規定附送財務會計報告和其他有關資料。如果企業少繳稅款,那么該少繳稅款需加收滯納金的起算日期應當是各月份或季度終了的十五日后的次日,而不是年度終了之日起五個月期滿后的次月一號。市稅務稽查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沒有查明或認定該少繳稅款應加收滯納金的計算日期,并稱這是納稅人應當知曉,并自行確定其加收滯納金的“滯納稅款之日”沒有法律依據。另外,其公司取得稅務處理決定書中所稱拆遷補償款的時間分別是2011年10月20日32445300元,2011年12月10000000元,2011年12月2日15000000元,2012年1月10日11650000元,即使該拆遷補償款應當計入營業外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前三筆款項應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時間為2012年1月15日之前,第四筆款項應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期限為2012年4月15日之前。稅務處理決定書作出的時間為2017年5月8日,也超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的期限。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稱自立案稽查時間計算五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2.稅務事項通知書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市稅務稽查局在稅務處理決定書中未查明或認定少繳稅款日期,導致其在稅務事項通知書的所附滯納金計算表中擅自將少繳稅款起算日期分別認定為2012年6月1日、2013年6月1日和2014年6月1日缺乏事實依據。稅務事項通知書未告知其公司作出該文書程序上的法律依據,應視為無法律依據。3.其公司起訴屬于人民法院案件審理范圍。稅務事項通知書發文的對象是其公司,并要求其公司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的內容很具體,有金額、時間等,直接侵害了其公司利益,顯然不是行政機關的內部活動或行為,不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中規定的行政機關內部的準備、論證、研究、層報等過程性行為。4.原審法院對稅務處理決定書審查不違反法律規定。原審法院并未就稅務處理決定書受理立案。稅務處理決定書作為一項行政行為,具有既定效力,但是生效并不等于合法,行政相對人只是失去了起訴的權利,不等于該行政行為合法。在本案中,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將稅務處理決定書作為本案證據提交,原審法院審查其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是必須進行的程序。5.主管稅務機關對案涉拆遷補償款未計入營業外收入補繳企業所得稅負有責任,不應對其公司加收補繳稅款滯納金。其公司在原審期間提交的亞太鵬盛稅務師事務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出具的《證明》,原審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評估鑒證報告》證實,其公司是由于征得了主管稅務機關(滁州市地方稅務局征管分局)的同意才未將119095300元拆遷補償款調整計入應納稅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蹲C明》和《評估鑒證報告》雖然于2016年作出,但是其內容都是與本案涉及的拆遷補償款有關,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未提出相反證據予以反駁,上述兩份證據真實性、合法性及證明效力均已經成立。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認為該鑒證報告作出的時間為2016年,故與本案2011、2012和2013年的補繳稅款無關的意見不成立。其公司不存在偷稅的主觀故意。綜上,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市稅務稽查局向原審法院提交的證據、依據有:1.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文書送達回證證明,[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已依法送達凱迪公司,凱迪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內向原滁州市地稅局申請復議,故該稅務處理決定書已經生效;2.關于分期繳納稅款的報告證明,凱迪公司對應補稅款29113818.1元沒有異議,進一步證明[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認定凱迪公司違法事實的客觀性;3.稅務事項通知書、送達回證證明,其單位依據[2017]12號處理決定書作出稅務行政行為。


              市稅務局向原審法院提交的證據、依據有:1.《稅務處理決定書》(滁地稅稽處[2017]12號)及送達回證證明,該案涉稅事項經原滁州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于2017年5月9日向凱迪公司送達,凱迪公司未在法定的復議期限申請行政復議;2.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市稅務稽查局要求凱迪公司按照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的要求繼續履行相關義務;3.滁稅復受字第[2019]5號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受理行政復議申請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市稅務局依法受理凱迪公司提起的行政復議;4.滁稅復受字第[2019]5號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行政復議答復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證明,市稅務局依法要求市稅務稽查局限期提交書面答復;5.滁稅稽答[2019]2號市稅務稽查局行政復議答復書證明,市稅務稽查局按期提供書面答復及相關證據;6.滁稅復字第[2019]7號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行政復議決定書及回證證明,市稅務局依法作出行政復議決定并送達。


              凱迪公司向原審法院提交的證據、依據有:1.稅務事項通知書證明,市稅務稽查局再次要求其公司補繳企業所得稅滯納金;2.亞太鵬盛稅務師事務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出具的證明一份證明,原滁州市地方稅務局征管分局聘請外部鑒證機構進行審計,同意凱迪公司收到的滁州市政府的獎勵款不作為營業外收入處理,無需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3.行政復議決定證明,市稅務局作出復議決定維持了市稅務稽查局的《稅務事項通知書》;4.(2018)浙06行終75號行政裁定書證明,在該裁定書中法院認為稅務處理決定書所認定的事實,并不屬于《最高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中,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的事實,也不屬于該規定第七十條規定的生效的人民法院判決文書,或仲裁機構裁決文書確認的可以作為定案依據的事實;5.(2013)深中法行終字第126號行政判決書證明,法律法規并沒有規定一律以法定匯算清繳的期限(次年即次年的5月31日)或者實際匯算清繳日期,作為少繳稅款的起算日。市稅務稽查局錯誤適用法律,追繳其公司2011/2012年度的企業所得稅。


              上述證據均隨卷移送本院。


              二審期間,凱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份拆遷補償款匯兌憑證證明,其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32445300元拆遷補償款,2011年12月23日10000000元拆遷補償款,2011年12月21日15000000元拆遷補償款,2012年1月10日11650000元拆遷補償款。


              經審查,原判對證據的認定符合法律規定,凱迪公司提交的四份拆遷補償款匯兌憑證與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中載明的相關款項數額、年度不沖突,且此證據證明內容與原判認定事實不沖突。本院對原判查明的案件事實依法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一、凱迪公司對市稅務局作出的維持市稅務稽查局作出催繳應繳未繳滯納金的稅務行政行為(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的滁稅復決字[2019]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提起訴訟是否屬于法院受理范圍;二、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是否應予撤銷。


              關于凱迪公司起訴是否屬于法院受理范圍問題。認定是否屬于可訴的行政行為,應當考察該行政行為是否具有對外性、是否屬于行政主體作出的行為、是否具有處分性等。對于程序性行政行為,如果該行為不涉及終局性問題,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沒有實質影響的,屬于不成熟的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但如果該程序性行政行為具有終局性,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實質影響,并且無法通過提起針對相關的實體性行政行為的訴訟獲得救濟的,則屬于可訴行政行為,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吨腥A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一百條規定,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的納稅爭議,是指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對稅務機關確定納稅主體、征稅對象、征稅范圍、減稅、免稅及退稅、適用稅率、計稅依據、納稅環節、納稅期限、納稅地點以及稅款征收方式等具體行政行為有異議而發生的爭議。本案中,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提交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證明,該稅務事項通知書確認上述稅務處理決定書沒有的滯納金數額及計算滯納金的起止日期。市稅務局提交的滁稅復決字[2019]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及凱迪公司提交的行政起訴狀證明,凱迪公司因認為上述稅務事項通知書關于滯納金的計算和征收方式違反法律規定,沒有法律依據等問題向市稅務局申請復議,后因對復議決定不服起訴。故凱迪公司訴訟符合法律規定,屬于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關于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是否應撤銷問題。加收滯納金的起止時間,為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稅款繳納期限屆滿次日起至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實際繳納或者解繳稅款之日止。補繳和追征稅款、滯納金的期限,自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應繳未繳或者少繳稅款之日起計算。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因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追征稅款、滯納金;有特殊情況的,追征期可以延長到五年。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追征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款,不受前款規定期限的限制。本案中無證據證明,凱迪公司有偷稅、抗稅、騙稅行為,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及其所依據的滁地稅稽處[2017]1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均未確定凱迪公司應繳稅款的繳納期限,但該通知書直接決定分別從2012年6月1日、2013年6月1日、2014年6月1日開始加收凱迪公司2011年至2013年滯納金,與法律、法規規定不符。


              綜上,滁稅稽通[2019]16號稅務事項通知書對加收滯納金的起止計算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市稅務局滁稅復決字[2019]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市稅務稽查局、市稅務局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宋珺梅


              審判員??王忠良


              審判員??蘇春琴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書記員??施承文


              附:本案適用法律條款:


              第八十九條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的,判決或者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后,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需要改變原審判決的,應當同時對被訴行政行為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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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22
              來源: 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判例(2020)新行申73號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與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其他行政行為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

              行 政 裁 定 書


              (2020)新行申73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華凌市場國際商貿廣場負一層A座53號。


              法定代表人:王蘭花,該公司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武禮斌,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施志群,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稅務局,住所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天山區青年路397號。


              法定代表人:**,該局黨委書記、局長。


              再審申請人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增泰公司)因與被申請人國家稅務總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區稅務局)稅務行政其他一案,不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新01行終179號行政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F已審查終結。


              增泰公司申請再審稱,1.一、二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案涉《處理決定書》設定的金錢給付義務嚴重超出納稅義務金額,超出部分不屬于納稅事項,其實質為行政處罰款;2.依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及《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當事人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強制執行措施或者稅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之規定,針對案涉《處理決定書》中“以征代罰”的處罰內容,申請人可以直接提起復議或者訴訟,且不需要先繳清稅款和滯納金。一、二審法院以及被申請人只審查申請人是否繳清稅款、滯納金,卻未審查《處理決定書》中是否包含處罰內容,剝奪了申請人的復議權及訴訟權;3.即使申請人未能繳清稅款和滯納金,申請人也可以直接對案涉《處理決定書》中的行政處罰提起復議或訴訟,并且稅總發[2018]174號文己明確要求各級稅務機關不能一刀切的不受理所有尚未繳清稅款、滯納金或者提供納稅擔保的行政復議申請。請求:1.撤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2019)新0105行初72號行政判決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新01行終179號行政判決;2.撤銷被申請人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新稅復不受[2019]1號),并判令被申請人受理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3.本案訴訟費用由被申請人負擔。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才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抖悇招姓妥h規則》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人對本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行為不服的,應當先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申請人按照前款規定申請行政復議的,必須依照稅務機關根據法律、法規確定的稅額、期限,先行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和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才可以在繳清稅款和滯納金以后或者所提供的擔保得到作出行政行為的稅務機關確認之日起60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


              本案中,增泰公司收到國家稅務總局烏魯木齊市稅務局稽查局作出的《關于對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的稅務處理決定》后,其依法享有申請行政復議的權利,但必須先按照處理決定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擔保。本案被申請人收到增泰公司的復議申請后,對其復議申請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進行審查,并依據《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的規定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增泰公司認為處理決定設定的金錢給付義務超出納稅義務金額,超出部分不屬于納稅事項,處理決定中包含“以征代罰”的處罰內容,其該項請求須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實體審查,審查的前提條件是復議機關依法受理了申請人的復議申請后才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本案中,增泰公司在申請復議前未按照處理決定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擔保,被申請人因增泰公司的復議申請不符合受理條件,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并無不當。故對增泰公司的申請再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增泰公司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新疆增泰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的再審申請。


              審判長?迪麗娜 孜 ·巴克


              審判員?馬??????榮


              審判員?倪??????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書記員?米阿力木·阿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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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時間:2020-07-12
              來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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